写在徽班进京230周年

　　早先有一种说法，就是社会上始终存在着两种文学：一是写的，一是说的。写的文学主要表现形式就是诗词歌赋。而说的文学如果写在纸上，就是小说；如果写在舞台上，则为戏剧。

　　最早出现在舞台上的戏剧应该是昆曲。昆曲原名“昆山腔”或简称“昆腔”，早在元朝末期即产生于苏州昆山一带。除此以外还有一些地方戏，如徽、汉、梆腔等，统称“乱弹”。

　　至于北京这个地方，自打辽、金、元、明至清朝，一国都城，天子脚下，万善同归。唯独戏班早期却是皇家及大官宦、王公贵族们自己组织的。皇宫禁御森严，向来不许民间的班子进宫。所谓唱戏，也就是由几个太监充充数，干嚎几声而已。到了清朝，一些达官贵人往往有两个炫耀自己的行为，一是设寺观，二就是建戏班。比如《红楼梦》中贾珍就让贾蔷下姑苏聘请教习、采买女孩、置办乐器行头，筹建了大观园的戏班。

　　后来到了乾隆五十五年(1790年)，是为乾隆帝八十大寿。和知道弘历是位爱找乐子的主儿，便提出“内府的班子不足以娱上意”，建议招各地戏班子，尤其是久享盛名的徽班进京祝寿。徽班是指以安徽，特别是安庆地区艺人为主，兼唱昆曲、二黄以及梆子腔的戏曲班子。于是，在闽浙总督伍拉纳的推荐下，活动于江南一带的“三庆班”等徽班入京，为乾隆帝祝寿。

　　通过演出，使得起于湖北的二黄转到安徽后成了徽调。西皮是一种梆子腔。二黄调又吸取了秦腔的长处，徽调又和湖北的汉调逐步融合，在剧目、音乐、表演、唱腔以及服装方面加以改革，结合了北京的地方语言以及风俗习惯，逐渐形成了新的剧种，这就是京剧。京剧这个称谓首次出现是在光绪二年(1876年)的《申报》上。再早曾被称为皮黄，这是因为其是由西皮和二黄两种基本腔调组成的音乐素材，兼唱柳子腔、吹腔等地方小曲调和昆曲曲牌等。因民国时期北京名为北平，故京剧一度也被称为平剧。民国三十一年(1942年)初，由延安鲁迅艺术学院和八路军一二零师组建的演出团体就叫做延安平剧研究院，并由此创作出了新编历史戏剧《逼上梁山》。京剧在台湾又被称为“国剧”，现已被称为中国的国粹。

　　二

　　京剧出于市井，京剧的表演要求突出人物，故事发展也要有情节，有剧中人物唱、念、做、打、舞的环境。所以有的剧目其前身是元杂剧，如《西厢记》《墙头马上》《赵氏孤儿》。有的干脆就是直接从昆曲移植过来的，如《一捧雪》《霸王别姬》《贵妃醉酒》。还有一些作品是民间艺人选择了传统长篇小说中比较集中、比较完整、比较有代表性的章节改编而来的。例如《打棍出箱》，曾名《问樵闹府》《琼林宴》，出自《三侠五义》一书的第二十三回至第二十七回。讲的是北宋年间，书生范仲禹带着妻子入京赴试。归途中，儿子被虎衔去，妻子又被还乡的太师葛登云抢走了。当范去葛家寻找其妻时，被葛让人乱棍打昏了过去。葛误认为范已死，便叫装入箱内，丢弃荒郊。当时范已得中状元，两个来报录的差人找不到新科状元的下落，却见葛府中抬出一只箱子。二人错认为箱中是财宝，便尾随到了郊外。抬箱人扔下箱子后离去，箱中正是昏死过去的范仲禹。箱子打开后，范虽逃了出来，却因遭此打击，精神失常。后经包拯审理此案，公孙策又出手为范治疗，使其病情好转。最后包拯铡了葛登云而范仲禹重登金銮殿，御赐琼林宴……《打棍出箱》是以歌颂清官廉洁公正、痛斥贪官污吏为非作歹，表达了人民的正义要求等。

　　其他一些剧目也大多是源于长篇小说，如《定军山》取材于《三国演义》，《野猪林》取材于《水浒传》，《盘丝洞》取材于《西游记》，《李陵碑》取材于《杨家将》，《挑滑车》取材于《说岳全传》，《赤桑镇》取材于《三侠五义》，《三盗九龙杯》取材于《彭公案》，《作寨盗马》取材于《施公案》，《三家店》取材于《隋唐演义》，《斩经堂》取材于《东汉演义》，《鹿台恨》取材于《封神榜》，《文昭关》取材于《东周列国志》等。

　　因大多剧目来自于长篇小说，内容丰富，故事情节较长，要是慢慢地演，实在是费时、费力又费事。曾有人统计过，三国戏若从《桃园结义》《打督邮》《斩丁原》始，至《战绵竹》《渡阴平》《哭祖庙》止，包括了《捉放曹》《虎牢关》《凤仪亭》《让徐州》《辕门射戟》《凤凰二乔》《击鼓骂曹》《长坂坡》《汉津口》《群英会》《借东风》《战长沙》《龙凤呈祥》《黄鹤楼》《卧龙吊孝》《单刀会》《定军山》《白帝城》《空城计》《斩马谡》《战北原》《铁笼山》等剧目，据说共有近百本之多。所以后来又发展到每次只演出其中最能展示演员水平的部分，也就是仅演出整部剧情中的一段、一折，这就是“折子戏”。要是演整套的，叫“全本”。

　　比如《红鬃烈马》的全本包括《彩楼配》《花园赠金》《三击掌》《闹窑降马》《别窑投军》《误卯三打》《探寒窑》《鸿雁修书》《赶三关》《武家坡》《算军粮》《银空山》《大登殿》等十三折。经常演出的有《三击掌》《投军别窑》《武家坡》《算军粮》《大登殿》等。尤其是《武家坡》，老生、青衣并重，典型的唱功戏，所以比较受到听众们的欢迎，各流派也均有上演。杨宝森、马连良、谭富英、程砚秋、尚小云以及张君秋等均演唱过《武家坡》。眼下于魁智、李胜素等也有精彩的演绎。

　　《红鬃烈马》讲的是薛平贵和王宝钏的爱情故事。剧情大意是王宝钏是唐朝宰相王允的三女儿，由于看不上王公贵族中的纨绔子弟，经过彩楼抛绣球，选中了做粗活的薛平贵。不料其父嫌贫爱富，无奈之中只好击掌断绝关系，住进寒窑。薛平贵参军，屡闯难关，战功显赫。最后娶了西凉公主当了国王。十八年后归来，王宝钏仍在寒窑苦守，周边的野菜都被挖光了，于是寒窑相会。值唐王晏驾，王允篡位，兴兵捉拿薛平贵。由代战公主保驾，薛平贵乃登宝殿，王宝钏亦被封为正宫娘娘。

　　据说目前西安城南小雁塔附近就有个叫武家坡的景点，有一孔破旧窑洞，洞口题“古寒窑”三字。由此可见京剧艺术在社会上的感染力。然而有意思的是，关于薛平贵、王宝钏的故事尽管流传甚古，却不出正史，在唐史里查不出任何有关薛平贵的资料，几乎完全是虚构的故事。

　　由于京剧主要是一种舞台艺术，所以为了表演，一些戏文里的台词多是追求韵味而不是其文学性。因此至今在京剧的对白及唱词中仍存有一些不合理的地方。如《四郎探母》中的《坐宫》一折里，公主出场便唱道“芍药开牡丹放花红一片，艳阳天春光好百鸟争喧”似乎就没有什么道理。因为芍药花是在五月中旬开放，而牡丹花一般是在四月份就开花了，两种花根本无法同时开放。所以后来有人就改过唱词，但得不到听众们的认同。原词尽管文理不通但能唱出动人的腔调，所以最后只好又改了回来。

　　《珠帘寨》也是一出传统剧目，取材于元杂剧《紫泥宣》。戏里有个唱段《昔日有个三大贤》，唱词为“哗啦啦打罢了头通鼓”。其实如果把鼓敲起来的话应该是“咚咕隆咚”，而“哗啦啦”是下雨的声音。但“哗啦啦”符合韵律，也只有唱“哗啦啦”才能有剧场效果。因此至今唱词也没被修改过。

　　不过也有通过不断的调整、修改而使唱词逐步合理化的，例如《三家店》。早先《三家店》里秦琼的唱词是“一不是响马并贼寇，二不是歹人和下流”。“下流”一词通常是指社会地位微贱之人，所以比喻的不是十分恰当。到了上世纪五十年代时，有的剧团在演出时就给改成了“爷本山东将门后，全凭金锏冠九州”。这样把表述自身并未犯罪，不应被捕发配到此，变成了自报家门，还有点“老子英雄好汉”的意思。其实唱词、唱段主要还是看其是否与剧情相关联，是否合情合理。所以目前唱词基本上又改了回来，改成了“一不是响马并贼寇，二不是歹人把城偷”。

　　三

　　当年有些艺人的学历还是很高的，不仅有公务员的身份，还是名副其实的“官二代”。例如言菊朋老先生，蒙古正蓝旗世家子弟，姓玛特拉，名延寿，字锡其，号仰山。“言”“延”为谐音，遂取以为汉姓。因嗜戏曲，诩为梨园友，乃自名菊朋。其父为清末举人。高祖松筠，清朝嘉道间名臣，曾官武英殿大学士，军机大臣，卒谥文清。曾祖熙昌，官工、刑两部侍郎。祖父曾任职粤海。父为清季孝廉。清末年间言菊朋曾就读于陆军贵胄学堂，毕业后分配去了理藩院。到了民国时期又曾在蒙藏院任职，是个不折不扣的公务员，后去职下海。

　　拜言菊朋为师的奚啸伯老先生祖姓喜塔腊氏，满洲正白旗人，祖籍北京大兴。其祖父裕德是前清文渊阁大学士，后入阁拜相。父熙明曾任度支部司长。奚啸伯也是自小随唱片听戏，玩票玩出了名，二十多岁下海，搭班演出了。

　　程砚秋老先生的家世同样显赫。程砚秋，原名承麟，满洲正黄旗人。同言菊朋一样，指名为姓，“程”即旗名的“承”。程砚秋的父亲叫荣寿，与北洋大臣荣禄是本家，是为侄辈。程砚秋系京剧程派的创始人，少儿时曾练武功，习武生。后因扮相俊俏、嗓音又好，改学青衣。曾于十三岁时嗓子倒仓，声音嘶哑。即受王瑶卿的指导，根据自身条件，另辟蹊径，形成了程派声腔艺术。程派发声醇厚、幽咽，跌宕起伏，给人以细腻、含蓄、沉郁的特殊美感。在舞台上，随着戏剧情节和人物情绪的发展变化经常表现出年轻女性悲痛的内心世界，代表作有《武家坡》等侧重唱功的青衣剧目。1957年程砚秋与杨宝森老先生应广播电台之邀而录制的《武家坡》系两位大师的最后一次合作，至今仍为经典，而这段“苏龙魏虎为媒正”的对唱则成了最后的遗音。

　　正是因为根据自己对剧情的了解按照自己的特点来演唱，故而也就形成了各个流派。四大名旦即为梅、尚、程、荀。其中梅(兰芳)，嗓子好，扮相好，一般是饰演美丽、华贵的女性，如《贵妃醉酒》；尚(小云)，有武功，大多演沙场女将，如《梁红玉》；荀(慧生)，表演活泼，以饰演小姑娘、丫环为主，如《红娘》。故民间也有“梅派的样、尚派的棒、程派的唱、荀派的浪”等说法。

　　至于老生，早期就有四大须生的说法，即余(叔岩)、言(菊朋)、高(庆奎)、马(连良)。后来因为高庆奎老先生嗓疾而渐渐退出舞台，谭富英崛起逐渐替换了高。再后来又由于余叔岩、言菊朋老先生先后过世，即又产生了后四大须生。

　　上世纪四十年代时一些媒体报刊上有人写文章来捧马连良，也有人捧谭富英和奚啸伯。即有好事之人借《三国演义》里刘玄德“马跃檀溪”的典故而云：马(连良)跳谭(富英)奚(啸伯)。当时杨宝森与其兄杨宝忠在天津声誉鹊起，也就自然而然地形成了马、谭、杨、奚四大须生。

　　马连良老先生有个头、有扮相，舞台风度潇洒，身段干净，代表剧目有《甘露寺》；谭富英老先生出身梨园世家，家学渊博，武功厚实，嗓子也好，代表作有《定军山》；杨宝森老先生因为其嗓音宽厚低沉，但相对音色不够明快，音域也不广，故而讲究稳健含蓄、韵味醇厚，代表作有《文昭关》；奚啸伯老先生是票友出身，个头偏矮，扮相穷，但奚老先生是满洲正白旗人，文化程度较高，对剧中人物理解深刻，其在表演中讲究字眼的发声吐字，在字音反切、四声运用上功夫较深，代表作有《范进中举》等。

　　各派演出，也都是发挥自己的特色。如在演唱《打棍出箱》中，当范仲禹从箱子里出来时要有“铁板桥”。所谓“铁板桥”动作就是人物“出箱”时不能是爬出来，而是身体一挺，从箱子里跃出，要有笔直地横躺在敞开的箱子口上的效果。随后起身，连接甩发、转眼、磋步、扔帽子等一系列高难的舞蹈动作，以示疯癫状。我听老人讲，谭派有武功，谭富英老先生在表演中一抬腿就把脚上穿的靴子踢飞了，掉下来时正好落在自己的头上。曾拜谭鑫培为师的余叔岩老先生的表演则是抓住两个差人的帽子，扔起一顶后再扔另一顶，后一顶帽子总能正好叠在头一顶帽子上，顿时引起满堂喝彩声。马派也唱过《打棍出箱》，但马连良老先生就没有这么复杂的动作了。而是在表演中就地一滚，顺手脱下靴子放在头上……至于现在一些青年演员的表演更是简单了。前些日子我曾看了王佩瑜的《打棍出箱》，“铁板桥”出箱后连接了大段的甩发动作，但就没有转眼等表演了，扔帽子也仅仅是把差人的两顶帽子一前一后、一左一右地扔在舞台上而已。

　　其实根据唱腔来讲，须生大体可分为十大流派。也就是在旧、新的四大须生余、言、高、马、谭、杨、奚之外还有麒(周信芳)、李(少春)及唐(韵生)派等。京剧是个很有意思的艺术表现形式，观众买票进剧场，是专门来听某一个演员的唱、念，看这个演员的做、打、舞的，至于剧情如何发展和台词是否合理都不是观众的主要追求。同一个剧本但换一批演员换一种唱法，同一批观众也就不一定买账。这恐怕就是各流派的艺术魅力吧。所以各个流派都是根据自己的嗓音特点来设计唱腔，各有其特点，重要的还是要创造出自己的特色来，这样才会赢得观众们的欢迎。无论是四大须生还是四大名旦，他们都不是笃守师承、亦步亦趋，而是继往开来、启迪后学，各有自己的创作、各有所长。应该指出的是，须生、名旦的排名不分先后，仅以其地位和艺术成就而言，各位艺术家是各有特色的。

作者系第九、十、十一届北京市政协委员

责任编辑 崔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