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从七届开始担任北京市政协委员的,至今已有20个年头了。人生能有几个20年!何况,这20年国家发生了震惊世界的巨大变化,人民政协事业也取得了前所未有的大发展。在历经风雨之后躬逢盛世,这段经历令人难忘,弥足珍贵。
古人云“人生识字忧患始”。知识分子大多具有忧患意识,忧国忧民,关心政治。我也如是。但我的关心政治或者说“参与”政治,除“意识”之外,也仅限于说与写而已。成为政协委员后,有了一个政治协商、民主监督、参政议政的用武之地,有了一个说话的场所。按理说,把心里想说的话(当然是真话)痛痛快快地说出来,不应是一件困难的事。但其实不然。因为上世纪八十年代,思想解放之门开启未久,“阶级斗争要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的余绪尚存。我们这一代人,解放后历次政治运动差不多都经历过,有些人甚至在运动中因说话不慎直接受到过伤害,因此心有余悸。
我自己也有过“祸从口出”的教训。那是“文革”后期的1975年,我正在东北某厂接受再教育。这年夏天,我以业余作者身份参加某省戏剧创作会议。一天晚上,剧作家张先生去长影访友带回一个消息:编剧张天民给毛主席写信,揭发江青一伙对电影《创业》百般压制、横加指责、下令禁映的行径。信件由邓小平同志转呈毛主席。毛主席阅后作了批示:“此片无大错,建议通过发行。不要求全责备。而且罪名有十条之多,太过分了,不利调整党的文艺政策。”这个批示说出了广大文艺工作者想说而不敢说的话。会议结束回到工厂,我将尚未公开的毛主席批示以及事情的前后经过都告诉了一位“知心朋友”,谈话间不免流露出对当时文艺专制主义的不满,对江青的“不敬”。在此后的三个月时间里,由于伟大领袖说了话,《创业》得以重映,沉寂荒芜多年的文艺舞台开始复苏。然而好景不长,就在这年的11月,一场“反击右倾翻案风”的政治运动骤然而起,“四人帮”及其帮凶疯狂进行反攻倒算。那些对“四人帮”文化专制进行揭发、提出批评或表示过不满的人都受到严厉追查和迫害,我也未能幸免。由于“朋友”的揭发,被隔离审查长达一年之久。专案组对我罗织罪名,审讯逼供、批斗打骂,必置之死地而后快,最后上纲上线,扣上“否定文化大革命”、“反对中央文革”、“攻击文艺革命旗手江青,攻击江青就等于攻击毛主席”、“诬蔑大好形势”等大帽子,以“现行反革命”罪上报逮捕。幸运的是,就在审批的过程中“四人帮”倒台,我才免除了牢狱之灾(也可能是杀头之祸),并最终解除禁闭,重见天日。
历史的教训刻骨铭心。怀着这样的心态,1988年初入政协时我发言谨慎,以少说为佳。虽然不至于“战战兢兢,如临深渊,如履薄冰”,但常常是“足将进而趑趄,口将言而嗫嚅”。虽然不至于说假话、大话,但说空话、套话是常有的事。真话是不大敢说,只是在不小心时流露出来。
说违心的话是一件苦恼的事,我也怀疑自己的顾虑有无必要。带着这种疑问,我开始学习邓小平的有关讲话,深品细究有关政策的真意。同时注意观察,看会不会有因言得咎、妄议致祸的故事重演。邓小平作为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多次讲到要解放思想,彻底肃清“四人帮”的流毒,允许不同意见,坚持“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方针,杜绝说空话、说大话、说假话的恶风。他明确说,要广开言路,广开才路,坚持不抓辫子、不扣帽子、不打棍子的“三不主义”,让各方面的意见、要求、批评和建议充分地反映出来,以利于政府集中正确的意见,及时发现和纠正工作中的缺点、错误,把我们的各项事业推向前进。反复体会这些由历史经验总结出来的醒世明言,我疑窦渐消。随着参加政协活动增多,我亲眼看到政协以团结民主为旗帜,不折不扣地贯彻党中央关于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的方针、政策,要求和鼓励委员解放思想,畅抒己见,说真话,出实招,认真履行委员职责。政协充分保障委员在各种会议上提出批评的自由,以博大的政治胸襟包容不同的意见甚至反对的意见,坚持“三不主义”。实践证明,我的顾虑是不必要的。
经过在政协多年的实践,我的思想终于获得解放,开始敢于畅所欲言,直言议政。八届以来,在深入调查和认真思考的基础上,我先后针对国企改革、下岗职工、失地农民、失房居民、反腐倡廉、收入分配不公、贫富悬殊、公共财政与民生、基层民主建设以及职业教育、成人教育、消费信贷、城市管理、新闻评议等问题,或写提案,或在全会上发言,或写文章,或参与讨论。虽然有时也针砭(时弊,臧否人物,并因愤怒而失之偏颇,但主要还是指出问题,分析问题,提出解决问题的建议。我认识到,对政协委员而言,需要的不仅仅是对错误或阴暗面敢于揭露和批评,更需要细致观察,冷静思考,深入分析,提出建设性意见和可操作的解决方案。这样做,更有利于问题的解决,也有利于提高自己参政议政的能力和水平。
回顾个人由担心“祸从口出”,到畅抒己见、直言议政的思想演变过程,我真正理解了原全国政协副主席巴金先生为什么在《随想录》一书中以说真话为题的文章竟有五篇之多,为什么以说真话作为他晚年的奋斗目标。培育健康的政治生态,允许说真话,敢于说真话,这是政协履行职能和委员履行职责的前提条件。试想,如果政协和委员都不敢说真话,遇事一唯书,二唯上,不能或不敢提出不同思路、不同见解、不同方案,还谈什么政治协商、民主监督、参政议政?
可喜的是,随着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发展,随着人民群众政治参与积极性的提高,我国政治体制改革和民主政治建设也在积极稳妥地推进并取得重大成果。可以这样说,现在是新中国成立以来人民政协事业发展最快、在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中发挥作用最大的时期。这样的政治局面来之不易,必须百倍珍惜。当然,我们的政治生活中还存在一些不尽如人意的地方,必须认真加以改进,必须适应经济改革和社会进步的要求,进一步推进政治体制改革和民主政治建设。但民主政治、民主权利是一个历史的概念,中国是有着几千年封建历史背景的发展中国家,它的民主政治有一个发展和完善的过程。2007年6月25日,胡锦涛总书记在中央党校发表重要讲话,在谈到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时,他指出,政治体制改革必须坚持正确的政治方向,要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有机统一,不断推进社会主义民主制度自我完善和发展。要继续扩大公民有序政治参与,健全民主制度,丰富民主形式,拓宽民主渠道;推进决策科学化、民主化,完善决策信息和智力支持系统;发展基层民主,保障人民依法直接行使民主权利;全面落实依法治国基本方针,弘扬法治精神,维护社会公平正义;加快行政管理体制改革,强化政府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职能。这就为我国政治体制改革和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指明了方向。只要我们坚定不移地遵循总书记的指示,齐心协力,积极奋斗,扩大参与,推进协商,加强监督,那么,人民政协必定大有作为。
(作者系中关村学院教授,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海淀应用技术学院原副院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