针对农业发展、人才培养、未成年人保护，委员们给出了这些建议

　　全国两会期间，来自社会各界的政协委员携带群众心声，满怀参政议政的激情与热忱，以饱满的精神、良好的状态积极履行职责，为经济社会发展建诤言、献良策。一起聆听两会好声音。　

李成贵委员：
发挥北京都市农业优势，鼓励更多新农人参与　

　　全国人大代表，北京市政协委员，民盟中央常委、北京市委副主委，北京市农林科学院院长、研究员李成贵表示，北京应该发展好都市现代农业，并必须坚持以发挥农业的多功能性为目标。首都的农业不仅具备生产功能和生态功能，还具备很强的社会文化功能，农业资源的利用与农产品主产区和特色产品主产区是不同的，必须符合首都的功能定位，发挥大都市京郊农业的优势。
　　都市农业，应该可耕可游
　　李成贵提出，北京的都市农业，除了有粮食生产的功能外，还应该在现代种业、乡村旅游与休闲农业等新业态上发力，走出一条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的都市型现代农业发展之路。他表示，在京郊一些村镇，民宿、观光、采摘等业态已经是当地农村产业的支柱，是许多村民们在家就能挣到钱的“金饭碗”。
　　因此，京郊的都市农业应该可耕可游、能采能赏。当都市农业的多功能性被尽可能释放出来，京郊乡村振兴的潜能才能被最大激发出来，北京农村才能更好地实现发展壮大特色产业、让村民致富增收的目标。
　　盘活闲置资产，让农业更丰富
　　李成贵建议，北京要全面发展都市农业，需要将京郊的闲置资产盘活起来。相关政府部门应该完善行业认证和运营标准，建立科学评价机制；还应增加基础设施投入，并对农民在融资、税收与保险等方面给予便利和优惠，同时引导社会资金进入都市农业。
　　另外，政府需要赋予乡村经营主体更大的土地资源权能，在规范科学的政策体系下，经营主体能够让自己的资源进入市场，变成经营性资产，从而让区域内的农业形态更丰富，让乡村振兴更有活力。
　　经营主体现代化，需要新农人参与
　　李成贵认为，北京要发展都市现代农业，必须重视农业经营主体的现代性。农业经营主体的现代性主要是指其在生产要素的配置方面的现代化，而经营主体缺乏现代性是制约北京农业现代化的重要因素之一，这需要在现代化过程中，提升符合中国特色的经营主体现代化水平。
　　李成贵表示，农业现代化的实现离不开经营主体的现代化，更离不开乡村的人才振兴，“应该提高农民现代市场意识和现代化服务能力。让京郊大地涌现出更多的新农人，从而推动北京的都市现代农业高质量发展。”

建议取消博士后申请年龄限制　

　　“取消博士后申请年龄限制，提高对博士后的资助强度及规模，减少对博士后‘类学位’式的管理制度。”这是今年全国两会期间，全国政协委员、清华大学生命科学学院教授戚益军的提案关切。
　　戚益军指出，近年来，现有博士后制度的一些政策和措施与我国发展阶段不相适应，如年龄限制、资助情况及管理制度等，需要适时进行调整，使博士后制度在高层次创新型人才培养方面发挥更大作用。
　　戚益军建议，取消申请博士后所需年龄（35周岁以下）及获得博士学位后年限（3年内）的限制。他表示，近20年来，我国每年博士毕业人数和进站博士后人数增长迅速。2022年，我国博士毕业66176人，进站博士后5.9万余人，从事博士后研究已成为博士毕业生的首要选择。取消年龄限制将为“高龄”博士毕业生及有多年工作经验的科研人员提供发展机会，也有利于满足科研及创新需求，鼓励“终身学习”和“万众创新”。
　　同时，戚益军也观察到了博士后资助的强度和覆盖面不足的问题。他建议将博士后科学基金融入博新计划，并大幅提高博新计划的资助规模，使5％－10％的进站博士后（约3000－6000人）可获得博新计划的资助，并将资助改为3年75万元，主要用于博士后的个人待遇。同时，拓展博士后资助渠道，鼓励社会力量设立各类博士后基金。
　　除此之外，戚益军还建议减少对博士后“类学位”式的管理。在戚益军看来，“类学位”式的管理制度带来了一系列非必要措施，为博士后培养设置了不必要的限制。
　　他建议，放宽设立博士后流动站和对可招收博士后的导师的要求，无博士学位授予权的单位可申请设立博士后流动站；在条件成熟时，以博士后合作导师资格准入制度补充或逐步取代现行博士后流动站制度；同时，严格控制和规范在职博士后和师资博士后的招收和培养。　

吴碧霞委员：
建议加强农村儿童防性侵教育　

　　十四届全国政协共青团和青联界别委员、中国音乐学院声乐歌剧系教授吴碧霞表示，近年来，关于儿童被性侵的话题一直被社会各方关注，儿童防性侵综合治理体系也在加快建设，但儿童性侵问题形势依然严峻。
　　目前，我国义务教育阶段的未成年人防性侵教育还缺乏全国性、制度性的具体安排，防性侵教育以及更综合性的性教育还没有官方的教材和课标。在农村地区，儿童性侵害问题形势更加严峻。同时，智能手机等产品在农村儿童中使用非常普遍，加之近几年疫情影响的催化，农村儿童在监护薄弱的情况下，更容易受到“隔空猥亵”等新型网络性侵害。
　　因此，吴碧霞建议尽快加强农村地区防性侵教育普及和防性侵治理体系建设。
　　首先要加大对农村地区的专项投入，充分发挥“党委领导、政府主责、妇女儿童工作委员会协调、多部门合作、全社会参与”的儿童工作机制优势，由政府部门牵头，利用政府购买服务等形式，整合现有社会资源，在农村地区面向儿童及其监护人广泛开展儿童防性侵知识普及。同时，加强普法教育，对“侵害未成年人案件强制报告制度”等关系儿童切身利益的相关内容形成社会动员式宣传。
　　“教育部门尽快研究出台全国性、权威性的面向家长的儿童防性侵教案、课程。”吴碧霞表示，由教育部门牵头，广泛吸纳各界专家、社会组织，充分研讨论证，根据不同年龄段、城乡差距等因素合理确定课程设置和课程内容，确保课程的科学性和有效性；同时，在师资力量、教育培训等方面，加大对农村地区的倾斜。
　　吴碧霞建议，尽快落实相关法律法规，将防性侵教育纳入九年义务教育常态化教学，列入中小学必修课程。“农村儿童防性侵主客观条件、权益保护均更为薄弱，更需义务教育制度性普惠。在条件成熟的基础上，逐步推进综合性性教育课程开展。”
　　此外，她还建议建立试点地区，加快探索对农村地区儿童性侵害的预警、发现、报告和救助的治理综合体系建设，弥合农村地区意识和法律鸿沟，有效维护农村儿童权益，进一步缓解农村儿童性侵案更不容易被发现、更难进入司法程序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