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人类命运共同体提供价值支撑

　　5月15日至22日，亚洲文明对话大会在北京成功举办。来自亚洲47国以及域外国家和国际组织的2000多名代表参加了丰富多彩的对话活动。为期一周的大会形成了一批推动文明交流互鉴的务实举措和合作项目，达成了“北京共识”等26项重要成果。

　　在开幕式上，习近平主席以“深化文明交流互鉴，建设亚洲命运共同体”为题进行了主旨演讲。他立足亚洲、面向世界，系统回答了不同文明之间如何处理相互关系的时代议题，也由此从一个重要方面阐明了如何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提供价值支撑的重大理论和现实问题。

　　冷战终结之际，著名学者亨廷顿提出“文明冲突论”，引发了世人对不同文明如何共处问题的极大兴趣。根据亨廷顿的判断，随着冷战的终结，不同文明之间的冲突将取代传统意识形态的冲突，成为后冷战时代国际冲突的主要诱因。随着全球恐怖瘟疫的泛滥、“9·11事件”的发生和世界反恐斗争的兴起，不少人甚至认为“文明冲突论”所作出的主要预言已经得到验证。

　　无论亨廷顿的预言在多大程度上符合现实世界演变的轨迹，都不能证明其理论指向的正当性。虽然亨廷顿并非宣扬人为制造文明冲突，但其论说明显包含着对非西方文明挑战西方文明的严重焦虑，而他对未来世界“实然”前景的忧虑中，也蕴含着如何继续维持西方文明优势地位的“应然”主张，背后则是一种不便言明的西方文明优越论。

　　在过去20多年间，关于文明冲突的论断发展成为一种广为流传的理论思潮，亨廷顿也影响了西方一代战略家的思维方式。前不久，美国国务院政策规划处主任斯金纳发表了中美当前争端属于“文明冲突”的言论，其引发的关于文明关系问题的新一轮世界性论争至今尚未平息。这表明，“文明冲突论”有沦为“自我实现的预言”的危险：当越来越多的人总是以冲突思维和敌视的眼神审视其他文明时，不同文明之间的冲突可能就真的难以避免了。

　　作为学者的亨廷顿无疑是成功的，但他也只是描绘了复杂世界中诸多侧面当中的一个侧面、多种逻辑当中的一种逻辑，而这种所谓的“局部真相”，带来的往往是危险的傲慢与偏见，并足以引起世人警惕。

　　古往今来，不同文明之间都是在碰撞融合中向前发展的。虽然不乏冲突的案例，但更多是交流互鉴的历史。正如习近平在此次主旨演讲中所指出：“各种文明本没有冲突，只是要有欣赏所有文明之美的眼睛。”早在2014年举行的中阿合作论坛上，习近平就曾以“防止极端势力和思想在不同文明之间制造断层线”的呼吁回应过“亨廷顿命题”，此次演讲则更加系统和全面地提出了避免文明冲突的系统主张和具体方案。

　　未来世界不同文明之间的关系是冲突还是和谐，说到底是事在人为，更多取决于世界各国的主动选择。用建构主义理论的语言来讲，将是人类主观建构的结果。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离不开利益共同体和价值共同体的支撑。利益共同体需要在建设开放型世界经济、推动全球互联互通中打造，而价值共同体则有赖于通过不同文明的交流互鉴来培育和塑造。亚洲文明对话大会开创了跨文明交流的新形式，其成果共识和示范效应也将有助于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提供有益的价值支撑。从这个角度看，此次对话大会不仅是亚洲的盛事，也具重要的世界性意义。

责任编辑　刘墨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