甲午战场上的儒将——吴大其人其事

　　吴大(1835—1902)字清卿，号恒轩、意斋。江苏吴县人，与翁同是同乡，官至湖南巡抚衙门。从吴大一生成就来看，他更以文字学、金石、考古学而著名。在甲午战争中，是自愿请缨却不精军事的败将角色。

　　文人本色 英武雄心

　　《前湖南巡抚吴君墓志铭》《续碑传集》所载，吴大青年时代“即慨然有经世之志”。他入都应京兆试，上书条陈时政。秉公直言、无私无畏是他的性格特点。同治帝大婚，他又“以一词臣，言人所不敢言，风采震动朝右”，疏请裁减典礼工费；他还以时事艰难，上疏清廷，谏止修复圆明园。

　　吴大为官亲民清廉，热心时务，主战抗敌，善涉外事。

　　光绪三年(1877年)，吴大奉旨襄办赈务，亲往灾区查勘。事毕，为左宗棠、李鸿章和曾国荃等权臣交章举荐。翌年，授河南河北道。光绪六年，清廷授吴大为三品卿衔，随吉林将军铭安办理宁古塔、三姓和珲春等地边防事宜。他曾向铭安提出：练马步军共五千人，一切营制仿照湘淮军，参用直隶练军章程，兼用当地民勇等建议，还奏请在吉林省城创设机器制造局，并且亲自验收工程。

　　1884年，中法战争爆发，翁同为“南清流”领袖，朝中翰林御史言官，强烈主战，反对向法国妥协，时称“清流派”，吴大位在“清流”之中。他还提出援台(台湾)十策，并自请抽调所练防军，到广西前线筹办边防。不久，清廷授吴大为北洋事宜大臣之副手，驻防乐亭、昌黎。这时，吴大由太仆寺卿调任太常寺卿，继而又晋升都察院左副都御史。同年，朝鲜发生“甲申政变”，日本欲乘机挑衅，干涉朝鲜，清廷命吴大率兵乘轮船赴朝查办。1885年，清廷命吴大协助李鸿章与日本使臣商议朝鲜事务。1887年，吴大调任广东巡抚。1888年，清廷授吴大为署理河东河道总督。1892年，清廷授吴大为湖南巡抚衙门。

　　吴大在对朝鲜、日本、沙俄、葡萄牙事宜上，表现出清廷官员少有的外交才能及聪明智慧，他对收复中国黑顶子地方失地，做出极大贡献。

　　《清代人物传稿》所载：光绪十年(1884年)朝鲜“甲申政变”，日本欲乘机挑衅，干涉朝鲜，清廷命吴大率兵乘轮船赴朝查办。吴大听闻日本驻朝使臣向朝鲜索要巨额兵费，果断率兵到议政院，终使日本减索兵费，从而帮助朝鲜抵制了日本要挟。

　　《李文忠公全书·译署函稿》所载：为抵制日本控制朝鲜的阴谋，在天津随李鸿章与日使谈判时，吴大自拟条款，提出“朝鲜本国如有乱党滋事，该国王若请中国派兵弹压，自与日本无涉”，此条款与日使伊藤博文所拟条款相对抗。可惜，清廷昧于时势，没采纳吴大之条款和主张，屈从日本。这为日后日本发动侵朝、侵华战争留下隐患。

　　《清代人物传稿》所载：吴大奉命和副都统伊克唐阿，与沙俄使臣勘定边界。吴大发现“土”字界牌有误，与中俄《北京条约》不符，珲春之黑顶子地方是中国领土，却被沙俄占据多年，他奏请朝廷速派人与俄使共同勘界，并担任中国首席谈判代表，同俄国进行勘界会谈，收回国土百余里。吴大在边界立铜柱，自以大篆勒铭其上。手书大篆“龙虎”二字，镌刻在珲春凉水图们江边花岗岩上。他还争得了中国船行驶图们江不需向沙俄官吏申请的航行权。

　　顾廷龙《吴斋先生年谱》所载：吴大任广东巡抚，澳门的葡萄牙人企图侵占香山，清廷意欲与葡立约通商，将澳门划归葡萄牙管辖。对此，吴大坚决反对，亲赴村岛实地勘查葡萄牙侵界情况。他还与两广总督张之洞联名上奏清廷：葡人居住中国不缴租，反而扩张租界之外，逼索中国百姓之地租，“揆之情理，实系非情非理之端；索其凭据，毫无凭据之事”，建议朝廷“暂缓议约，或竟作罢论”。可惜，此主张终又未被采纳。

　　甲午战争前夕，1894年12月28日，清廷命两江总督刘坤一为钦差大臣督办东征军务，旋又任吴大和宋庆为帮办东征军务。1895年1月27日，吴大率新老湘军出关，驻守山海关。清军三次反攻海城尽皆失利，吴大与黑龙江将军伊克唐阿、吉林将军长顺、四川提督宋庆等合兵，以图再次反攻海城。不晓军事的儒将吴大，谋之不善，出征不利，六日内连失三重镇，湘军一败涂地。吴大愤愧难当，拔剑自刎，被属下阻拦。就这样，甲午这一败，决定了吴大后半生的命运。1895年3月至10月，清廷对败将吴大四次颁谕，从撤去帮办军务，到革职永不叙用。

　　从吴大一生成就来看，他更以文字学、金石、考古学而名扬当世。他之俸禄所用，尽购砖瓦、古器、碑拓等，别无积蓄，罢官归乡，贫困之中，售书画铜器度日。他研究涉猎的领域有古文字、考古、衡度量、目录、文学。一生著述颇多，据《清代人物传稿》所载有：《字说》、《说文古籀补》、《权衡度量考》、《恒轩所见所藏吉金录》、《意斋集古录》、《古玉图考》、《意斋诗文集》等。《字说》36篇，考释文字，颇有创见。而14卷的《说文古籀补》，整理金文，释义谨慎，以字为据，为古文字学重要著作。

　　对于吴大的学术研究成就，中外学者都给予了充分肯定。邹范林评价：在古文字研究方面，成就显著。孔祥吉和日本学者村田雄二郎认为：“除了政绩而外，他一生兴趣和精力都用收藏、研究金石考古与文字学上。且能深入研究，颇得其中乐趣。他刻苦钻研，把中国古文字学推进到了一个崭新的境界与高度。”罗明、徐彻主编的《清代人物传稿》和叶衍兰、叶恭绰所编《清代学者象传》中，分别以文字和画像对吴大有所记载。

　　寻觅吴大人生轨迹，不难发现，他担得起文字学家、考古学家之名，也善于处理外交事宜。尽管满腔热血报国，却因缺乏统军才能而终成败将。甲午战争给中国带来灾难和耻辱，亲临战场的吴大，更有别样的感受和深痛。

　　“帝党”“清流”之缘。

　　“帝党”指支持皇帝的政治集团。郭沫若在 《中国史稿》对光绪“帝党”的解释是：“主战的，还有受李鸿章系统排挤的湘系军阀官僚，和以光绪师傅户部尚书翁同为首的帝党官僚。”翁同，先后为同治、光绪两代帝师，42年间任京师要职，官至总理衙门大臣，并两次入值军机大臣，直接参与中法战争、中日甲午战争的决策，在晚清政坛上可算是一位举足轻重的政治人物，他对光绪影响极大，“每事必问同，眷倚尤重”，也是“帝党”中的重要成员。

　　据《罕为人知的中日结盟及其他》所载：日本外务省档案存徐桐《举劾大臣》文中有“为前协揆翁同，……开缺巡抚吴大，皆附和新法，好与逆党及洋人往来者”字样。这反映出吴大在以慈禧太后为首的“后党”守旧派心目中，被归类于光绪“帝党”阵营。徐桐所上奏折，其实是误将时值已被开缺回川籍的吴大，列入支持康有为新政的地方督抚了。

　　晚清，清廷前后出现过两个“清流派”。前清流派是以李鸿章为首，因成员多数是北方人，故也称“北清流”；后清流派是以翁同为首，因成员多数是南方人故也称“南清流”。

　　“南清流”中，领袖翁同是光绪帝师傅，礼部侍郎志锐是珍妃兄长，侍读学士文廷式是珍妃师傅，“南清流”理当是光绪“帝党”的一部分。中日战争前夕，“南清流”主张反击日本对朝鲜的侵略，对李鸿章“避战自保”进行批论；黄海海战后，慈禧“后党”意与日本妥协，“南清流”主张抗战到底。

　　甲午之战，在对日本“和与战”的紧要关头，吴大与翁同“南清流”派主战观点一致。据《吴意斋先生年谱》所载：甲午战端甫开，军机大臣翁同以和战大事“密以询大，大前虽持节管东边兵，然实浅于尝敌，未经战阵，徒以严部勒、勤训练，号解驭兵。及抚湘，又习湘军诸将李光久、魏光焘、余虎恩辈，信湘军尤可用；遂自请督赴前敌”。吴大请缨出征或许与翁同之“和战大事，密询大”有着直接或间接的关系。

　　吴大与翁同不仅政治观点相同，两人文人学者习性也十分相近，翁同是藏书家和书法家，《清史稿·翁同传》谓其书法：“自成一家，尤为世所宗”。吴大热衷于古文字研究和金石考古，也善书法丹青，《清代人物传稿》谓：“乾隆嘉庆以来，文人颇多考释，多无新见。研究金文学者，在甲骨文未出土之前，当首推吴大澈。”加之两人同朝同乡，这些都使得吴大与翁同的关系非同一般。

　　谋之不善 出师败将

　　甲午战争，吴大“奋勇请缨，贸然上阵”不失其儒将热血报国之本色，但他不懂兵法，未有近代军事训练和指挥大兵团作战经验。日本有备入侵，战略战术蓄谋已久，且训练有素，精兵强将，并装备精良，拥有世界先进武器。统兵征战，无论从个人经历，还是从两军大格局来看，对吴大来讲都是危险之举。

　　开战后，吴大受命率部北上，驻守山海关。日军由朝鲜渡过鸭绿江，连占数城和战略要地。淮军屡败，清廷起用湘军。吴大奉命之后，曾向朝廷上书表示：“伏念臣久膺疆寄，军旅未谙，……前奉恩命稽查北洋海防事宜，扼守榆关，……任重责艰，倍涂兢惕。倭夷猖獗，当与刘坤一、宋庆遇事和衷妥筹办理，总期一鼓作气，次第廓清，力遏凶锋。”

　　然而，三次反攻海城尽皆失利，六日内连失三重镇，湘军一败涂地关内震动。吴大惭愤，拔剑欲自裁，为部下所阻，并未如其上书“庶不负皇太后、皇上委任之恩”。

　　分析吴大之成为败将之原因：

　　其一，空有报国热忱，实则不谙军旅，未经战场，对日军实力，几乎无知，却颇为自负，言大而夸，盲目乐观。幻想“勤加训练，以成劲旅”，“合千万人为一心，庶足以破狡谋而寒敌胆”。

　　其二，统帅和“随身高参”皆不通兵法，大都来自京城的翰林院。吴大把事务托给其门生晏安澜，而晏安澜身为前敌营务处兼督办操事，也非实战军事家。

　　其三，未听部将建议。据《东方兵事纪略》所载：日军攻占鞍山，继以“佯攻辽阳，实取牛庄”。有部将提出避实就虚反攻牛庄之战略战术，可是吴大就偏偏没有采纳此建议。

　　其四，烂摊局面，内部派系复杂。吴大、宋庆名为帮办，实则只统本部人马。吴大夜奔石山站，向刘坤一求援，刘坤一在山海关拥兵不动，拒绝救援，心志不一，互不配合。

　　甲午战场上，湘军大败，吴大自裁被阻。之后，自叹“自不能军”，并“自请严议。” 吴大所扮演的是不懂军事却又自愿请缨的儒将兼败将角色，这不只是他个人的悲哀，也是清廷的悲哀。吴大初掌帅印之时，御史安维峻上奏“抚臣未经战事，将领不受约束，请旨申戒”一折，阐明其忧虑，奏称：山海关内外，驻扎各军，归吴大统带者共四十二营，均受该抚节制，事权不为不专。闻湘军安营下寨，并不挑挖地营、地沟，以为避炮之计。魏光焘、陈位在藩臬，有素不相下之势，恐难指挥如意等。之后，又有给事中余联沅上奏：“吴大未经战阵，以虚骄之气，作夸大之词，请加训诫。”这些切中吴大要害的奏折，没有引起清廷重视，也没有引起吴大的警戒。

　　吴大之败，清廷无力再做军事反攻，希望破灭，主战派在朝廷中地位变得更为艰难。翁同迫于压力，建议皇上将这位同乡革职，聊以平息人怨。有学者认为：“委任吴大为前敌统帅之时，就已意味着这场战争的败局已定。”

　　清廷颁谕 四次降罪

　　对于这位主动请缨的败将，清廷会怎样处置呢？原因又何在？

　　据中国第—历史档案馆藏《录副奏折》(光绪二十一年内政)所载：光绪皇帝斟酌兵部所上的“遵议大员处分折”，颁谕称：“吴大身为统帅，徒托空言，疏于调度，初次接仗，辙即败退。本应照部议降三级调用，惟念其前在湖南巡抚任内，疏请从戎，舍易就难，迨奉命出关，立即启行，尚属勇往。此次牛庄之挫，将士尚能力战，情亦可原，著加恩改为革职留任，以示朝廷权衡赏罚，一秉大公至意。”

　　按常理，上谕对吴大的处分颇轻。轻之原因，孔祥吉、村田雄二郎分析：国难当头，全国总督、巡抚几十人，唯独吴大一人敢出来冒这个风险。吴大在湖南巡抚任内“疏请从戎”，“舍易就难”，“奉命出关，立即启行”，与两江总督刘坤一受命后，屡以病辞，迟不应命，抵京津后，再三推诿，迟不出关相比，天壤之别。此等评述，十分切中要害，应该是出自翁同之口。

　　1895年3月17日，清廷颁谕：“革职留任”撤去帮办军务职，来京听候部议。

　　3月28日，清廷又颁谕：“著即赴湖南本任，毋庸来京。”

　　7月31日，清廷再颁谕：“湖南巡抚吴大，著开缺来京，另候简用。钦此。”

　　10月20日，清廷又再颁谕：“革职永不叙用”，新任湖南巡抚陈宝箴接任后，他“即行回籍，毋庸来京候简。”

　　清廷对吴大四次颁谕，逐次加重，说明上奏参劾之多，也说明主战派在朝廷中失利。

　　书生本性 苦心救国

　　中日签订《马关条约》，吴大深知己罪大，内心悲苦。他准备把自己一生所收藏的珍宝献出，以古器抵兵费，抵减赔款，个人也来分担清廷债务。为此，他两次致湖广总督张之洞电报，说明心意。据《张之洞未刊电稿》所载：吴大想以自藏三千二百种古器，抵减赔款的二十分之一。吴大再次致电，又提出可托俄公使，玉成其事。之后，又直接寄函给张之洞。

　　由此这般，且不说这一想法在对日本外交上能否适用，只凭吴大此等良苦用心，就可见其书生之本性和这位败将的至诚心意。

　　张之洞也是主战派，他只上疏直陈己见，非请缨率部出征，官场上沉稳老练。他对吴大要求“古器抵兵费”代奏一事，明确拒绝。他回函：“毁家纾难，深佩忠悃。惟以古器文玩，抵兵费，事太奇创，倭奴好兵好利，岂好古哉? 且尊藏虽富，虽精，估值不能过十万金，今乃欲抵赔款二十分之一，是作价一千万两矣，亦似可怪。此事恐徒为世人所讥，倭人所笑。鄙意不敢以为然，弟实不便与闻。如尊意坚欲行之，请公自行电商合肥。至代奏一节，弟更不敢如此僭妄。窃谓公，此时不可再作新奇文章，总以定静为宜。”张之洞的信，让吴大备受打击。

　　对于吴大，后人说他是长期身在仕途，擅长外交谈判事宜也可，说他不懂外交，不明侵略者贪婪之野心也行；说他既是贵为封疆亲民清廉也可，说他有勇无谋败为罪臣也罢。其实，吴大就是文人出身，一介书生不失热情意气和勇敢忠诚，他是清廷官僚中率真的学者，又是学者中热衷官场社稷的官员。

　　吴大没能像其他督抚安度晚年，是因甲午战争中他贸然请缨又战败所致。然而，在大军压境，国难当头之日，能够像吴大一样，自愿请缨，勇往直前者，在晚清能有几人?

　　时值中日甲午战争120年之际，笔者撰文只想说：甲午战争中，清廷还有这样一位满腔报国情怀的儒将。(作者系北京市社科院台湾研究中心主任 责任编辑 刘墨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