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椒山祠与公车上书

　　达智桥胡同12号院名为松筠庵，亦名杨椒山祠。这里曾是杨继盛的故居。

　　达智桥胡同在现西城区的西南部，东起宣武门外大街，西至校场五条。其实早期这里就是一条河道，河的交汇处有一座小桥。由于清初时曾在这里驻扎兵营，故被附近居民称之为鞑子桥。再后来人口渐多,于是将河沟填平，逐渐发展成了胡同，即又叫作鞑子桥胡同，直至民国时期被更名为达智桥。随着1965年北京市整顿地名，此地才正式定名为达智桥胡同。

　　达智桥胡同12号院是明代著名的谏臣、一代忠烈杨继盛的故居。杨继盛，字仲芳，号椒山，正德十一年(1516年)生，直隶容城人。自幼丧母，少时常借放牛的机会站在学堂窗外认真听讲，后进入有国家补贴的国子监学习。考中进士后被分配到南京吏部，为六品主事，后为兵部员外郎。在此期间因写了《请罢马市疏》受贬职处分。不久后因密谋开“马市”的大将军败亡，嘉靖皇帝想起了杨继盛的忠言，诏令复官。先提升为知县，一个月后升南京户部主事，三天后再升刑部员外郎。随后入京到兵部武选司任职。然而杨继盛到职后不久，斋戒了三天，随后又写成《请诛贼臣疏》，“臣孤直罪杨继盛，请以嵩十大罪为陛下陈之”，来弹劾内阁首辅严嵩。不久便被严嵩投入刑部大狱，遭严刑毒打。待嘉靖皇帝批下“秋后处决”后，杨继盛的妻子张氏“伏阙上书”，提出“倘以重罪，必不可赦，愿即斩臣妾首，以代夫诛……”然而这封奏折也被严嵩私自扣留了下来。

　　杨继盛临终前留下名句，“浩气还太虚，丹心照千古。生平未报恩，留作忠魂补”，时年39岁。

　　嘉靖四十一年(1562年)，即杨继盛死后七年，在《明史》中称其“惟一意媚上，窃权罔利”而被列为六大奸臣之一的严嵩终于倒台，被没收家产、削官还乡，并于两年后凄惨死家中。

　　隆庆元年(1567年)，即杨继盛死后十二年，穆宗登基，抚恤直谏诸臣，以杨继盛为首。追赠太常少卿，谥号“忠愍”，予以祭葬。

　　至清，人们依旧对杨继盛的忠烈十分景仰。先是在乾隆五十一年(1786年)间对其故居进行过多次整修与扩建，整修后的寓宅内大堂改为祭祀他的祠堂，名为“景贤堂”。祠堂坐南朝北，前有山门，门额题有“杨椒山先生故宅”七字。东北角门嵌“松筠庵”三字石额。园中有他的书房和手植古槐，整座院落低洼，足见其为官之清廉。嘉庆二年(1797年)，在“景贤堂”内置杨继盛古衣冠彩塑像一尊，代替了原画像。道光二十七年(1841年)松筠庵住持募捐修整，主要扩建了当年杨继盛书写弹劾严嵩奏疏的书房，成为容纳百人以上的大堂，称为“谏草堂”。次年，又在祠之西南隅建“谏草亭”。

　　在修缮的同时，还先后镌刻了多方碑碣刻石。一方面纪事，同时也在字里行间表达了人们对杨继盛的景仰和深切怀念。例如清嘉庆二年(1797年)胡季堂撰文、刘墉书丹“杨忠愍公塑像纪事碑”；光绪十三年(1887年)李鸿藻摹刻卧碑二石“杨忠愍公手书遗嘱”附题跋；光绪二十一年(1895年)张之万撰文、胡景桂书丹“重修松筠庵景贤堂记”等。

　　由于这是一代忠烈曾经居住过的地方，所以日后益被士大夫们敬慕，经常在此聚会、议论时局。光绪二十一年(1895年)的公车上书就发生在这里。

　　公车上书起因是《马关条约》。当时由于高丽发生了内乱，中、日两国纷纷派出了部队进入朝鲜半岛。中国国内上上下下并不把小小的日本放在眼里，以翁同为代表的大多官员都主张开战，认为不费吹灰之力即可打败只有弹丸之地的小日本。那时候的光绪皇帝在慈禧皇太后的照顾下登基亲政，一时间也被大清朝的虚假繁荣所误导，国家十几年来既无内忧亦无外患，又经过一段时间的洋务运动，也算是呈现出一幅太平景象，所以皇上也是坚决主战。他原本在内心里期待着能够像祖先康熙大帝那样御驾亲征，打退日本而建功立业，树立起自己的威严来。然而结果是甲午战争的爆发再次使清政府的内部陷入了混乱之中。强大的中国海军在黄海败于相对弱小的日本海军，紧接着就是陆军连续溃逃，败得一塌糊涂。光绪皇帝重建中国辉煌的梦想随着战败而烟消云散了。

　　李鸿章不得不与伊藤博文签订了《马关条约》，中国承认高丽独立，割让台湾及辽东半岛，赔款二万万两白银……事情的发展给了国人强烈的刺激。用梁启超的话来说，就是“吾国四千余年大梦之唤醒，实自甲午战败割台湾偿二百兆以后始也”。这时又恰逢各省的举子前来北京参加会考，得知消息后群情激奋。梁启超在《戊戌政变记》中记述：“(康有为)极陈外国相逼，中国危险之状，并发俄人蚕食东方之阴谋，称道日本变法致强之故事，请厘革积弊，修明内政，取法泰西，实行改革……适和议甫就，乃上万言书，力陈变法之不可缓，谓宜乘和议既定，国耻方新之时，下哀痛之诏，作市民之气，则转败为胜，重建国基，亦自易易。”

　　梁启超所说的“乃上万言书”是指康有为就此起草的一份一万八千字的《上皇帝书》，书中反对签订《马关条约》，并提出“拒和、迁都、练兵、变法”等主张。康有为在万言书里写道：“具呈举人康祖诒等，为安危大计，乞下明诏，行大赏罚，迁都练兵，变通新法，以塞和款而拒外夷，保疆土而延国命，呈请代奏事……”在变法的问题上，康有为的建议是“夫富国之法有六：曰钞法，曰铁路，曰机器轮舟，曰开矿，曰铸银，曰邮政”以及“养民之法：一曰务农，二曰劝工，三曰惠商，四曰恤穷”等。按照康有为撰，光绪二十一年(1895年)上海石印本，名为《公车上书记》的小册子记载，康有为在松筠庵召集了十八省举人开会，受到响应。有一千二百余人联署，要求光绪皇帝“拒和、迁都、变法”。随后十八省举人与数千市民又云集到都察院门前请代奏，这就是历史上所称的“公车上书”。其实公车最早为汉代官署名，臣民上书和征召都由公车接待。后也代指举人进京应试。原指入京请愿或上书言事，也特指入京会试的人上书言事。

　　康有为在《自编年谱》中说：“即令卓如(梁启超)鼓动全省，并先鼓动粤中公车，上折拒合议，湖南人和之……”梁启超也在《三十自述》里说：“乙未和议成。代表广东公车百九十人上书陈时局。既而南海先生(康有为)联公车三千人，上书变法。”

　　然而公车上书目前也只有在康、梁的书中提到过，并无其他佐证。同时还有研究者查出了重要时间节点的5月2日，这一天都察院的工作记录清单上并没有“上书”的记录。此外还有翁同日记，翁是晚清重臣，而在他当天日记中流水账般地列出了皇上以及都察院全天工作情况，同样没有出现过一千二百多名举人到都察院上书并且被拒的事情。

　　也有一些研究人员认为康有为在松筠庵的演讲也许是真的。但是真正留在现场的人并不多，公车上书并没有康、梁所描述的那样壮阔，而且在松筠庵的小小院落里无论如何也容不下来自十八个省的一千二百多名人士。因此康、梁在这里主要是夸大了运动本身，继而就夸大了自己的作用。同时各省公车大多局限在本省的范围内活动，康、梁几乎没有什么可能去动员并领导大家。还有一种可能就是康、梁背后也许有了解内幕的官员向他们提供消息，策划他们上书。甚至是在操纵康、梁，由康、梁出面来鼓动风潮，干涉政府决策，借以将宫廷内部的斗争公开化、社会化。夸大公车上书行动的目的是希望用社会舆论来向朝廷的决策人物施压。当然，这种意见也仅仅是一种推论，同样没有任何依据可以证明。不过康有为的确是没有置身于外，起码万言的《公车上书》是他以两夜一昼的时间写出来的。康有为后来在《自编年谱》里讲：“至此千余人之大举，尤为国朝所无……”

　　不过这次联名上书活动的目的并没有实现。康有为对此的解释是“察院以既已用宝，无从挽回，却不收”。但《公车上书记》里的说法为，“是夕(四月八日)议者既归散，则闻局已大定，不复可救，于是群议涣散……而初九日松筠庵之足音已跫然矣，议遂中寝，惜哉惜哉”。所谓“议遂中寝”的意思大概就是根本没有去都察院。

　　遗憾的是在上世纪六十年代中后期席卷了全社会的“破四旧”行动中，杨椒山祠同样没有逃脱被“破”的命运。记载中的彩雕塑像、香炉、祭品以及“杨椒山先生故宅”“松筠庵”“景贤堂”“谏草堂”等匾额均被砸毁。只有原嵌在墙壁上的石刻幸免于难，但至今也残缺不齐了。院内假山被推平，谏草堂和回廊以及院内大部分房屋改为了宿舍。

　　据介绍，自2015年始，作为北京市文物保护单位之一的“杨椒山祠”开始启动腾退工作。目前大多住户已然搬离。腾退之后，拟采取修旧如旧的修缮保护措施，保持原来胡同肌理，恢复晚清民国风貌，将杨椒山祠建为一处公共文化设施，继续向世人讲述那段尘封的历史。

作者系第九、十、十一届北京市政协委员

责任编辑 崔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