庆祝香港回归25周年特别报道｜良政善治，谱写新篇章

　　7月1日，是香港回归祖国25周年的日子。25年前，香港回归祖国，开启“一国两制”的新纪元，走上了同祖国内地优势互补、共同发展的宽广道路，“一国两制”实践取得举世公认的成功。

　　然而，在一个时期，受到内外复杂因素的影响，“反中乱港”活动猖獗，香港局势严峻。在中央的全力支持下，香港如何直面挑战，渡过难关？在实施香港国安法和完善选举制度之后，香港冲云破雾，正本清源。在此起点上，香港怎样整装“再出发”？请听北京新闻广播庆祝香港回归25周年特别报道《京港同心，砥砺同行》第一集：《良政善治，谱写新篇章》。

　　在香港金紫荆广场，自1997年7月1日起，每天清晨都会举行庄重的升旗仪式。在国歌声中，鲜艳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旗和香港特别行政区区旗在香港会展中心冉冉升起，在香港的上空高高飘扬，它们是“一国两制”这一伟大构想最鲜明、最生动的缩影。

　　25年过去了，香港这颗璀璨的明珠依然不断绽放出绚丽的光芒，迸发出新的活力。香港特别行政区第五任行政长官林郑月娥指出，事实证明，“一国两制”科学、可行，在香港的实践取得了举世公认的成功，尽管在行进过程中难免遇到波折，但是，经受住种种考验，更能说明“一国两制”的生命力。

　　林郑月娥：“一国两制”是非常伟大的构想，也是一个开创性的事业。在回归25周年之际，我觉得它是成功的，因为我们看到今天的香港是一个稳定繁荣的香港。当然过去5年，也是说我这一届任期里边的五年，我们是出现了一些问题，这些问题就让我们更理解“一国两制”的精神，让香港能重新回到“一国两制”正确的轨道，也是完全符合当时构想“一国两制”的初心，要以“一国”为本，坚持、坚定地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发展的利益。

　　香港的命运从来都和祖国紧密相连，25年前的7月1日，中国政府恢复对香港行使主权，香港重新纳入国家治理体系，“一国两制”由构想变为现实。作为史无前例的国家治理实践，“一国两制”在香港回归祖国过程中，主要体现为国家统一的理论与实践；回归之后，“一国两制”在香港就转变为国家治理的理论与实践。全国港澳研究会理事田飞龙指出，“一国两制”是有中国智慧的、有大局观的成功理论和实践。

　　田飞龙：我们看它政策形成的这个前后脉络，绝对不是中国政府一个短期的权宜之计，也不是仅仅去追求经济现代化的利益，而是新中国建立之后，一方面为了解决港澳台和平回归、和平统一的问题，另一方面是为了解决中国长期现代化的问题，进行统筹思考之后，形成的一整套战略政策，香港是最典范的，最有挑战的，并且是最富有成果的实践。

　　我们看到”一国两制”以具体的制度形式跟政策形式完成两方面利益的有机结合，一个方面是香港的繁荣稳定，另外一个方面就是国家的主权安全和发展利益。所以香港回归以来，所有重大的制度发展、政策调整、应对内外挑战的制度措施的采取，应该说都是始终围绕着香港繁荣稳定和国家主权的安全发展利益这两条主线红线展开的。

　　中央始终在香港”一国两制”的实践过程当中，承担着基础的立法者和最后责任人的角色，这个角色分量是非常重的，对治理国家的智慧的挑战非常大。通过事实、数据以及制度发展的框架来看，中央很好的承担了这样一个角色：既履行承诺，保护香港，促进了国家的发展，又向整个世界释放了强烈的信号，就是”一国两制”所内涵的和平发展的核心价值。在香港回归以来的这个坚持，根本原因就在于中国立志用和平和发展的方式与世界沟通，特别是打破冷战世界观跟冷战体系，用“一国两制”牢牢的将中国与世界连接起来，而在这个长期连接的过程当中，中国的现代化得到了提升发展，而港澳的这个平台也获得了促进。

　　“一国两制”的方针最初是如何形成的？

　　田飞龙：“一国两制”是新中国建立之后，几代领导人连续谋划的非常重要的国家事业。第一代领导人集体当中，毛泽东已经高瞻远瞩的针对港澳问题和台湾问题，进行了“一国两制”的早期谋划和布局，针对港澳问题提出长期保持其原有的地位，并且利用港澳的特殊地位服务新中国外交和外贸的特殊需要。针对台湾问题，转入和平统一，并且在两岸积极外交和政策沟通的基础上，中央主动提出“一纲四目”，里面的具体条目具有了“一国两制”的基本雏形。

　　而邓小平本身也是第一代领导集体的成员，对这个战略和政策非常熟悉。所以他在改革开放全新的国内国际形势条件下，将“一国两制”的这个伟大构想首先用于解决港澳问题。最早正式命名“一国两制”，是1982年邓小平会见美国华裔的时候提出来的，之后在中英关于香港前途谈判当中提出来。

　　中共中央党校中共党史专业博士董大伟：关键的一天是1982年9月24号。就在这一天，邓小平在人民大会堂福建厅会见英国首相撒切尔夫人，公开提出”一国两制”。会谈一开始，撒切尔夫人就摆出了强硬姿态，打出三个条约有效以及维护香港繁荣稳定离不开英国这两张牌，显而易见，这是对中国恢复对香港行使主权的公然挑战。

　　邓小平寸步不让，毫不含糊的回应到：中国在这个问题上没有回旋余地，坦率的讲，主权不是一个可以讨论的问题。邓小平强调，如果1997年不收回香港，任何一个中国领导人和政府都无法向中国人民交代。

　　接着，撒切尔夫人又提出一个方案，以主权换治权，同意在1997年将香港的主权归还给中国，但是仍然由英国治理。对于这一点邓小平也予以驳回，说只能是港人治港，高度自治。这一切都表明了中国政府收回香港，维护中国主权与统一的坚定立场。

　　这次会谈为中英解决香港问题定了基调，经过22轮谈判，1984年12月19号，中英两国政府正式签署了《关于香港问题的联合声明》，确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于1997年7月1日对香港恢复行使主权。撒切尔夫人评价说”一国两制”是最富天才的创造，是充满想象力的构想，是解决香港问题的关键。

　　其实，上个世纪80年代中后期，大家对“一国两制”并没有概念，未来的香港会是什么样？谁也想象不到。出于对未来不确定前途的担心，不少人选择离开香港。全国政协委员、北京市政协常委，香港丽辉国际控股有限公司执行主席李胥对那个时候的移民潮印象深刻，回忆过去25年的历程，他感慨道：“一国两制”确实为香港的平稳回归和繁荣发展提供了最根本的保障。

　　李胥：80年代初，当时我们的国家领导人绝没有让步，而且提出了“一国两制”的伟大构思，在全世界应该是一个创举，今天看来也非常成功，当然有些困难要克服。特别是在1983年的时候，大家对“一国两制”没有像今天这么清晰的了解，很多人就造谣，很多有条件的人就移民，香港的港币和房价大跌，社会一片萧条。然后经过多方的谈判，这样陆陆续续慢慢的解释，今天全世界人都知道这个“一国两制”的重要性。

　　今天我们回头看，香港澳门的回归，“一国两制”非常成功，这个伟大的构想成为了现实。香港经济开始起飞，其实是100%受到祖国良好的营商环境，得到了最大甜头的地方，也有祖国的支持。经过了25年风风雨雨，我们“一国两制”越来越完善，我相信“一国两制”一定会行稳致远。

　　全国政协委员、北京市政协常委，香港恒通资源集团有限公司执行董事施荣怀回忆起那段历史，至今也很感慨。他记得，当时，身边很多人都在讨论移民的话题，他的父亲——香港著名爱国商人施子清先生就试探着问及他们兄弟四人的去留意向，兄弟四人异口同声的回答：“我们不移民，因为香港是我们的家，我们也对祖国的发展信心十足！”

　　施荣怀：84年中英联合声明签署以后，到97年回归之前，香港很多人对未来是没有信心的，是出于”一国两制”没有在任何一个地方出现过。当时到加拿大、到澳大利亚移民是很普遍的。我父亲就跟我们几兄弟开会，其实我们几兄弟本身就没有想过要移民的念头，所以我们就一起跟父亲说：“老人家，你是在试探我们吗？我们真的没有想移民啊！香港那么好，国家也那么好，我们还是要留在香港的，而且更多的到内地去发展。”这是当时我们几兄弟共同的想法，对国家有信心，而且也证明这个抉择是对的，我身边很多朋友当年移民的，后来都回来了。

　　记者：您当时为什么就那么坚定，“一国两制”能够成功，香港一定能持续繁荣发展？

　　施荣怀：因为香港本身就是一个移民城市，我父亲是1957年来香港的，他广东话讲得不好，从小我们在家里，我父亲用闽南话跟我们讲话、用普通话跟我们讲话，他比较强调爱家乡，其实都是言传身教。我老家是福建晋江，1985年我父亲就成立香港晋江同乡会。在这种环境下，我就感觉，我虽然在香港出生长大，但是对家乡的那种观念还是非常浓的，特别我们闽南人的观念都是这样，爱家乡自然就爱国家，出生在香港也爱香港，所以爱国爱港爱乡。我父亲没有告诉我们要怎么样怎么样，但是他的言行自然而然令我们几兄弟都有这种爱国的情怀。

　　香港的爱国同胞发挥重要力量，他们积极参与并支持“一国两制”。1985年，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起草委员会成立，59名委员中，23名来自香港，基本法汇集了香港社会各界人士近8万份建议；1990年，第七届全国人大第三次会议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1997年7月1日，中国政府恢复对香港行使主权，香港特别行政区成立。按照基本法，香港回归后保持原有资本主义社会、经济制度不变，生活方式不变，香港得以继续发展。

　　然而，乱港势力不愿看到香港的成功，香港不断面临新的冲击和挑战。从2003年反对基本法第二十三条立法，2014年发动非法“占中”，2016年个别议员选择“港独”，再到2019年的“修例风波”……追溯历史，可见暴乱者及其背后长期掌控者的勃勃野心和惯用伎俩。

　　尤其是2019年，“修例风波”给香港市民来巨大冲击，当时，担任港区省级政协委员联谊会会长的施荣怀，痛心香港的处境，也愤怒于黑暴份子的倡狂，他坚定地带领联谊会同仁走上街头，团结社会各界止暴制乱。

　　施荣怀委员参政议政，为香港的发展出谋划策。

　　施荣怀：2019年相信很多人都在媒体上看到香港那种凄惨的情况，我们政协委员都是在想要怎么样帮香港，因为确实看到那些黑衣人、黑暴如入无人之境，肆意的破坏。作为委员，很重要一点，我们要在香港发声，对抗这些外部势力，对抗这些反中乱港的分子。

　　我记得有一次我带领我们的部分成员到香港警察总部，拿了一张300万的支票去支持警察，当时警察的物质都很缺乏、那边黑暴一大帮人就围过来了，但是我们也不怕他们。警方的物资是有些缺乏的，穿在脚上那个防爆的靴子，他们没有了，我们给他们买了一两千多双靴子，他们有时候没时间吃饭，我们送巧克力，他们没有的物质，我们都尽量给他安排。其实作为人民政协，我觉得很重要一点，政协委员出钱、出力、出声，我们继续高举爱国旗帜，在不同场合对抗黑暴。

　　风波看似偶发，实非偶然。反中乱港势力长期以来肆无忌惮，深层次原因在于困扰香港社会的两大制度性难题：一个是基本法第二十三条立法迟迟未立，导致香港的安全问题处于“不设防”的状态；另一个是香港特别行政区行政长官和立法会产生办法长期处于不确定状态。

　　因此，中央果断出手，及时制定、颁布和实施香港国安法（《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维护国家安全法》），结束了国家安全在香港“不设防”的历史，对“反中乱港”分子形成了有力震慑。中国人民大学“一国两制”法律研究所所长韩大元表示，香港国安法立法势在必行。

　　韩大元：当时我们制定基本法的时候，基于对特别行政区的信任，以及特别行政区的国家安全立法制度建设的需要，我们通过23条立法，基本法里面明确写特别行政区自行制定有关国家安全的一些立法。从修例来看，国家安全方面，我们几乎没有设防的制度，既没有有效的维护国家安全的法律体系、执法的队伍，另外香港几乎对国家安全方面缺乏基本的国家安全教育。境外的势力，包括香港的反对派，在香港把它变成挑战“一国两制”、危害中国主权的基地，所以，国家安全已经达到了我们不得不以法律来加以严加防范的重要关头。

　　施荣怀：黑暴事件加速了国家出台香港国安法。记得当时在北京两会，我们看到香港有希望，我们把国安法叫定海神针。香港不是一直就是说引以自豪的就是法治的精神嘛，香港国安法是真正维护国家跟香港的安全，把香港恢复到一个讲法的、讲理性的社会，更能保障香港作为一个国际金融中心、国际交往中心、国际创客中心的地位。从数据都能看见，香港的港币外汇储备都有增加，银行存款也都有增加，有一个安居乐业、安全的环境，大家才敢放胆放手在香港投资。

　　香港国安法扭转了香港严重的暴力乱局，成为香港“由乱及治”的一剂良药，香港市民得以安居乐业。

　　2021年7月1日，为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和香港回归祖国24周年，上百名香港市民展开一面长30米、宽20米的巨型国旗，全场齐唱《歌唱祖国》，爱国热情令人动容。而作为北京市港区政协委员的召集人，李胥则选择走上香港街头，给市民们宣讲香港国安法。

　　李胥：因为当时有些年轻人对我们祖国不了解，然后受到西方势力的影响、港独分子的挑拨，他们确实是误入歧途。这个时候，中央坚决重拳出击。幸亏有中央，祖国在后边做坚强的后盾，那我们实施了香港国安法，完善了选举制度，我们在香港的700多万人都非常的高兴。我作为北京市政协委员港区政协委员的召集人，这个时候我们必须站出来，必须要站在街上，走进群众，走到社会的最前线。

　　我们要向大家充分解释国安法的重要性、必要性，使大家对国安法有更深的了解，不要再受任何谎言的煽动。所以，那个时候我们在街头发一些传单，向市民来解释国安法的重要性，没有23条立法，任何敌对势力都可以在香港搞乱香港，没有国安法呢，也没有今天的安定，今后的繁荣，回过头来看，国安法是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陆陆续续深入民心。今天，两年之后，大家都知道了，因为有了国安法，破坏分子陆陆续续绳之以法，社会的秩序稳定了，百姓的生活得到了保障，100%有赖于国安法的实施，对我们香港整体社会来讲，这是非常重要的一部法律。

　　香港国安法颁布实施，开启了香港由乱及治的新局面。2021年1月27日，习近平主席在听取香港特别行政区行政长官林郑月娥述职报告时指出，香港由乱及治的重大转折，再次昭示了一个深刻道理：要确保“一国两制”实践行稳致远，必须始终坚持“爱国者治港”。

　　2021年3月30日，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通过香港基本法附件一、附件二修订案，对行政长官和立法会的产生办法作出系统修改和完善，标志着对“爱国者治港”原则的法律化、制度化。全国港澳研究会理事田飞龙认为，“爱国者治港”是护航香港发展的重要制度之一。

　　田飞龙：中央引入了香港国安法来止暴制乱，弥补了香港国家安全的法律漏洞，但是，香港国安法解决的主要是一个底线秩序的问题，选举制度改革就是要堵住香港选举制度的漏洞，防止反中乱港势力通过选举程序进入香港管制体系。它实际上是开放给所有爱国者的一个公平竞争的程序，我们从之前选委会的选举，立法会的选举，到特首的选举来看呢，它确确实实的得到了香港社会各界，尤其是那些爱国爱港力量的真心拥护，所以他们积极参选，积极的建言献策香港。

　　记者：爱国者要满足什么条件？

　　田飞龙：满足三个条件：第一、要尊重国家的主权安全发展利益；第二、要尊重和维护国家的根本制度和特区的宪制秩序；第三、要全力维护香港的繁荣稳定，如果这三条标准，香港有关的候选人无论是立法会议员候选人不能满足，还是行政长官候选人资格审查这一关是通过不了的。

　　记者：那么，从2014年白皮书的发表，到2016年全国人大常委会的释法，再到香港国安法以及新选举法的确立，香港的治理出现了怎样的变化？

　　田飞龙：回归25年来，中央实际上是审时度势、及时出手。时至今日，“一国两制”在法理体系上、制度体系上，相比1997年回归的时候更成熟、更有章法、更加健全。

　　一方面是整理和塑造“一国两制”系统的法理。在2014年治港白皮书当中提出全面管制权这个概念，中央用全面管制权的法理思维跟方法去拨乱反正，建立健全“一国两制”的制度体系。其次，中央抓住修例风波呈现的制度漏洞，进行弥补，引入了香港国安法跟新选举法，从选举制度的环节、政府治理、社会治理等等领域查漏补缺，这就是我们在香港回归25周年所看到的，牢牢抓住爱国者治港，香港“一国两制”就有了制度灵魂和方向感。“一国两制”丰富的实践和发展就有了根据，它既是安全的，又是有序的，又是有效率的，又是有创新活力的。

　　对于“爱国者治港”，北京市政协常委，香港丽辉国际控股有限公司执行主席李胥认为，香港的治理者必须是爱国者，这一点毋庸置疑。

　　李胥：“一国两制”的前提是一国，一国是最重要的。经过了25年历任很多事情的考验，爱国者治港是非常重要的，因为我们的“一国两制”也是一个伟大的创举，也是在不停的摸索，回归以后并不是想象的那么顺利，我们遇到了很多困难，然后这个国际的大形势也对祖国、也对香港指手画脚，他们就不希望我们好。在这些特殊的环境情况下，香港长治久安，第一必要的条件确实是需要爱国者治港。我记得习主席说过，真诚希望香港好，香港同胞好，香港繁荣稳定，是香港同胞的心愿，也是祖国人民的期盼。

　　在习主席的关心之下，我们现在落实了真正的选举制度，我本人是全国政协委员，也是北京市政协委员，也是香港选委会的选委，通过了三次重要的选举，产生了下一届的领导班子，产生了现任的立法会议员，所以我觉得这个确实也是对香港重要的里程碑。

　　香港特别行政区立法会主席梁君彦表示，“一国”为根，“一国”为本，落实“爱国者治港”，香港特别行政区立法会将为香港市民谋幸福。

　　梁君彦：中央出手，我们立法会恢复正常，通过很多对民生和经济有利的立法。新的立法会都是有能力代表不同的界别，都是爱国者，我们就是为香港市民做事，我相信下一届政府和立法会也有好的、良性的互动，帮我们香港的市民谋幸福。

　　2022年5月8日，香港特区第六任行政长官选举顺利举行，这也是新选制下的首场行政长官选举，李家超最终以99.16%的得票率当选为行政长官人选，任期自2022年7月1日至2027年6月30日。李家超表示，未来5年，将是香港从“由乱到治”走向“由治及兴”的关键时期。

　　李家超：我会全力以赴，把香港所有的工作做到最好。这五年是一个关键时刻，更重要的是从治到兴，现在香港大局稳定，我们要把香港治理好，把风险管好，解决很多民生、社会累积的问题，一个人的能力有限，但是700多万的市民加起来能力就很大了。我希望给香港一个真正干事的政府，共建一个共融团结、有希望，而且热心解决问题，把香港建成让大家感到更温暖、更活力的香港。

　　回看昔日，风雨兼程；展望来日，香港正在开启新的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