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南联大的文化底蕴

　　中国现代学术之精神魂魄，自当首推陈寅恪，他虽不像蒋介石那样是政治领袖人物，却不妨将其视为学术与精神领域的“无冕之王”。

　　正如歌德遭逢拿破仑，后者虽在当时的权力场域里是强势的压倒性地位，但在后世看来，也未尝不可视为政治权力与精神势力的遭逢。

　　陈寅恪曾有缘见过蒋介石，却并未碰撞出什么火花，乃有“看花愁近最高楼”的感慨。可若论到机缘，发生在两者之间的，毕竟还是中国现代史上的高峰相遇；而且进一步考论，则两人都从不同角度对文化问题有所审视和关注。

　　陈寅恪借挽王国维之际，曾提出“文化所化之人”的概念：“近人有东西文化之说，其区域分划之当否，固不必论，即所谓异同优劣，亦姑不具言；然而可得一假定之义焉。其义曰：凡一种文化值衰落之时，为此文化所化之人，必感苦痛，其表现此文化之程量愈宏，则其所受之苦痛亦愈甚；迨既达极深之度，殆非出于自杀无以求一已之心安而义尽也。”这里多少有悲天悯人的含义在，显示了一个“文化受者”的担当和痛苦。在他这里，文化虽为不具体之物，但也通过具体的人而得到彰显，具有非常沉重的文化史意义。

　　这是知识精英心目中的文化论说，政治精英也有其独特的观察角度。蒋介石说：“国家亡了还可以复兴，文化亡了就娘西皮全亡了”，这句仿佛戏拟之语，却可以看出作为当时最高政治领袖人物的蒋介石的基本态度，其对文化是相当重视的。

　　这也可以从文化抗战的热潮看出。西南联大是那个时代文化与教育领域的一面旗帜，有很多可歌可泣的故事。叙述抗战烽火中的中国大学，首先让我们想到抗战时代的投笔从戎热潮，其中可圈可点的是第四次从军热。当时驼峰航线的开辟、缅甸大反攻等需要大量的技术人才，西南联大先后有1000多名学生投笔从戎，有名可考的有800多人，史称“800壮士从军”。其中不乏捐躯异国者，外语系的缪弘充当美军的翻译官，但他提着冲锋枪和中国士兵一起战斗，不幸牺牲。他的诗这样写：“没有人知道历史曾在此走过，留下了英灵化入树干而滋生。”这真可以说是“马革裹尸”了！

　　当然更多的还是守在文化场域的学者，看一张1944年秋西南联大中文系教授欢送罗常培赴美讲学的老照片，是西南联大诸位教授朱自清、罗庸、罗常培、闻一多、王力的合影，对其精神意义，陈平原先生这样揭示：“联大有什么值得骄傲的？联大有精神：政治情怀、社会承担、学术抱负、远大志向。联大人贫困，可人不猥琐，甚至可以说‘器宇轩昂’，他们的自信、刚毅与聪慧，全都写在脸上——这是我阅读西南联大老照片的直接感受。”这种对西南联大时代精神气儿的推崇，确实很有力度，让我们感受到那个年代的学者的气度和风骨，是让后来者十分向往和钦佩的。

　　冯友兰撰国立西南联大纪念碑文，强调的是，“联合大学以其兼容并包之精神，转移社会一时之风气，内树学术自由之规模，外来民主堡垒之称号，违千夫之诺诺，作一士之谔谔”。既有当初蔡校长确立的北大传统之思想自由、兼容并包，又能影响社会、变化风气，很显出大学之所以为大学的风度。

　　而这些读来积郁沉雄的纸面语言，其实要参照当时的艰苦实践看得更清楚。当初联大移地昆明，曾经有过从长沙走到昆明的壮举，但人数很少，300人左右，不但经过严格体检，沿途也有国军官兵的护送，率领者为黄师岳中将。其他人则分乘各类交通工具经广西绕道越南海防到达昆明，费用都由国民政府教育部承担。在那么艰难的背景下，完成学校的大规模南迁，确实是很不容易的事情，而在这个过程中，确实可以看到中央政府对待教育和文化的基本态度，这和作为其时政治领袖的蒋介石的文化观显然是有着密切关联的。

　　关于这段历史，生物系助教吴征镒有一部《长征日记——由长沙到昆明》，颇可参考。他这样写道：“二十六年十二月十三日南京沦陷，长沙成为后防重镇，开始闻到更多的火药气。

　　当时还叫长沙临时大学的联大从此上课不能安稳，尤其在小东门车站被炸之后。于是学校当局便请准了教育部作迁滇之计。酝酿复酝酿，大约一月底便决定了。随着就有一些教授先行赴滇。有一大批同学从了军，或去战地服务，也有到西北去学习的。剩下要继续念书的分做两群，一群是女生和体格不合格或不愿步行的，概经粤汉路至广州，转香港、海防，由滇越路入滇。其余约有二百余人则组织成为湘黔滇旅行团。团用军事管理，分二大队三中队，由黄子坚先生负责领导。湘省省主席张治中先生特派黄师岳中将担任团长，三位教官以毛鸿先生为首辅之，担任三个中队长，小队长概由同学担任，团部尚有同学一小队，事务员一人，医官徐行敏等三人。

　　同行教师共十一人，为闻一多、许骏斋、李嘉言、李继侗、袁希渊、王锺山、曾昭抡、毛应斗、郭海峰、黄子坚先生和我，组织辅导团。”

　　这样的记录相当朴实，给我们提供了最基本的材料，可以看到这个小长征团队的集体风景图。而这个旅行团的成绩也是骄人的：“全行程计长沙至晃县六三五点五公里，晃县至贵阳三七二公里，贵阳至盘县四一二点三公里，盘县至昆明二四三点八公里，共一六六三点六公里，号称三千五百华里。然除去乘船乘车外，实在步行距离，无确切记录。大约二六○○华里而已。自二月二十日晨至四月二十八日下午，共行六十八天。中间乘船乘车或休息或阻滞外，实走了四十天，每天平均约六十五里，正合一个马站。曾昭抡先生走路一步不苟，每上下坡必沿公路走之字折，大约为全团走路最多的。其余辅导团诸先生亦多不比同学差，因同学每人必有担任宿营、购置、押运等职而坐一天或一天以上的汽车的。”从这段叙述来看，用脚步测量大地，是“旅行团”

　　坚定不移的原则和选择，他们用自己的青春、生命与热血共同书写了抗战时代的慷慨故事。

　　美国学者易社强(Israel,John)称赞道：“这次长征是一次艰苦卓绝的跋涉之旅。此后是八年患难，它成为中国知识分子群体才能的象征；因此，也成为中国高等教育和文化持续不辍的象征。”这样的提炼确实见其精神，因为这段漫长的征途确实考验了知识人的体力与毅力，心志与意志，在漫天风雨中收获了中国知识精英的心灵成长。对于文化的积累来说，这也是不可缺少的一个重要环节，因为正是通过“劳其筋骨”“饿其体肤”“增益其所不能”的考验，知识人才能不断地洗涤重生，甚至是凤凰涅。

　　抗战烽火，举火撩天，何其煌煌？

　　中国大学在这样的漫天风雨里，接受了血与火的考验，承担了文化的责任，延续了民族的血脉，创造了人类文明史上的另类辉煌。这是值得骄傲和自豪的，这是我们的岁月行旅中的纪念和记忆，是不可磨灭的民族精神之涅，而精英分子对于文化的关注和重视程度，则是能使得这一切得以产生的根底。天道虽乱，斯文不丧，代际维新，这或许也正是中国文化千古常新、屹立不倒的奥秘所在。

作者系同济大学人文学院院长

责任编辑任万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