热烈庆祝北京市政协成立60周年

　　按者编

　　今年是人民政协成立60周年，也是北京市政协成立60周年。北京市政协作为全国成立最早的政治协商会议地方委员会，在北京市的政治舞台上充分展现了她独特的优势和特点。60年中，这里群贤荟萃，百家争鸣，一届又一届政协委员们用他们的智慧和心血，与全市人民一起谱写着首都北京飞速发展的绚丽篇章。

　　【委员感言】

　　政协不是“说了白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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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舒 乙

　　政协不立法，只是讲话。它能否发挥作用，关键是说话有没有人听，算不算数。

　　当北京市政协委员期间，我集中在一个问题上执着地发言，写提案，与政府首长对话——那就是要在城市现代化进程中最大限度地保护文物。

　　这是个大难题，所以我很执着，讲了又讲，不厌其烦，还因此“光荣地”获得了几个外号，如“爱国者导弹（捣蛋）”、“四大铁杆”。

　　我的发言的确引起了两种截然不同的反映。一方面，热烈响应；另一方面，激烈反对。

　　难度大在持反对意见的恰恰是有实权的行动者：某些房地产商和支持他们的基层政权的个别执政者。他们的着眼点自然是商业利益和地方财政收入。

　　我和我的同伴们却坚信：我们的话说了不白说。根据有五：

　　——每一次讲话，都受到高度重视，现场都有掌声“雷动”，它们足以使我落泪，使我相信我的话是中听的，是符合广大人民利益的，是符合历史发展规律的。

　　——每一次讲话，都能在新闻中被报道，得到广泛的传播，很快在社会上引起共鸣。

　　——每一个重要提案，尤其是以政协专门委员会的集体名义写成的，都会受到政府高度重视。市长和副市长们接到这样的提案会开办公会商议，还会邀请我到市政府大楼去座谈，专门面对面认真地听取我的意见。

　　——有的发言，政协组织会以参政信息的方式呈送给高级领导参考，开通一种下情直接上达的渠道，呈现一种广开言路的开明态势。令我感动的是，这种上达并不是应我的请求做的，是政协组织主动择优录选的，表现了一种尊重良言忠谏的积极态度。

　　——最后，我们的苦口婆心终于有了正面的实际反馈。市政府责成首规委、市文物局和市规划院限期制定《北京历史文化名城保护规划》。这个规划几乎吸取了我和我的同伴们的全部合理建议，我大受感动。为此，我激动地当面向市长们说：我要“叩头了”。我清醒地知道，这个规划仅仅是个开始，文物保护的形势依然非常严峻，可谓任重道远吧，但毕竟向前进了一步，而且是实质性的扎实的一大步。

　　这些，足以构成“说了也不白说”的辉煌的例证。

　　（此文作于2002年9月，作者系第七、八届北京市政协委员）

　　【委员感言】

　　完善多党合作制度开创市政协工作新局面

　　葛剑平

　　北京市政协已走过了一个甲子的光辉历程。长期以来，在中共北京市委的高度重视和正确领导下，首都多党合作事业焕发出勃勃生机，取得长足进步，中共北京市委与各民主党派市委建立起亲密合作的挚友、诤友关系。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中共十六大之后，进一步开启了人民政协和多党合作事业制度化、规范化、程序化建设的新阶段。北京市政协认真贯彻中国共产党同各民主党派“长期共存、互相监督、肝胆相照、荣辱与共”的方针，促进参加政协的各党派团结合作，为首都各项事业建设献计出力。在北京市政协民主渠道畅通、民主氛围浓厚的政治舞台上，我们各党派市委，与市工商联、无党派人士，与代表着各族各界的政协委员一道，同商首都发展之大计，共襄首善之区之伟业，充分体现了中国特色政党制度政治参与、利益表达、社会整合、民主监督、维护稳定的五项基本价值功能。

　　在庆祝北京市政协成立60周年之际，站在人民政协事业发展新的历史起点，我们要认真学习贯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学习贯彻胡锦涛总书记在庆祝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成立6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精神，把思想统一到中共中央的重大决策部署上来，把力量凝聚到实现中共十七大确定的各项任务上来，为人民政协事业的巩固与发展作出新贡献。

　　第一，要继续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进一步夯实同中国共产党亲密合作的思想政治基础；第二，要继续深入学习贯彻科学发展观，进一步为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奋斗目标献计出力；第三，要继续搞好政治交接，进一步提高参政能力和水平。我们要不断加强自身建设，学习借鉴执政党建设的成功经验，与时俱进，开拓创新，努力把民主党派建设成为适应新世纪新阶段多党合作要求的高素质参政党，在人民政协发挥更大的作用。

　　（此文作于2009年11月，作者系北京市政协副主席、民盟北京市委主委）

　　【委员感言】

　　孙孚凌：为恢复北平金融秩序建言

　　薄 茹

　　1949年8月9日，北平市各界代表会议在中山公园中山堂召开，当时福兴面粉厂的经理孙孚凌是工商界代表之一。

　　如今88岁高龄的孙老回忆起当时的情景十分感慨：“毛泽东亲临大会并讲话，他希望全国各城市能迅速召集同样的会议，加强政府与人民的联系，协助政府进行各项建设工作，进而为人民代表大会的召开创造条件。”

　　那时，孙孚凌只有28岁，参政议政的热情很高。 在会议受理的180件提案中，他作为提案人的提案有8件。作为工商界的代表人士，他最关心北平金融秩序的恢复。为此，他及时提出了整顿金融秩序的建议：控制游资及物资。“请政府严格限制出入本市旅客大量携带现钞，以免扰乱市场，而期稳定物价。（1）来往客商携款应受限制，务使不得超过最高数目；（2）限制每次购买物资不使超过一家总人口之需要，以防发生大量搜购，造成囤积现象；（3）提款除有正当用途证明外，应受限制。”根据会议议程，大会对这件提案作出决议：严厉禁止投机倒把，惟在办法上对正当商人的便利应予以保证，其具体办法由主管机关拟定之。

　　会后，北平各界代表会议的29位常务主席组成了协议委员会，孙孚凌成为协议委员会委员。1949年11月，北平市各界代表会议正式更名为北京市各界人民代表会议，由协议委员会更名为协商委员会，为各界人民代表会议的常设机构，孙孚凌当选为副秘书长。

　　北平各界代表会议是北京市政协的前身，孙孚凌作为最早的“政协委员”，为解放之初首都经济恢复和发展作出了积极贡献。

　　【委员感言】

　　政协“四特”

　　范子昌

　　市政协工作一年比一年好，其中必有缘故。究竟是什么呢？我总结出四条，名之曰“四特”

　　“四特”之一：政协机关的非“机关”化。

　　政协既是行政部门，又是协商部门；既是执政部门，又是参谋部门；既是中枢部门，又是服务部门。北京市政协机关在处理好各种关系方面十分得体。既不存在某些国家机关的所谓“四难”现象，而且使委员们来到这里开会、办事，和机关同志接触感到温暖，和领导同志交谈感到舒畅。许多委员称赞北京市政协是一个大家庭，实际上，政协机关起到了联系好这个“家”的重要作用。

　　“四特”之二：非专业部门的专业化。

　　政协参政议政的调研活动中，会遇到许多专业性很强的问题。北京市政协委员中有各方面的专家学者，他们的专业知识在解决一些热点、难点问题时发挥着重要作用。例如，1996年受到市政府特别重视的“首都信息化工程”，就是在一些委员提出“加强信息基础设施建设”提案的基础上促成的。市政协重视发挥综合人才优势，因而成果累累。

　　“四特”之三：非权力机构的权威性。

　　政协发挥作用不是依靠权力，因为它不是权力机构。但是，北京市政协围绕本市重大问题和群众关心的难点、热点、焦点提出许多好的意见和建议，得到党和政府的支持与信任，赢得社会的赞许和称道，影响一天天扩大。1993年，九三学社北京市委在市政协八届一次会议期间提出的有关密云水库的提案推动解决了多年遗留的水库周围环境和移民问题。委员们深入实际，解决不少困难问题，无形中树立了权威。

　　“四特”之四：永不停步的开拓性。

　　北京市政协不满足于已取得的成绩,不断开拓新的思路。1994年，市政协学委会开展“舆论导向评议”活动，定期对本市报刊图书、广播电视的导向及编辑出版中的问题进行评议。中共中央宣传部原常务副部长徐惟诚同志得知后大加赞扬，认为这是政协活动中的首创之举，值得推广。

　　仅此四大特点，足以说明市政协工作成就之大，经验积累之不易。总之一句话：政协工作，大有可为。

　　（此文作于1997年12月，作者系第七、八届北京市政协委员）

　　【委员感言】

　　一个跨两届历时六年的提案

　　孙 力

　　我是北京市政协第九届、十届妇联界别的委员，同时也是妇女儿童工作小组的成员。为了北京市近200万未成年人建立医疗保障体系，我和农工党、妇联界别的委员们一起从第九届到第十届整整奋斗了五年！

　　我国的未成年人在医疗保障体制改革后，处于国家医疗保障体制之外，不少家庭因无力承担巨额的医疗费用而放弃了对孩子的治疗。农工民主党北京市委妇女工作委员会了解到上海有一个由红十字会主办的“少儿互助金”，以互助共济的方式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了患大病孩子的医疗费用问题，被称为孩子的“生命保护伞”。2000年我作为调研课题负责人就北京市建立“少儿互助金”的课题进行了深入调研，调研报告作为党派提案在2001年市政协九届四次会议上提出。在随后的2001年、2003年，农工民主党北京市委均以党派提案的形式提出该提案。

　　经过四年不间断的呼吁，“北京市0－18岁婴幼儿、中小学生住院医疗互助金”终于在2004年9月开始实施了。到2006年，参加少儿互助金的孩子达到了80多万人，筹资4000多万元。

　　2006年两会期间，我和市政协妇联界别的委员们又提出了“政府应加紧研究将少儿住院互助金尽快纳入社会医疗保障体系，并在北京市《十一五规划》中实施”的建议，得到了市政府有关部门的高度重视和支持。2007年，作为北京市政府为市民办的实事之一，“北京市婴幼儿、中小学生大病统筹”于9月1日开始实施。政府为每个参加大病统筹的孩子出资50元，孩子家长出资50元，报销住院起付线650元，封顶线17万元，报销比例70％。至此，为了北京的孩子们，我和政协委员们一起奋斗了五年的未成年人医疗保障制度终于建立起来了。

　　（此文作于2007年11月，作者系第九、十届北京市政协委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