辞章与语言的思想史力量——读王风《世运推移与文章兴替》

　　王风兄自北大做博士时即已孜孜于近代文章与语言关系的探索，到此际《世运推移与文章兴替——中国近代文学论集》(北京大学出版社，2015年出版)出，真可谓不止于“十年磨一剑”了。在这样一个“只争朝夕”的时代里，可以说是瞬息之间就可“城头变幻大王旗”，能踏实下来“板凳一坐十年冷”的读书人真是越来越少了。所以我们徜徉在王风兄构建的中国近代文学与世运变化的大局里，不由得不为其中表现出的背后情怀而感动。

　　一

　　虽然此书以论文集形式编排，但并非全无内在逻辑关系可循，譬如在我看来，章太炎、王国维、周氏兄弟就构成一组相当有张力的内在呼应，作者讨论“章太炎语言文字论说体系中的历史民族”、“王国维学术变迁的知识谱系、文体和语体文体”、“周氏兄弟早期著译与汉语现代书写语言”等命题，恰可看出其彼此呼应的线索。章太炎作为现代学人中最具传统意识，且学术成就斐然的大学者，其与梁启超、王国维正可视为1870年前后出生学人的三个路向的代表，相比较梁氏的下笔千言、倚马立就，王氏的沉潜西学、别出手眼，章氏显然以立足传统、强调国粹见长。

　　对这点，王风显然有明确意识：“……当时王国维学术思想的根本路向，即是以西方的知识谱系重理中国以往的一切文献。与章太炎等国粹派试图发动传统学术机制以抗衡铺天盖地的西学涌入相反，王国维从来没有类似的文化危机，在他那儿，这一切都顺理成章。”这里章、王比较的意识是很清楚的，而且对王国维有一种贴近底里的亲近，确实难得。这自然也让我们想到王国维的一个重要判断，即“学无新旧也，无中西也，无有用无用也。凡立此名者，均不学之徒。即学焉，而未尝知学者也。”在其时新旧中西激烈碰撞的背景下，此番义正词严地正告天下，不但显示出其高明见地，而且表现出中国现代学术代表人物的阔大气象，这就是在世界学术的格局中确立自己的位置，正如陈寅恪所意识到的，“盖今世治学以世界为范围，重在知彼，绝非闭户造车之比。”

　　王国维以非科班出身的苦学者，而取得极为杰出的贯通文史哲领域的成就，并得到海外学者那么大的尊重，实在是为中国学术赢得了无上光荣，不愧为现代中国学界的骄子和代表。以伯希和(1878-1945)这么“牛气”的国际汉学界大佬，也称“中国近代之世界学者，唯王国维及陈先生两人”，对其推崇备至。而且伯氏并不讳言自己对王国维的引用：“作为王国维的老朋友，我经常提到他的名字，并很多次引用他如此广博而丰富的成果”。伯希和还特别介绍了自己是如何进入包括王国维在内的中国一流学者圈的：“一九零八到一九零九年我客居北京之时，曾带去几卷精美的敦煌遗书，并由此结识了罗振玉和他身边的一群学问家，有蒋斧、董康以及王国维。同上海的缪荃孙、叶昌炽，而尤其是和北京的罗振玉、他的对手及门生在一起，我才有幸第一次与这些当代中国视作考古学家和文献学家的人有了私人接触。”

　　王国维、伯希和年纪相若，学术兴趣接近，而且也都是有学术风骨的纯正学者，彼此投缘、惺惺相惜，是自然之理。这不但表现在王国维和伯希和的来往信函中，而且也表现在彼此在学术上的援引与互助方面。1922年4月15日，胡适在日记中记有：“读王国维先生译的法国伯希和一文，为他加上标点。此文甚好。”可见伯希和固然是好文章，但若要能让同为一流学者的王国维肯屈为译者，如果没有相当的学术含金量，也是很难的。从王国维致函伯希和可见，两者虽远隔万里，但对学术本身的关心才是核心要义，而彼此之间对学术材料的音讯相通，乃至互为助力，乃更为重要。

　　伯希和看重王国维的，显然不见得是其对欧洲学问的认知和了解，但西学知识谱系的接受和系统化，则确实是王国维学术气象独立的重要基石。所以，诚如王国维的认知，治学岂分东西？王风对王国维的这种治学脉络显然是有同情之理解的，他引陈寅恪那篇著名的文章，“寅恪以为古今中外志士仁人，往往憔悴忧伤，继之以死。其所伤之事，所死之故，不止局于一时间一地域而已，盖别有超越时间地域之理性存焉。而此超越时间地域之理性，必非其同时间地域之众人所能共喻。”(1934年《王静安先生遗书序》)正能见出对王国维、陈寅恪作为中国知识精英谱系中代表人物的高度认同。要知道，《海宁王静安先生纪念碑》乃是中国现代学术史上最为经典的标志性文章和制作：“呜呼！树兹石于讲舍，系哀思而不忘。表哲人之奇节，诉真宰之茫茫。来世不可知者也，先生之著述，或有时而不章；先生之学说，或有时而可商。唯此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历千万祀，与天壤而同久，共三光而永光。”纪念王国维，由陈寅恪来撰写碑文可以说是最合适之人选，这不仅是说两者之间的密切交谊，更因为在学脉相承上的水乳自然。但必须提及的是，此碑乃中国现代学人的集体创造，有为“中国现代学术立心招魂”之功用，书丹者林志钧，篆额者马衡，设计者梁思成，可谓极一时之选。也只有王国维及其赴死之义能当得起现代学人群英出手的“联合创造”。而陈寅恪三悼王国维，其实绝不仅是因为两者“惺惺相惜”“高山流水”，挽诗谓“敢讲私谊哭斯人，文化神州丧一身”已经交待得很清楚，看重的当更是王国维“文化神州”的地位，更重要的也是借此凸显中国学术传统的正统传续代代不绝。

　　王风兄关注的当然不是伯、王交往的细节，对王、陈学术与精神关联的把握，则是其核心要义。但在我看来，如果要深入体会并厘清王国维于中国学术史乃至世界学术史的重要意义，就不仅要关注纵向的王、陈关系，也同样要重视横向的同类比较。在我的视域里，正是这种纵横交错的观念侨易，乃更在一个高层面上体现出王国维的学术史和精神史价值。近代以降，西方学术勃兴，并渐成对全球一体的导向姿态；而东方国家，包括中国在内，如何进入这样一个“一统时代”的知识、学术和思想谱系，确实是绝大难题，但另一方面也是绝大机遇。而王国维的路径，其实给我们提供了一种可能资鉴的范式，即既非章太炎式的“僵守国故”，也非胡适之式的“跃试新学”，而是像王国维这样有根基、有选择、有标准的“旧学新知”，这或许才是中国现代学术的普适之途，诚如陈寅恪所言：“其真能于思想上自成系统，有所创获者，必须一方面吸收输入外来之学说，一方面不忘本来民族之地位。此二种相反而适相成之态度，乃道教之真精神，新儒家之旧途径，而二千年吾民族与他民族思想接触史之所昭示者也。”这样的范式，或真可以“示来者以轨则”。

　　二

　　王风兄同样重视章太炎，并且对章门弟子的线索很看重，连带着对语言问题的高度关注。那么讨论“近代报刊评论与五四文学性论说文”“晚清拼音化运动与白话文运动催发的国语思潮”“文学革命与国语运动关系”则自然将中文的国语建构勾勒出一个脉络性的框架来，而“国语”在现代中国文化史、文学史、思想史上都是相当吃重之角色。

　　王风兄似乎更在意“文章兴替”本身，历史学讲究脚踏实地、言必有据，而文学自然关注文体自身的盛衰消长。王风有一个很有意思的判断：“二十年代初，国语运动的成功，为白话文争得至关重要的初步的合法地位，使它成为正式书写语言的候选人；然后由新文学不断丰富锻造，到共和国时代，终于依靠政权力量彻底取代了文言。”在这里，白话文的角色得以彰显，也就是说在文化场域之内，其是以新权力者的角色“以新代旧”的。但汉语表达究竟在何种意义上才可以获得自己的语言史和文明史地位？现代汉语的发展，究竟怎样才算是“大功告成”了？被“五四”捧上了天去的白话文至今未能产生如唐诗宋词般的文学瑰宝，恐怕也是不争之事实。所以，国语(现代汉语)建构乃是现代中国将长期存在的一个核心问题，也是知识精英将不得不面对的首要核心任务。

　　要知道，文章仿佛小道，实乃大道所寄，不可不察，所谓“盖文章者，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虽然是“大雅久不作”，但毕竟有其根本的规定性意义在焉。语言似乎更是不经意之常物，但“百姓日用而不知”的往往正是关系到文化极深处的“大道所藏”。德国人之所以能在近代以来崛起于世界，无论人文抑或科学，都与德语的“从奴隶到将军”之艰难历程密切相关，从最初看不起自己，认为德语只是用来跟动物交谈的语言，到19世纪因拥有康德、黑格尔诠释最缜密和完善的哲学思维；歌德、席勒用最优雅最美丽的语言来表现思想感情等而自豪，因为这些哲学和文学作品能代表德意志整个现代语言建构的完成。就此标准而言，文言文当之无愧，白话文呢？“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是否也正是为吾辈所设呢？

　　中国梦也好，现代知识体系的转型和创新也好，没有汉语现代转型的真正完成，都很可能是“无根之木”。我们必须把握住一个民族文化发展的根本所在，在我看来，对于中国崛起在文化层面最核心的要素就是现代汉语的建构完成，当然这也是急不得的事，需要心中有数、休养生息、长期积累、滴水穿石，精英们必须念念在心的是：“语文样貌若何，决非蕞尔细故，其关涉民族精神心灵者甚大”！

　　三

　　对现代汉语的关注和介入，正是现代知识精英的共识凝聚力的一个重要焦点，但每个个体与集体的发力点则不同。王风对新青年团体有这么一个判断：“《新青年》集团更应该被认知为一个带有不同资源的多种力量的共同体，在文学革命这个节点上有了价值追求的交集。因而这是一个立体的结构而不是一个线性的展开。新文学之‘新’正表明它是与诸如旧文学、俗文学这样的对立体制共存的，这种局面使得文学革命内部的不同思考方向被遮蔽了，更准确地说，是自我压抑了。”很见眼光和功力，这种对场域的把握其实已经接近了理论提升的边缘。

　　我曾提出侨易空间的“交叉系统”与“立体结构”概念，“个体仿佛是多线行道的交叉点，他是一个可以从不同的透视镜角度来把握的镜像，可以以他为中心来观察事物，也可以将其只视作一种时空隧道中暂时过客，甚至仅将他视作为一个链接，无论其在各种专门领域或历史中如何伟大杰出，就其本质而言，不出于此。”

　　这似乎可与王风对新青年共同体的描述相互印证。在实际生活中，个体与群体的关系其实往往若即若离，尤其对于那些自由知识分子而言，他们并不会将自己单一地固定在某个组织或团体里，而往往采取“为我所用”的原则；但在一个更高层面上，譬如以国语建构这个观念为核心点重新审视，则又“远近高低各不同”了。

　　所以，对学科的思考不妨有时也可换个角度，即超越某个具体的利益直接相关的维度，放置在一个更宏大的框架或背景中，则更能近于通解，譬如王风的学科意识就颇强：“近代文学作为中国文学史一个至关重要的时期，给研究者提供的广度是足够的，旧有文体的整合、新兴书面语的崛起以及文学史的建构，乃至‘文学’被作为概念和观念，无不出现在那时，而同时存在的多种可能性作为埋没的资源，可以为我们反思现实提供依据。这些特质使得近代文学完全有可能与古代文学和现代文学区别开来，说的更明确点，有成为独立学术分支的基础，而一旦出现独有的研究思路，上引下联，将影响我们对古代文学和现代文学的看法。”

　　诚然，作为学科的近代文学自然有其承先启后、上下关联的枢纽意义，但我以为国人治学，恰恰过于关注学科，说的不客气些是“一亩三分地”的意识，其实每个学者都会选择自认为有价值的命题和领域去安身立命，如果没有意义和价值又怎么会去关注呢？所以一方面需要积极开垦自家的“一亩三分地”，但另一方面则应该努力由个体上升至共同体，即讨论背后的共性问题，这样才能努力做到“勾连你我”，将学术共同体的通识求知落到实处，也是求知者的真正价值所在，更近乎“王者气象”(可理解为王国维)，如此则辞章、语言与学术、思想近乎通矣，这也正是王风此书之命题所彰显的意义，文章兴替虽基于语言基础，但却很可能关乎世运推移，吾辈岂能不慎之乎？(作者系同济大学人文学院院长 叶　隽  责任编辑 任万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