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怎样重新出发？

　　2017年，深圳的生产总值(GDP)超过了香港，成为粤港澳大湾区名副其实的经济最强市。其中，深圳的全社会研发投入在2017年超过了900亿人民币，占GDP比已达到4.13%，远远超过了香港。

　　香港从一个地瘠山多、水源缺乏的小渔村发展成为一个转口港，到建设成为东方之珠，耗时百年；深圳从类似渔村状态的宝安县发展成为今天的科技新兴之城，在GDP层面超越香港，仅用了四十年。二者的速度之差令人深思。

　　香港回归祖国20年，对英美文化臣服的基色没有变，裙带资本主义的垄断性在不断增强——香港曾经的共识在这些分岔中逐渐被瓦解，曾经“有政治冷感”的港人在21世纪以来变成了“过度政治化”，“多材质性”之间的冲突日趋复杂，充满激昂向上之气的狮子山精神被一种香港悲情所掩盖，香港应该怎样往前走？

　　尽管有“港人治港必须是爱国者治港”的要求，但是“爱国者”不是文化概念，甚至被淡化了价值观基础，而是一个政治概念。这就使得曾经以共同价值观为基础的香港爱国爱港阵营转化为一个光谱广泛的政治概念的建制派。

　　同时，香港的建制派缺乏共同价值观基础，甚至缺乏对香港定位的共同认识，而是由商界主导，其结果是有利于富商和精英阶层固化其社会经济地位。并且，由于这种共同价值观和政治共识、社会共识等的缺失，建制派内部利益结构复杂而分化，“多材质性”的弊端突出，不利于有效组织起来为以行政长官为核心的行政主导体制提供强有力的政治支撑和组织保障。

　　与这种“爱国爱港”阵营事实上的“去认同化”同时存在的是，英国培养的各界精英事实上是香港回归以来“港人治港”的主体，这就导致从政治精英到商界精英等普遍存在各种不同价值观的冲突、从精英层面到中低阶层普遍存在社会流动性的冲突。

　　2003年以来，建制派以培养“会选举”的政治人才为核心目标、泛民和激进力量都以夺取选举胜利为实现建制内政治崛起和政治发声的关键所在，使得该渠道内部的价值观冲突尤为复杂和凸显，恶意“拉布”等劣质议政文化使得香港的行政与立法关系经常陷入紧张。

　　香港人收入两极分化，大部分人的工资收入自回归以来只是上涨了一到两倍，而金融业、房地产业的高端人士收入飙升，低端服务业收入甚至下滑，因此，香港的中低阶层向上流动的机会越来越少，甚至普遍存在“中产下流”的担心。

　　中央政府的对港政策如果局限于不断“派糖”，派出的糖果往往由大资本力量、特别是金融与地产商所占据，“派糖”的负面效应，例如物价飞涨、交通拥挤等，却由香港普通市民所分担，当然会导致香港社会的反抗。

　　上述冲突被简单化地用“香港和内地的矛盾”来掩盖，将中央全面管治权和香港高度自治权等作为香港的核心矛盾，非但不可能解决香港目前的困顿，还会让香港进一步陷入停滞乃至衰竭。

　　因此，香港要想延续其繁华甚至再现其辉煌，必须凤凰涅。凤凰涅的前提是，香港必须再造共识！而共识的再造亟待剥茧抽丝、直面香港问题的实质，客观全面地分析香港“多材质性”所产生的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等各层面矛盾的复杂性，才能再出发。

　　作者系北京市政协委员、香港《广角镜》杂志社社长

　　责任编辑 任万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