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改革开放共成长

　　如果没有改革开放，我可能上不了大学，也不可能有机会出国学习。改革开放40年是我们国家发生巨变的40年，也是我茁壮成长的40年。有幸亲眼见证、亲身经历了这一历史性的变革，经历高等教育和科技领域大发展的时代，在某些方面也是积极的参与者和推动者，我感到特别自豪。

　　茁壮成长的40年

　　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决定改革开放，那年我16岁，第二年参加高考上了大学。大学毕业后考上出国研究生，1984年到日本横滨国立大学读硕士，1987年考入东京大学读博士，1990年毕业后做了将近4年的博士后，1993年6月回国到北京大学工作，至今已经整整25年了。

　　40年前我上大学的时候，还没有像样的研究条件，实验课上使用的仪器相当陈旧，几乎都是古董级的东西。我的本科毕业论文是在长春应化所催化室做的，主打设备是穆斯堡尔谱仪，导师说那是当时国内最先进的仪器，好像全国只有几台。所以导师拿那台仪器当宝贝一样，根本不让我们碰，只能看着导师操作。我们每天的任务是什么呢？就是收集那台仪器吐出来的一堆堆纸带，数纸带上面的孔，画出曲线。现在想起来都不寒而栗，一堆堆的纸带、连绵不断的小孔，稍一走神就得返工重数，最大的收获就是锻炼了我的耐心。当时国内的实验条件就是这样。1984年我到日本留学的时候，看到实验室里眼花缭乱的先进仪器设备，真是大开眼界，非常震撼。

　　1993年回国的时候，科研条件比出国前有所改善，但跟现在比仍是天壤之别。当时我的两位日本导师井口洋夫先生和藤岛昭先生赠送了许多先进仪器。原国家教委安排“向阳红号”科学考察船带回青岛，北大派车去拉回来，装了整整一卡车。这些仪器设备在当时几乎是最先进的，奠定了我在北大的研究基础，所以半年后就吸引了十几个研究生、博士后和本科生到实验室工作。

　　上个世纪90年代，我们的科研条件还很落后，科研水平与国外相比也存在着巨大差距。当时能够在国外学术期刊上发表文章，能够申请到主办国际会议或双边会议，甚至能够邀请到外国专家来访就很厉害了。记得回国之初我申请到两个国家自然科学基金，一个9万多元，一个11万多元，据说都高出当年的平均值。三年项目执行期，平均每年7万元，实在少的可怜。当年我买了一台DI公司的扫描隧道显微镜，近50万元人民币，需要5个自然科学基金项目经费。好在原国家教委批给我50万元回国启动经费，购置了国内第一台从国外进口的最先进的扫描隧道显微镜。50万元的启动经费在国家教委也是大大突破了先例。

　　那么今天是什么样子呢？现在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面上项目4年80万元、重点项目5年300万元。还有一堆人才基金项目，国家杰出青年科学基金5年400万元、优秀青年科学基金3年150万元。如果拿到创新研究群体项目，6年总经费1200万元；入选科学中心的话，10年总经费达到4亿元，可谓是天翻地覆的变化。真正的大钱还不在这里，而是在科技部、在地方政府，如北京市科委等，已经达到了让老外羡慕嫉妒恨的程度。现在我经常被邀请组织国际会议，我常常说NO，因为实在没有时间，也不需要通过组织会议来提高国际知名度。这就是进步，当然并非仅仅是个人的进步，而是我们国家过去20多年来在科技领域里发生了巨变，不可同日而语，我的经历和感受只是时代变迁的一个缩影而已。

　　改革开放给我国高等教育也带来了前所未有的发展机遇。上世纪90年代，教育部先后启动211工程和985工程，迅速改善了大学办学条件。2011年，又启动了2011计划，随后还有“双一流大学”建设等。这些强有力的政策举措，迅速缩短了与国际一流大学的差距。今天我国的教育和科技投入可谓是今非昔比，增加幅度达到数十倍甚至上百倍，所带来的变化也是有目共睹的。我们的科研水平与发达国家相比，从望尘莫及，到渐渐接轨，现在有些领域甚至进入并跑、领跑阶段。

　　对未来的两个期待

　　改革开放40年成绩斐然，科学家们的底气和自信也大大增加，在国际学术舞台上的声音和话语权也越来越大。当然，我们还有很多不尽如人意的地方。对未来，我有两点期待。

　　一个是完善人才和科技成果评价机制。客观地讲，当前我国的整体科技发展水平与发达国家相比，还存在着差距，有些差距还不小。原因何在？我觉得并非是我们用功不够，也不是不够聪明，更不是经费投入问题。我觉得有两个方面的原因，首先是积累不够，毕竟只有三四十年的快速发展时间。我们需要坚持下去，埋头苦干下一个四十年。其次是评价机制问题，既包括人才评价机制，也包括科技成果评价机制。评价机制是指挥棒，是风向标。现在大家都在讲，科技界很浮躁，人才帽子满天飞。冷静地想一想就会明白，这种现象绝不能归罪于作为个体的科学家，而是现行评价机制造成的。在学术界，帽子满天飞现象非常严重，从国家级的跨(新)世纪优秀人才计划、国家杰出青年科学基金和优秀青年科学基金、教育部长江学者奖励计划和青年长江学者奖励计划、千人计划和青年千人计划、万人计划、领军人才计划，到遍及全国的区域人才计划，据说有数百个，令人眼花缭乱。这些人才计划常常用著名的山川大河命名，黄河学者、泰山学者、楚天学者等，我们的山川大河几乎被用光了。另一方面，对于科技成果的评价，流行的做法是数文章，即所谓的“数字化评价机制”。看谁发表文章多，看谁发表的文章影响因子高，几乎到了全民动员搞文章的地步。毋庸置疑，现行评价机制在过去二十多年里，起到了非常积极的作用，极大地调动起了科技人员的积极性，解决了科教领域的大锅饭问题。从个人角度讲，我是现行评价机制的受益者，甚至是最大受益者，像杰出青年、长江学者、万人计划等都是首批入选者，我拥有几乎所有的人才头衔，所以我的观点绝非牢骚之言。事实上，现行评价机制的弊病也逐渐显露出来，已经到了必须改革的时候。最近几年，我在包括两会在内的各种场合，一直在呼吁改革现行人才和科技评价机制，也得到了广泛的共鸣。从某种意义上讲，现行评价机制带有太多的功利性和实用性色彩，已经逐渐背离了科学精神，客观上造成了愈演愈烈的浮躁现状。对于学术界来说，一个好的评价机制是让更多的人安静下来，扎扎实实、踏踏实实做事，做点真正有用的东西，或者上书架，或者上货架。这样坚持积累几十年，我们必将成为真正的科技强国，更加自信地屹立在世界民族之林。

　　我的另一个期待是石墨烯新材料产业。石墨烯是一种神奇的材料，集众多优异特性于一身，它是最好的导电材料、最好的导热材料，也是强度最大和最硬的轻质高强材料，有各种各样的潜在应用前景。在国内，石墨烯改性锂离子电池炒得很热，可以实现快充；把千分之几的石墨烯放到涂料里，可以大幅度改善涂料的性能，价格也变化不大，据统计有超过700家企业从事石墨烯涂料工作。由于石墨烯中的电子迁移速度远高于硅材料，未来甚至可以代替硅成为集成电路的核心材料。

　　我的团队从2008年起进入石墨烯领域，早期更多关注的是基础研究，研究如何控制生长石墨烯薄膜、如何打开石墨烯的带隙等。2013年以后，我们就全力以赴开展石墨烯新材料的产业化核心技术研发工作，从高品质石墨烯薄膜的规模化制备技术和生长装备，到超洁净石墨烯薄膜、超级石墨烯玻璃、烯碳光纤、第三代+半导体照明技术等。为推进产业化进程，我们在平台建设方面也倾注了大量心血，成立石墨烯工程中心、北大—宝安烯碳科技联合实验室、北大—凯盛石墨烯研发中心，一步一步走到刚刚正式揭牌成立的北京石墨烯研究院。北京石墨烯研究院的建立是我们迈出的关键一步，我们充满期待，希望能够成为中国石墨烯产业的基石和推进器。值得自豪的是，通过过去十年的打拼，我的团队已经成为国际上石墨烯领域的代表性团队，尤其在高质量石墨烯薄膜生长方法、规模化工艺以及装备研发方面已经走到了世界前列，很多工作具有引领性。在国际上，我们在高新技术领域遇到不少卡脖子的问题。我们有一个梦想，那就是在未来的石墨烯产业中转换角色，去卡外国人的脖子。当然这条路还很漫长，我们会全力以赴。

　　担负起参政议政的职责

　　我是九三学社社员，2017年7月初被选为九三学社北京市委主委，年底被选为九三学社中央副主席，目前也是全国政协常委和北京市政协副主席。我一直在思考究竟该怎么去做，才能担当好这些角色。我认为最重要的是，要勇于担当、敢于担当，结合自己的专业特长和兴趣，为国家的发展、为北京市的发展积极建言献策，不辜负党和人民对民主党派的期待。

　　担任九三学社北京市委主委后，我们推出了“文化北京专项行动”，希望能够在首都北京的文化中心建设上有所助力和有所作为。北京有着3000年的建城史、800年的建都史，拥有令国人自豪的历史文化积淀。我们提出了“街巷文化”的文化建设新理念，从建设传统的城市博物馆到建设“博物馆型城市”，让文化像空气一样弥漫京华大地，充分体现中华民族的文化自信。这些新的文化中心建设理念通过民主党派参政议政平台推出后，得到北京市委蔡奇书记以及各级主管部门的高度重视。这项工作我们会一直推进下去，绝不仅仅满足于领导批示和优秀提案。希望通过我们的不懈努力，让北京城更具魅力，让国人更有文化自信。

　　2018年，九三学社北京市委重点发力全国科创中心建设问题。北京市拥有在全国范围内无与伦比的科技创新资源，知名大学和科研院所林立。如何发挥科创资源优势，助力北京乃至全国的高科技产业发展，让我们的企业更具国际竞争力，这是破解当前存在的科技与经济两张皮现象的关键所在。我们推出了“研发代工”的新概念，针对企业的特定需求开展定制化的技术研发，通过全链条的利益捆绑实现高效的产学研协同创新。这一提案也得到了市委书记蔡奇同志的高度评价和企业界的积极响应。我们并没有停留在理论层面上，在北京石墨烯研究院积极开展试点和实践，已取得阶段性成果。我们对未来充满期待。作为一名民主党派成员和负责人，我愿意探索一条新路，把自己的专业和党派工作有机地结合起来，融通资源，互为支撑，做到个人事业和党派工作两不误。

作者系全国政协常委，九三学社中央副主席、北京市委主委，北京市政协副主席，北京大学纳米科学与技术研究中心主任，北京石墨烯研究院院长

责任编辑 崔晓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