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高度的责任心建言献策

      政协委员不是个官职，也不是一种特殊待遇，但却有特殊的职责，这个职责就是以高度的责任感与献身精神，用建言献策的方式反映社情民意，促进政府的民主决策、科学决策和相关工作的改进，为构建和谐社会献计出力。

　　 委员都来自于不同的界别，许多都有自己的专职工作，并且是身居领导岗位的管理者。但担任委员之后，他们就变成了双重或多重角色，既是普通的民众，又是工作岗位中的劳动者，还是履行参政议政职责的政协委员，这就要求委员必须摆正自己的位置，正确处理这几者之间的关系，不能仅站在自己所处的行业或职位的角度提出意见和看法，而应从更广泛的、对民众与社会发展最有利的角度，正确地履行职责。

　　 我是一个主要从事房地产行业的国企管理者，近几年国家出台了大量的宏观调控政策，其中就有重点面向房地产行业的紧缩与调控。但作为政协委员，我的提案中从没有只站在本行业和企业的角度，提出过为本企业谋利的提案，而是根据市场公众的利益和国家原有的政策法律基础，提出自己的意见。更重要的则是根据自己的实践，从本行业的实际出发，发现现有政策中不利于社会发展和社会保障的缺陷，有针对性地提出弥补政策缺陷和政府工作错位或缺位的建议。

　　 一般开发商会认为政府所提供的社会保障性住房越少，房地产的市场越好，因为更多的人不得不用商品房解决住房问题，就必然会增加市场中的需求并推动房价的上涨，增加开发商的利润空间。但我却认为商品房只面对有支付能力的消费群体，在推动房地产市场化和住房商品化的同时，恰恰要增加政府的社会保障性住房的供给。当商品房房价上涨时，更应该关心的是低收入家庭和无能力靠商品房改善住房条件的家庭。

　　 当改革使社会进步与发展时，许多低收入家庭更多地承担了改革的成本但未能分享改革成果。比如为国企改革做出牺牲的下岗工人、自谋职业未能分享国家就业安排的年轻人、没有能力或没有机会接受良好的教育而在市场竞争中处于劣势的中年人等等，他们恰恰是最需要政府用财政的转移分配来保障他们的居住权利的。

　　 现有的经济适用住房政策虽然免除了土地出让金，减免了部分税费，做出了限价的规定，但并没有严格地限制准入准出的资格与条件，就使经济适用住房成了变相的商品房，成为了有购买能力家庭的生财工具，使政府的补贴未能有效地发挥保障性作用。这既不利于市场化的推动，也不利于对低收入家庭的居住保障，反而激化了社会矛盾。所以，必须对经济适用住房政策进行重大改革。

　　 为此，我以提案的形式向市政府提出了经济适用住房以租为主的建议，并积极支持政府实行经济适用住房在低收入家庭和社会保障系统内循环的方案，并就北京市廉租房的建设、分配、保障等问题提出了一系列的建议，积极推动政府建立低收入家庭的住房保障制度。

　　 从规范房地产市场秩序的角度出发，推动行业的自律和政府的立法。我也就工程质量的担保和建筑物业权的分配多次提出建议，实现了北京市工程质量与工程款支付的担保立法，推动了《物权法》中建筑物区分的立法工作。可以说，正是由于政协委员提出的提案，促进了政府有关制度的改革，也让更多的家庭、民众与消费者受益。

　　 华远实行的小区业权分配2005年被全国消费者协会评为消费者信得过的最具消费者权益保护的典范案例。华远成为第一个由物业公司对公共设施经营并按比例给小区业主分配收益的企业，也合理地解决了业主的权益保护问题，为《物权法》的确定提供了实验性的案例。

　　除了关心与行业有关的事情之外，政协委员还需更多地关心与社会相关的政策与生存环境。我最得意的大概就是关于降低首都机场高速公路过路费的提案。市政府有关会议曾同意将机场高速路的收费标准从10元提高到15元，但这种提高收费标准的做法明显违背了市场定价规则和市政府的定价行为。在我的提案的推动下，政府最终决定将收费价格退回为10元，恢复了原有的收费标准。仅此一项收费的降低，粗算起来为消费者大约节省了上亿元。近十年的时间，大约降低收费近十多亿元，创造了极大的社会价值。由此看来，每个委员如果都能积极地用提案来关心与民众利益相关的事件，都能积极地发挥对政府行为的监督作用，就会有力地促进社会的和谐。

　　 每一次写提案都会占用委员大量的精力和时间，这确实与委员的工作、生活有冲突，尤其是对尚在领导岗位的委员来说更是如此。处理好这两者之间的关系，拿出更多的精力和责任心则更为重要。政协委员要勇于承担社会责任，这是一种自愿付出的责任，只有心甘情愿地为社会为公众做出奉献，才能真正履行好委员的职责。

　　 委员通过提案履行职责是参加政协的重要工作，深入社会、体察民情、尽职尽责是对委员的一项自律要求。承担因提案而产生的社会与舆论压力，则是对委员心理承受力的一种考验。提案虽不像表扬信一样受办理单位的欢迎，但却代表着民众的心、代表着委员的责任、代表着国家的政治体制的优越性。更多的提案则可减少更多的上访，减少更多的社会矛盾，创造更和谐的社会环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