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钟秉枢|疫情下社区治理能力的应考

时间:2020-04-07

钟秉枢

  2019年10月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刚刚做出《中共中央关于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这次抗击新冠肺炎疫情,就对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进行了一次大考,其中社区治理水平和治理能力成为主要的考核对象之一。

  疫情发生后,习近平总书记来到北京市朝阳区安贞街道安华里社区,在了解基层一线疫情联防联控情况时强调:“社区是疫情联防联控的第一线”,“全国都要充分发挥社区在疫情防控中的阻击作用,把防控力量向社区下沉,加强社区各项防控措施的落实,使所有社区成为疫情防控的坚强堡垒”。疫情发生后,“社区”一词频频出现在每次中央政治局常委会分析新冠肺炎疫情形势会议上。总书记在会上多次强调:“社区是疫情联防联控、群防群控的关键防线,要推动防控资源和力量下沉,把社区这道防线守严守牢”;“各地区要压实地方党委和政府责任,强化社区防控网格化管理”;“要完善社区联防联控体系”,“加强农村、社区等基层防控能力建设”。坚决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和党中央各项决策部署,面对疫情,北京市委市政府强调压紧压实属地责任,发挥党组织和党员干部作用,健全社区防控,落实街道的主体责任,细化防控措施,充分发挥党建引领“吹哨报到”“接诉即办”机制作用,依靠人民群众打赢疫情防控阻击战,凸显了社区在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中“最后一公里”的重要地位,彰显了社区不可或缺的保障能力和责任担当。

  这次疫情对我国社区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考验可以从如下四个方面得到体现。

  社区治理体制方面,应考在社区治理组织体系上。改革开放以来,单位制的逐步解体,“单位人”回归为“社区人”,极大改变着我国国家治理的微观基础。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加强社区治理体系建设,推动社会治理重心向基层下移,发挥社会组织作用,实现政府治理和社会调节、居民自治良性互动。”中共中央国务院《“健康中国2030”规划纲要》要求“广泛开展健康社区、健康村镇、健康单位、健康家庭等建设”,“在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建立中医馆、国医堂等中医综合服务区”。国务院《全民健身计划(2016-2020年)》明确提出“探索建立社区健康促进服务中心”。北京市长陈吉宁在2020年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及“试点推进健康联合体建设”。然而,这次疫情期间,习近平总书记要求“加快补齐老旧小区在卫生防疫、社区服务等方面的短板。”北京京市委组织部、北京市直机关工委、北京市国资委党委联合印发的《继续推动市级机关企事业单位干部下沉参加社区(村)疫情防控工作实施方案》显示:“社区普遍反映防控力量不足”,还存在“无物业、无安保、无封闭开放式”的“三无小区”。众所周知,我国慢性病导致死亡已经占中国总死亡的85%,因慢性病过早死亡占早死亡总人数的75%。面对不断攀升的“慢病发生率”和“巨额医疗支出”,尤其是这次疫情的严峻考验,我们需要从社区治理组织体系上做文章,在“两级政府、三级管理、四级落实”的过程中,强化社区的功能,在机构设置上完善机制保障和改善民生,在编制管理上加大人员编制向社区基层倾斜,将治理关口下移,把基层政府和社会组织结合起来,造就人民大众普遍需要而又切实有效的社区公共服务体系,形成以社区民众“少生病、晚生病、更健康”为目标,以“全民健身”为先导,推动社区健身服务提质升级,为社区居民提供集运动、营养、心理、环境健康干预为一体的社区健康促进服务,建设健康联合体,促进社区居民主动健康,增强社区居民的获得感和幸福感。面对疫情之后的874万应届高校毕业生,教育部、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在出台鼓励更多应届毕业生参军入伍、扩大研究生招生规模、扩大普通高校专升本规模、扩大中小学教师招聘等措施的同时,应把面向基层就业的政策落到实处,扩大社区工作岗位,鼓励应届毕业生到社区工作,弥补社区防控力量不足、社区服务人员短缺的短板,提升社区工作的专业性,使社区治理得到的社区组织体系的保障。

  社区治理机制方面,应考在应对重大冲击时社区运行的顺畅上。“单位人”向“社会人”转变,要求社区组织代替“单位”充当基层社会管理与服务的基本主体角色,传统居民委员会整合力量配置较弱、整合功能单一的缺陷使其难以完成这一时代使命。北京市委《关于加强和改进城市基层党建工作的意见》和《关于党建引领街乡管理体制机制创新实现“街乡吹哨、部门报到”的实施方案》,加强以党建引领为核心的社区治理体系建设,通过“双报到”的形式,旨在积极引导机关企事业单位党组织、在职党员回社区(村)报到并开展服务活动,把机关党组织服务范围延伸到一线,把在职党员活动“触角”延伸至八小时以外。疫情期间,针对社区防控力量不足,北京市从机关企事业单位选派了7万名干部下沉社区(村), 其中市政协选派了30名干部下沉到通州区台湖镇参加社区(村)疫情防控。每个社区(村)下沉5名至10名干部,下沉干部疫情期间全脱产派驻,编入社区工作团队,由社区(村)党组织定岗定责。此外,累计还有14.1万名在职党员利用“双报到”机制,利用周末或休息时间顶岗参与社区防控工作,有力补充了基层防控力量。这一方面说明北京市坚决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抽调更多干部支援基层,支持各类在当地的干部积极投身社区防控工作”的要求,充分发挥党建引领“吹哨报到”“接诉即办”机制作用,大幅度充实基层特别是社区力量,另一方面也反映出社区治理尚需建立长效机制,补齐社区(村)在卫生防疫、社区服务等方面的短板,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充分调动群众自我管理、自我服务的积极性”的要求,在加强社区行政力量建设以及进一步培育社区自治力量的基础上,使两种力量在发育中的社区里得到整合,确保应对重大冲击时社区运行的顺畅。政协作为专门协商机构,政协委员来自各界,居住在不同的社区,理应发挥委员贴近基层群众的优势,加快落实北京市政协吉林主席提出的在社区建立委员工作站的设想,探索政协委员在联系界别群众的同时联系社区群众的“双联系”制度,为社区治理能力的提升贡献力量。

  社区治理主体方面,应考在多元主体参与社区治理的责任上。如何在实现治理目标的过程中协调好不同治理主体之间的关系,尤其如何激发社区居民个人、居民组织、非营利社会组织和驻区单位等非政府主体的积极性,提高他们的参与度,与社区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息息相关。坚决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和党中央各项决策部署,疫情期间,北京市委市政府压实地方党委和政府责任,充分发挥社区在疫情防控中的阻击作用,社区党组织按照坚决防止疫情输入、蔓延、输出的要求,全面实施网格化管理,突出加强对社区防控工作的领导;居(村)委会按照要求积极做好对社区人员的防病宣传教育和健康提示,组织社区人员参与传染病防控活动,收集报送相关信息,配合相关部门为居家观察的人员做好服务保障;社区卫生服务机构在疾病防控机构的指导下、在居(村)委会配合下做好社区防控措施的落实和社区人员健康监测;物业服务企业配合做好防控工作。党建引领“吹哨报到”“接诉即办”机制,增强了社区多元主体之间的统筹协调,多点联动,发挥了社区贴近百姓、了解民声的优势以及政府职能部门的行业引领作用,通过社区发起,宣传、文化、卫生、体育、城市管理等部门快速响应,有效整合政府、社会组织等多方资源,提升了社区防疫的整体格局和系统性,使社区成为了疫情防控的坚强堡垒。由此可见,以“党建+”模式构建共建共治共享的社区治理格局,发挥党组织的示范带动作用,推动社区居委会、业委会、物业公司,社区内企业、政府机构以及社区居民个人等社区多元主体力量,促进社区多元共治,形成有效的对话、协商、沟通、协同、合作、共事的机制,有助于提高社区治理能力,更好地把制度优势转化为治理效能。同时,应探索建立社区体育健康等社团组织,通过这些组织既带动居民参与体育运动和健康活动的热情,又充分发挥这些组织在扩大群众参与、反映群众诉求方面的积极作用,增强社区作为社会基本单元的聚合力和自治功能,推动社区居民增强社区意识,完成由“单位人”向“社区人”的转变。

  社区治理环境方面,应考在社区基础设施和新技术的保障上。社区不仅是广大居民居住生活的地方,还是城市社会的细胞,折射出一座城市最朴实的形象。现代化的社区治理体系必然具有科学、高效的资源配置机制,保证有限的公共资源公平合理地配置到每个社区。2019年6月李克强总理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部署推进城镇老旧小区改造,通过民生工程(基础类)、提升工程(完善类)和配增工程(提升类)三类改造,将老旧小区改造成为绿色健康、舒适优美的居住小区。2019年9月国办《体育强国建设纲要》明确提出“全民健身中心与住宅、商业、文化、娱乐等建设项目综合开发和改造相结合”。2019年11月北京市委书记在北京市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精神宣讲报告中谈到:“市民幸福感看有没有周边健身场所”。疫情期间,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确保人民群众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是我们党治国理政的一项重大任务”,并明确指出:“这次疫情暴露出我们在城市公共环境治理方面还存在短板死角,要进行彻底排查整治”。北京市委常委会要求“社区卫生服务中心要发挥作用,加强防疫指导”,“运用大数据等手段加强疫情溯源和监测”。面对这次疫情的严峻考验,我们需要从智慧健康社区建设上做文章,清晰把握社区健康促进服务中心对社区治理体系建设的作用,在城镇老旧小区改造和新小区建设中,打造以运动场地设施为基础,社区全民健身中心为龙头,社区商业生活中心、社区特殊人群(老年人、残疾人、孕妇及儿童)服务中心、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等为补充的物理空间与数字化平台结合的智慧社区居民健康联合体,为社区居民提供运动、营养等非医学干预为主,医学干预为辅的社区智慧健康生活服务体系,使之成为社区居民的聚集中心、交往中心、互动中心,解决中国改革、现代社会转型、单位人向社区人转变带来的社区群众亲情乡情缺失、熟人社会消失问题,解决社区组织虚化、社区自治缺失问题,促进共建共治共享,使社区交通管理、物流供应、应急灾备、信息溯源、人员信息等全面数字化,提升社区治理效率,使社区居民能够享受到社会保障、社会救助、医疗卫生、社区安全、社区文化、体育教育、环境美化以及购物、餐饮、日常修理等方面的优质服务,为健康中国奠基。

  推动社区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应针对这次疫情暴露出来的社区治理的短板和不足,抓紧补短板、堵漏洞、强弱项,完善社区治理组织体系,建立社区治理长效运行机制,推动社区多元主体共治,改善社区治理基础设施,更好地把我国政治制度优势转化为社区治理效能。

作者系北京市政协委员,首都体育学院党委副书记、院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