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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十届市政协委员,本职工作很多。我担任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的副院长,分管教学与研究生等主要业务工作,还担任一级学会《文心雕龙》学会的副会长与多项学术兼职。即便平素行政上的事情很繁忙,学术研究上更是承担多项科研项目,但是我在政协委员的岗位上,努力履行了一位政协委员的职责。
我虽然长期在高校工作,却十分关心首都的建设与安全。最有影响的是2004年在市政协十届二次全会上我提出的“关于建立首都公共安全防患热线的建议”。我在首都长期的生活中发现一个奇怪的现象,涉及公共安全方面的报警电话有110、122、119、120等,专门的热线也有扫黄打非、天然气报修、供电抢修等,但是却没有一条有关公共日常安全的专线与热线电话,这是极不正常的,与“以人为本”的宗旨不相符合。随着城市生活节奏的加快,外来人口的剧增(已超过400多万),人们生活方式的丰富多彩,大型活动日渐增多。与国际交流的增多,特别是2008年奥运会的迫近,北京公共日常安全问题越来越突出。目前政府主管部门尽管对此已经投入很大的精力与物力,但是受客观条件的限制,疲于奔命,防不胜防,难以承担越来越严重的公共日常生活的安全防患问题。因此,必须借鉴国外的经验,动员全民加强安全防患意识,及时发现问题,防患于未然,从根本上杜绝重大事故的发生。我赞成北京实行“一号通”,就是只要拨打一个固定的号码,指挥中心就会根据情况通知有关部门进行处理。“这样可以有利于百姓报警,也能大大地节省警力资源”。我的这个建议在当时受到媒体的广泛关注,新华网以及各种新闻媒体都作了报道,《北京娱乐信报》的委员专访录也作了报道。这一建议为北京市即将实行的报警一号通提供了重要的参考。
2003年,我从人民大学搬到了大兴区。当时,自己选择搬到了位于南郊的大兴区,是看中了这里的地广人稀,环境幽静。但是这几年随着外地人口的大量涌入北京,位于城乡结合部的南郊人口也日益增多,五方杂厝,治安问题也日益增多。大兴区的西红门与金星一带,以及旧宫一带,是北京市治安重点防范地段。2004年,我因为反映大兴区公安局交警作风问题,受到当时大兴区公安局政委的重视,受聘为大兴区公安局的警风监督员。从此,我对于这一带的治安问题更多了一层责任心与留意。通过担任警风监督员,我深深感到南部地区治安问题的严峻性与特殊性。通过实地踏勘与访问,分析出了一些带有普遍性的规律。我看到了这几年随着首都政治与经济的发展,以及奥运的拉动,南部地区正在迅速崛起。同时外地人口增多,交流加强,不可避免地会带来一些问题,特别是治安问题。南部地区从地理上来说,与北京其他地方不同。北京西部与北部多山区,有天然屏障,东部也多山,惟有正南部是一马平川,而大兴区离市区最近。因此,从市里到此地犯罪后再逃往南部的河北廊坊一带最方便。通过担任大兴区公安局警风监督员,我看到了许多具体的案例,深感有责任通过政协信息渠道反映这一情况。为此,我在2006年初写了《关于加强首都南部地区治安防范的建议》信息,经市政协信息刊物《诤友》报送市委、市政府后,受到市领导的高度重视。市委常委、市公安局长马振川作出批示,大兴区公安局收到批示后,专门开会作了传达与安排,然后与我本人进行沟通。大兴分局从继续保持严打高压态势,努力追求打防工作实效;深入开展治安清理整顿,净化社会环境;落实整体防控机制,严密社会面控制;依靠党委政府,增加群防群治力量等四个方面向我作了通报,并感谢政协委员对首都公安工作的关心与支持。这件事使我体会到,政协信息确实是政协委员反映意见建议的“直通车”、“快车道”,具有其独特的优势。
北京申奥成功,圆了国人百年奥运梦想。我十分关注奥运事业,参加了多次人民大学人文奥运研讨会,呼吁从弘扬传统文化的高度来充实2008年北京奥运的人文蕴涵。为此,我提出了《关于利用北京奥运的契机,振奋民族精神》的提案。同时,对于一些具体的情况则充分利用政协信息的方式来反映。比如,在南五环路一带驾车时,经常看到由于这一带相对车辆较少,因此外地入京的大货车常常占用快车道,将外地一些不良的驾驶习惯带入北京。这不仅造成了此地行车秩序的混乱,而且会影响到首都交通的良好习惯与风尚,对2008年北京奥运的良好交通环境的营造来说绝不是小事。但有关部门并不完全知晓这种情况,新闻媒体也没有及时报道。因此,我及时写了《关于南五环行车秩序亟待整治》的信息,由市政协《诤友》信息刊物报送市委、市政府,受到有关领导和职能部门的重视。
自从担任市政协信息工作顾问之后,我非常重视利用政协信息这一快捷、方便的渠道来反映社情民意,特别是一些事关首都稳定与安全的事情。2006年5月初,我所在小区的物业管理公司未经业主同意,自行引入停车公司进入小区收取停车管理费用,加上业主原来就不满物业管理公司,最后激化了业主与停车公司的矛盾,引发了一些业主集会呼吁的群体性事件。当时,我见到此情况后,在第一时间内便通过电话的方式,向市政协信息处反映情况,反复协调,帮助和促进事情的解决。由于在这些方面的突出表现,荣获北京市政协2006年度优秀信息工作者的称号。
我作为中国人民大学的教授与学者,又担任北京市政协委员,积极利用专业上的成就为政协事业作贡献。我曾在2006年的夏天在市政协举办的委员学习日,为政协委员作《国学与和谐社会建设》的专题讲座,阳安江主席亲自全程听了讲座。
作为一名政协委员,我有着浓厚的平民情结。群众利益无小事。政协委员固然应当提出高瞻远瞩的建议,从宏观上为首都的发展作出贡献,更应当将目光转向切切实实的民生,了解民情,反映民意。我在历次政协全会上提出的提案,绝大部分是关于促进南城发展的建议。为了实现中共北京市委与市政府关于南北互动、和谐发展的战略规划,我积极为南城与大兴的发展建言献策。比如关于治理西红门一带的提案就引起了《信报》的关注,2007年6月7日该报对此事作了报道。其他类似的建议也被《北京晨报》所报道,引起了广泛的关注。这些都增加了委员与百姓的联系,树立了政协委员的良好形象。
(作者系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