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疫情蔓延的日子里“下沉”

　　2020年上半年的每一天，都跟新冠肺炎疫情有关。

　　几个月来已经养成习惯，早晨一起床就打开手机，首先翻出前一天疫情数字：国内累计确诊数，死亡数，治愈数———形势明显向好。再一看全球疫情数字，心里又是一紧……

　　匆匆吃了口面包，戴上口罩，戴上执勤袖标离开家。这一天是我顶替“下沉干部”去通州区台湖镇玉甫上营村值守的一天。

　　“下沉干部”是2020年新冠肺炎期间新出现的特有名词或者说是特有岗位。2019年12月底开始，新冠肺炎疫情在世界范围流行。我国的社区防控成效明显，给全球防疫积累了经验。然而，基层干部承受了巨大工作量和精神压力。为缓解基层压力，市、区两级机关和事业单位的干部“下沉”到街道、社区，支援最基层的工作。

　　玉甫上营村位于东六环和京哈高速路交汇处的西南角，是个开放型村庄，人口结构复杂，两千多常住人口中，有一半是外来人口。

　　进出村口的人员都需要查验出入证、核实身份、测量体温。虽然不是大强度，也没有多少技术含量，但需要很大的耐心。疫情发生初期，由于人们对未知病毒的恐惧，对出入检测工作都非常配合。但随着全国其他省市陆续解除人员流动限制，也有村民产生厌倦情绪：有必要这么认真吗？别地都已经放开了呀。每当这时，执守人员总是耐心解释、劝导。

　　看着村口进进出出一张张年轻的面孔，想起了远在德国留学的儿子。我在每天和儿子视频通话中都要聊到当地疫情。在中国已经有效控制住疫情的情况下，西方国家的疫情仍然大规模蔓延，网上有人嘲笑：抄作业都抄不好。我们觉得根本原因有两条：一是西方国家没有像我们国家一样的基层治理体系，仅仅靠为数不多的警察是解决不了问题的。而我们国家的“朝阳群众”、“西城大妈”、“通州百姓”在此次抗疫过程中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二是西方国家过于强调保护“个人隐私”不公布确诊者的居住地和行动轨迹，让人无法防范。我国社会制度和社会治理体系的优越性，在这次疫情期间得到了充分展现。

　　处理完前一天的报表和人员变化登记，又开始了今天的第一次巡查。

　　由于外来人口多，特别是3月下旬以来随着疫情的缓解，大量外来人口纷纷返京，按照要求，需要居家隔离14天。政策很明确，但真正执行起来却不容易。为了确保政策执行到位，下沉干部与村防控小组一起协商，制定了一套机制，每个外来人员到京后，都要签订“三方协议”，即外来人员、出租房主、村委会三方，通过协议使全村的防疫工作落地、落实。

　　每天下沉干部都要在村里巡查，谁家新来了外地的租户，哪个隔离人员没有及时在微信群里报体温，在居家隔离期间生活上遇到了什么不方便……

　　疫情初期，由于恐慌心理，人们抢购防护用品，口罩、手套、消毒水等一度脱销。但我国制造业强大的生产力马上得以充分发挥，短时间内弥补了市场不足。不过，随着国际疫情蔓延，这类防护物资出现了全球性短缺。拥有必要的公共卫生物资储备，是这次疫情给我们的警示。

　　按照登记信息，这一天又有3位外地来京人员居家隔离期满14天，我们去做最后一次体温测量，然后撕去门上贴着的隔离信息提示条，通知他们去村委会办理出入证。

　　看着窄小的房间，我很能理解被封在那里面的感受。这不是一个人的痛苦，而是每个人对自己负责、对家人负责、对国家和社会负责必需付出的代价。疫情之下，960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14亿同胞共同抗疫，没有例外。

　　傍晚结束了一天的值守，在村口又遇上了上午解除居家隔离的一位大哥。看着他满面笑容开朗阳光热情打招呼的样子，和上午隔离在那间昏暗小屋里“快要憋疯啦”的样子判若两人。

　　我在心中默默祈祷，让疫情早日离开这片充满生机的土地，让这里的人们畅快地呼吸，让我们的父母不再为我们担心，让我们的儿女不再受到限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