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平广播电台的一段往事

　　1949年1月31日，人民解放军开进了古老的北平城，北平人民迎来了春天，获得了解放。

　　北平市军管会当天接管了国民党北平广播电台。

　　在解放军包围北平时，城里的傅作义国民党守军慌作一团，在东单广场建了一个临时飞机场，通过飞机空运，给被围的国民党军队运送物资。

　　国民党的中央广播电台(南京台)与北平广播电台，胡说乱播，广播告知市民守城的是名将，定能固若金汤。

　　当时，北平城里的各家商店基本都有收音机。1937年8月，日军侵占北京后，为了奴化中国人民，推销日本生产的产品，强行商家购买收音机。

　　日军还掌控电台节目，除了广告就是奴化宣传。1945年8月15日，日本投降，日本人变卖家中物品，收音机更便宜了。中国民众买到后，在家里听说书、听戏。

　　北平广播电台在西长安街路北，西单路口东，紧靠着双塔寺，是一座灰色小楼，机房在二楼。当时的北平广播电台直属南京国民政府中央广播电台，由中央宪兵19团守卫。电台的审稿及各种检查，全由中央宪兵19团电台检查组负责，播出的歌舞与文艺节目由电台主任管。警卫也是由宪兵站岗，两辆美式吉普车整天停在那里，等候随时使用。电台监管得特别严。电台有两个合唱队，都是由大学生组成的，他们课余、放假期间或晚上到电台唱歌。这些人中也有地下党与学联的成员，他们与电台的警卫混得很熟，但是根本进不去机房与播音的房间。

　　天津的解放，更加快了北平城里城工部同志们对接管广播电台的准备任务，他们希望能马上搞清电台情况，保护好电台的设备。

　　有一天，我家来了一位商人打扮的青年人。父亲见有人进了二门，而看门的家犬却没有叫，就迎了出去。

　　来人摘下茶镜，说了声：“老板是我，小刘。”“噢，哪阵风把你吹回来了？”父亲一看没别人，拉着小刘就进了东厢房的里屋，又吩咐厨房准备饭菜。

　　小刘原来在我家店里做学徒，是一个亲友介绍来的，店里跑腿的事都由他去办，人非常机灵。他实际上是北方局西城交通员，抗战后期回到解放区，日本投降后，党又派他到北平军调部工作。这次小刘来找父亲，就是想请父亲帮忙，摸清广播电台的人员情况。因父亲的一个亲友在宪兵19团，正好负责广播电台的工作。父亲与广播电台的人都很熟，有时还请他们到长安大戏院听戏，下馆子。父亲说：“行，我今儿就找主任去，叫一些人到同春园聚聚。”下午，父亲去了广播电台，到了主任室，跟主任说了聚餐的事。主任客气了一番，最终答应了。从广播电台出来，父亲就直接去了同春园，定了两桌饭菜。晚上，主任带着十几人，有机房的工程师技术员、有技工、有办事员，还有几个在机房处工作的人员，基本广播电台的每个部门都有两三个人。酒桌上，大家喝着聊着，席间父亲得知宪兵与军统不和，今天来吃饭的没有一个是军统或兰衣社的，机房由宪兵守卫，任何人不得进入，军统那帮人进不了机房。

　　1948年12月底，华北大部分地区都解放了，北平城已被解放军包围，石景山电厂被解放军攻占，停了半天电，这时城里的广播电台造谣生事，说解放军破坏了电厂，晚上又供电了，谣言不攻自破。而此时，城工部的领导非常着急，因为他们得到情报，国民党中央广播电台要从南京派人直接破坏北平广播电台。小刘为此事又到我家找了父亲几次。

　　父亲直接找了电台主任，电台主任原是燕京大学学生，抗战时期在大后方重庆，抗战胜利后回到北平广播电台工作。因电台主任在重庆时与我父亲的一个亲友是同事，来北平后又在广播电台工作，父亲的一个堂侄子在中央宪兵19团，父亲常去看他，便与主任熟络起来。解放军兵临城下，这次父亲约了小刘与主任在同春园见面。小刘给主任讲清了当前的形势，并叮嘱他找几个可靠的同事盯着那几个军统与兰衣社的特务。主任答应回去马上组织大家保护好设备和机器。

　　1949年1月22日，傅作义在《关于北平和平解决问题的协议书》上签字。23日，各大报纸争相报道，军统特务一看情况不好，就找来高压大剪子，要剪断电缆电线，使机器无法工作。广播电台的人发现后与他们扭打在一起，最终特务被北平市军管会抓住了。

　　1949年1月31日中午，人民解放军由西直门入城。父亲早早就等在马路边，前导车刚开到缸瓦市大街，父亲便发现第二辆吉普车上坐着的六七个人中有一人是小刘，小刘也在人群中看到了父亲，他们俩紧紧地握住了手，小刘说他们要去接管广播电台。这时汽车又开动了，父亲望着入城的解放军队伍，高兴地笑了，因为广播电台保住了。更让父亲欣慰的是，时隔几个月，10月1日开国大典，广播电台传出了红色电波。

作者系华润集团退休员工

责任编辑崔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