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健：仍是少年

　　第十二、十三届全国政协委员。北京理工大学人文与社会科学学院院长，博士生导师。教育部经济与贸易类专业指导委员会委员，“首都十大教育新闻人物”，国家一级专业社会团体《中国诗酒文化协会》副会长。

　　认识李健委员好几年了，记得第一次见面，是4年前跟全国政协提案委员会的一次调研活动中。

　　那是在北京飞赴湖南的航班上。我拿着登机牌找到了自己的座位，就看到我的座位旁边，早已坐定了一位难测出具体年龄的男性。平静的脸上戴着一副眼镜，身着浅色衬衫、深色夹克的身形仍很瘦削。由于正低着头看手机，能看到他一头的黑发不算浓密却也均匀。能大致判断，这人在40岁到50岁之间。

　　坐下后攀谈了几句，知道了他的姓名，李健。说话间抓紧用手机百度了一下，52岁，第十二届全国政协委员、北京理工大学人文与社会科学学院教授。结合身份，才豁然他的年轻感从何而来。

　　学者尤其是高校学者，由于经常和学生们在一起，普遍看起来都比较年轻。

　　后来，局限于他身上所附着的“理工院校”“人文社科教授”的标签，对他的采访定位始终不是很清晰。虽然一直断断续续地保持着工作联系，也直接采访过他，又时不时看到本报同事、别家同行对他的报道，还几次在全国政协协商议政活动中看到他现场发言的身影。但一直，这位学者型委员自带的话题不多，受到媒体的关注也并不算太热烈。

　　今年两会期间，恰好跟李健委员在同一个驻地。接触深了，发现像他这样的学者型委员身上，对各类现象看得透、对存在问题思考得深，敢说“人人心中有、口中无”的建议，自带着传统知识分子的率真风格。

　　但同时，又由于表达严谨的牵制，他的建议，虽然也上过两会热搜的榜首，却很少成为大众追捧的“爆款”。而在委员圈和学术层，他则广受欢迎。总有人能读懂他规整措辞背后的未尽之言，时常有观点相同者，主动找他交流看法。而在专委会的媒体见面会上，他是两个委员代表当中的一个，实实在在地向媒体回答委员该如何写好提案……

　　在驻地散步时，李健就遇到过其他界别的委员迎面走来，老远就冲他竖着大拇指，夸他的建议提得准。他们站在路边交流时，正好有日光拂过，李健的黑发中，也开始夹杂了灰白。

　　数十年磨一剑：这么远，那么近

　　李健被其他委员夸赞的那条建议，被质疑跟他的本职身份有点远。“不算远。”他自己说，“不都是学术界的事嘛。”

　　3月4日，全国政协全体会议开幕当天的上午，李健在百度账号上，发布了《让院士称号回归荣誉性、学术性本质的提案》。这个账号简介里，李健进行了实名认证：全国政协委员，北京理工大学人文与社会科学学院院长。

　　不到40分钟，阅读量突破了百万。两会结束时，已经有633.2万的阅读量。其中，5.3万点赞量的背后，代表了人们的认可。

　　“院士本质上是一种学术称号、荣誉称号，不是职称也不是一种职位。”提这个建议，李健经过了一番求证和论证。

　　不少正式或非正式的工作文件中，直接标明“院士（副部级）”的并不鲜见。比照副部级待遇给院士分房子、配车、配秘书等现象也有存在。

　　语速慢的李健，条分缕析地对比着两者的区别，“副部级是公务员级别中的一个简称，院士称号是一个荣誉性称号，与公务员的级别是不能画等号的。”

　　根据国家现行规定，院士享受的工作待遇，包括医疗保健、乘车等虽然相当于副部级，但并不是副部级，而且待遇本身，是为了促进社会对知识分子的尊重，以保障院士的科研条件。

　　一次会议上，主持人介绍与会者的身份。当念到某个教授时，李健听到主持人犹豫了一下，还是念出了身份介绍括号中副部级这三个字。其实会前不久，李健和主持人刚刚讨论过这个话题，有着一致的观点。

　　再后来，李健也忍不住在心底追问：“为什么会有这种挂钩？”

　　院士称号与行政等级直接挂钩，容易滋生学术的浮躁和对头衔的追逐。而提这样的建议，是会得罪人的。

　　但现实环境使李健没办法不出声：“这时，正需要广大科技工作者严谨治学、潜心研究，攀登科技高峰，突破‘卡脖子’技术，建设科技强国。让院士称号真正回归荣誉性、学术性本质，是正本清源啊。”

　　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李健也从中读出了明确的讯息：国家是打算在稳基本盘的基础上布设新的重点，重点主要是在科技投入上。

　　“‘十四五’期间，全社会研发经费投入年均增长7%以上、力争投入强度高于“十三五”时期实际。”“2021年中央本级基础研究支出增长10.6%。”这些内容，就显示了国家对科技创新的重视，也是面对一些国家科技钳制采取的针对性措施。

　　毛泽东曾说过，政治路线确定之后，干部就是决定因素。同样的道理，科研规划确定了，科研人员就将起到决定因素。

　　科学探索是清苦且漫长的，需要科技人员在安静的环境里潜心研究，以十年磨一剑的精神，实现关键核心领域的不断突破。院士，正是科技金字塔尖的人，他们的举动，对广大的科技工作者有着强烈的示范作用。

　　这是李健从院士称号这个角度提出建议的本心，他特别希望能采取更有效的改革，让院士称号真正回归，引导科技工作者朝正确的方向努力。

　　“小时候，我常去芷江机场游玩、劳动，后来才渐渐懂得这座机场在抗战史上的重大意义。”李健的出生地湖南芷江因受降地而闻名，爱国主义氛围浓厚。

　　对于李健来说，大国远景，也从来没有这么近地出现在眼前。但要真正实现，又需要所有人承担各自的责任。

　　“经济”根据地：有点呆，特别灵

　　犹记得那年在去调研的航班上，李健委员竟然开心地主动聊到买衣服的话题。眼看着这位穿着中规中矩、风格偏于内敛的男委员，还有一套自己的买衣心得，这让当时的我既忍俊不禁，又心生好奇。

　　这种好奇，并不是我一个人才有。后来，另外一个记者在对李健的报道中这样写道——

　　“采访时，李健不经意间整了整自己西装里面的衬衣，想起了某品牌。因为工作关系要经常穿衬衣，李健买过各种各样的衬衣，最后留意到了该品牌，‘这个品牌的男士衬衣，之前穿着我就纳闷，人家的衬衣领子袖口为什么怎么穿都是笔挺的，还耐磨耐洗？’”

　　“后来有一次看新闻，李健才知道，这品牌为了做好衬衫，请到了钻研衬衫30年的吉国武。这位日本的‘衬衫大师’知道衬衫的许多秘密：比如，在衬衫领子下加个半衬，能让领口挺括；在袖口掐出6个褶皱，可以贴合手臂；衬衫的版型不同，嵌条也不相同；针脚越密，衬衫的质感越高级等等。”

　　生活中处处可琢磨。学者的探究意识投射到实用的生活经验。

　　后来听到别的委员说起，李健很有理财头脑，话语间后悔没有听他的意见，错失了一次“发财”良机。我更加按捺不住好奇心，直接问李健：“为什么这么会理财？”

　　“呵呵！”朴实的笑声之后，李健说起了自己的专业。

　　原来，上世纪八九十年代，侗族青年李健从湖南边城芷江，一路考到首都北京，成为中国人民大学的一名经济学博士。在攻读博士学位期间，他师从著名经济学家李悦教授。“我们李老师还有个很出名的学生，叫刘鹤。”李健的治学态度和敬业精神以及学术立场、思维方式的形成，深受导师的影响。

　　身处工科院校，李健所在的经济学科被统收入“人文与社会科学”这个“大口袋”里。而在工科院校里，相应的文科归在一起，统称为人文与社会科学，它既包含人文学科，也包含社会学科。国际上，这样的学科设置也很常见。

　　李健举例讲解着，“你看麻省理工学院这样的工科院校，它也有人文与社会科学学院，当中的经济学科，在全美排名前三。”

　　李健在课堂上，从经济这个“根据地”出发，通过学者研究的方式，教育学生不仅观察当下，更眺望更长远的前景：“要关心国家大事，需要认真地看文件，在文件中找到发展的方向。”

　　在上世纪50年代，美国通用汽车公司是全球市值排名第一的大企业。当时，沃尔玛还只是一个小的连锁商店。“现在呢？”李健告诉记者，今日的通用汽车公司早已风光不再，而沃尔玛后来者居上，跻身为全球最大的公司之一。

　　今天，机遇仍在不断轮转。“那些年，大家都往百货公司跑。现在，电子商务崛起了，传统商业无可奈何地走向没落。”从经济学的案例当中，李健看到：“产业的机会是不断轮换的。”

　　知识分子品性：很平淡，却浓烈

　　跟李健约过几次稿，屡屡被他婉拒，理由很简单，“我们学者看东西，第一眼看见的是不足。”

　　这样的人往往是扫兴的，尤其当大多数人群情激昂时，李健往往不合时宜地“浇”上一“盆”批判的冷静。

　　而知识分子都有着相似的思维和品性。大多数人都在为中国抗疫成功兴奋骄傲时，作为知识分子的王辰作出了冷静的判断：“我国的抗疫战，赢的是社会组织的仗，而非科技仗。”

　　对这位曾在疫情一线战斗过的王辰常委，李健表达着他的认同：“科技方面，我们还是要有突破性的创新。解决从未遇到过的新问题，必须得开拓新的方法。”

　　冷静跟悲观是方向不同的两个词。面对当前疫情带来的危机，李健又有着充沛的信心：“大的危机常常是大的机遇！”以企业的浮沉为例，2003年的非典之后，就涌现了京东、淘宝和腾讯等一批新型企业。

　　那么未来呢？

　　李健预言：“这次疫情一定会催生一批伟大的企业。”

　　往往越严谨冷静的表达，越不容易被人关注到。这也让李健屡屡怀疑起自己的表达方式。“可说话不能不严谨吧？不严谨是有漏洞的。”

　　好在严谨深刻的品质，在政协这个政治组织当中，有着广泛的认可度。

　　2020年，全国政协评选2019年度55件好提案，就有李健的《关于设置“四级三类”学位体系，推动多样化人才培养的提案》。

　　这条呼吁给大专生要“名分”的新闻，迅速登顶网络热搜榜首，引发热议。

　　有网友认为，增设“副学士”学位有利于提升高等职业教育的吸引力；也有质疑者表示，只给一个“名分”并不能改变现状。

　　接踵而至的讨论与质疑声背后，是规模数以百万计的高职高专生。

　　当前，中国已建成世界规模最大高等教育体系。“为什么制造业还这么缺人才？为什么我们的技术创新还是严重不足？”这个问题深深困扰着李健。

　　经过查阅资料、走访调研，李健认识到高端制造领域的一个现状，“大量生产的细节需要依赖劳动者的技艺完成。我国职业技术教育远远落后于产业发展，这就需要从人才培养模式入手，作出较大变革。”

　　如果把职业教育改革比喻成“万里长征”，增设“副学士”最多只是迈出了第一步。

　　关于后续工作，李健还有着系统思考，“要为学校和学生设立相应的标准。只有办得好的学校才能够授予学位，也只有学习学得好的学生才能够获得学位。”一直在教学岗位的李健相信：这样的激励政策在一定程度上能够推动学校办好教育，也能鼓励学生努力学习。

　　从事教育，算是李健对父业的一种继承。李健父亲曾在安江农校工作，与我国著名“杂交水稻之父”袁隆平是同事。李健出生的1964年，也是袁隆平开始从事杂交水稻研究的年份。种种巧合，又成为李健踏足并深耕教育领域的必然选择。

　　育人者，必先育己。李健是淡淡的，即便说到激动处，声调也不会过高，语气也不会太激烈，总比别的人冷静几分。

　　在平淡和冷静背后，我能读出知识分子特有的浓烈，那里有对祖国的热爱，和希冀祖国强大的热盼。

　　任时光荏苒，有这浓烈，仍是少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