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新发展理念引领雄安建设

　　2017年4月1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决定设立雄安新区，含河北雄县、容城、安新3县。雄安新区的设立是一项重大的历史性战略选择，是千年大计、国家大事。然而，对比可见，雄安新区地处河北内陆腹地，没有深圳特区与浦东新区那样的临海或临江区位优势，更没有在初建与扩建过程中可以利用的廉价劳动力等红利要素优势以及经济强劲向上的牵引力。

　　此时设立雄安新区，最重要的考量因素决不是追求快速发展的经济指标，而是需要依靠新的发展理念来推动长久发展，并将与深圳特区、浦东新区一样，具有很强的标杆意义。可见，雄安新区不同于一般意义上的新区，其定位首先是疏解北京非首都功能集中承载地。相比较我国的其他国家级新区，雄安新区发展重在改革创新。因此，在未来的规划建设中，在尊重城市建设基本规律的基础上，雄安新区应探索一条有别于我国其他国家级新区的发展道路，注重成为体制改革、要素集聚、公共服务等领域软件建设的先行者，成为改革创新的引领者，发挥雄安新区“千年”发展的历史意义。

　　承接北京的部分功能，发挥非首都功能主要承载地作用。实际工作中，首都功能和非首都功能其实难以绝对的区分，也更非对立关系，需要根据京津冀一体化的角度、考虑各个城市的资源禀赋和功能定位，有所选择、有所侧重。作为疏解北京非首都功能的重要之举，通州当前已被确定为北京城市副中心，主要疏解的是首都部分行政功能。那么，雄安新区承载的非首都功能，则与通州完全不同，应侧重于疏解首都的经济功能及部分社会服务功能，包括部分新兴产业、部分科研教育、部分央企和部分行政办公机构。总之，与通州策应，雄安新区在地理空间上已然构成疏解非首都功能的东西“两翼”。

　　对比雄安新区和深圳特区、浦东新区，雄安新区要承载“千年”的历史责任，在经济体制改革上发挥引领性更加重要，应成为改革创新的新载体。深圳特区、浦东新区的发展更多是一种“开放”导向，大部分的改革是围绕“开放”而进行的，体现了我国改革开放40年的缩影；雄安新区必须承载一种“改革”导向的历史责任，围绕内部经济发展新模式而进行更加深入的改革创新。为此，雄安新区必须克服传统的路径依赖以及经验的僵化与惰性，探索出一条具有自身特色的全新路径。这需要以改革开道，发扬改革创新精神，全面提高资源配置效率，建立体制机制新高地。

　　全面提高资源配置效率，发挥要素集聚和产业转型发展的功能，补齐区域发展短板，再造经济增长极。相对而言，雄安新区的产业基础远远弱于深圳特区、浦东新区，即使是保定和石家庄整体的产业基础在全国亦没有明显优势。城市的发展需要有产业作为支撑，否则就会失去其内在发展功能。如果纯粹将部分非首都功能转移至雄安新区，那么可能形成没有产业支撑的新城区，内在的发展功能就会比较弱，对京津冀一体化的要素集聚和资源配置的贡献就会不显著。因此，对于以轻工业为主的雄安经济结构，对标京津冀一体化，雄安新区应践行与京津工业经济差异化的产业发展道路——即重点发展创新、智能和生态等高新产业，如大数据、物联网、云计算、无人技术、环保技术以及航空航天、机器人等，最终形成高科技、新创新、智能型、低能耗、低排放的高端产业集群。未来的雄安新区应是一座绿色生态宜居新城和以轻资产为主打的科技新城。

　　以民生为本，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补齐环京津冀周边地区社会事业发展、公共服务水平短板。雄安新区建设主要承载北京非首都功能，那么就涉及雄安新区与北京市的公共服务均等化问题。从本质上讲，京津冀一体化的核心仍然是公共服务领域一体化的问题，例如土地、户籍、教育、医疗、房地产等。目前国内公共服务非均等化的软约束本质上是区域经济进一步一体化的硬约束，也是制约资源配置效率进一步提升的硬约束。这些领域的建设以及相关的改革，比起建设一座新的城市更为根本和艰难。因此，雄安新区在要素自由流动和公共服务均等化上需要有创新性思维，如通过公共服务均等化的改革从内部激发劳动者的创新潜能，打造优良的创业环境，实现高端要素的集聚，同时通过体制改革创新城市管理新方法等。尤其是应积极选拔、引导优质民间资本进入雄安新区基础设施与公共服务，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更好地发挥决定性作用，更长远的周期强化民间资本的投资信心。

　　总之，建设雄安新区是一项历史性工程，需要以新发展理念为引领，不留历史遗憾。以改革和创新作为新区建设的重点，注重历史定位、注重改革创新、注重软件建设，让雄安新区建设经得起历史检验。可以说，雄安新区建设承载的任务是既有的，但其建设高度的定位是崭新的、前所未有的，将成为向全国乃至全球输出区域经济建设成功方案的一个经典样板。未来，雄安新区与北京、天津形成稳定的城市发展金三角，实现错位发展、优势互补、合作共赢，便能够使京津冀协同发展战略得以真正实现。(作者系全国政协委员、中国社会科学院当代中国研究所研究员　责任编辑　徐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