遵义会议 伟大的历史转折点

　　1935年1月15日至17日，党中央率领中央红军在长征途中，于黔北重镇遵义县城召开了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史称“遵义会议”。遵义会议结束了王明“左”倾教条主义在中央的统治，解决了长征路上最迫切的军事问题和组织问题，在极端危急的历史关头，挽救了中国共产党，挽救了中国工农红军，成为中国革命生死攸关的伟大历史转折点，标志着中国共产党在政治上开始走向成熟。

　　王明“左”倾教条主义错误在中央的统治

　　1930年10月，新任共产国际执委会远东局书记米夫到达上海。1931年1月7日，在米夫的直接干预下，党的扩大的六届四中全会在上海召开。原先不是中央委员、缺乏实际斗争经验的26岁的王明(陈绍禹)，不仅被补选为中央委员，而且成为中央政治局委员。王明实际掌握了中共中央的领导权，以王明为代表的“左”倾教条主义错误在党的领导机关内开始了长达四年的统治。根据共产国际执委会远东局提议，1931年9月成立临时中央政治局(临时中央)。由王明提议，临时中央政治局由博古(秦邦宪)负总的责任。1931年10月，王明离开上海到莫斯科担任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1931年12月，周恩来前往中央革命根据地(中央苏区)。

　　从1930年10月至1931年秋，国民党军对中央苏区发动三次“围剿”。在毛泽东、朱德指挥下，中央苏区军民贯彻积极防御的方针，实行“诱敌深入”等一整套行之有效的战术原则，先后粉碎国民党军的三次“围剿”。1932年10月上旬，受王明“左”倾教条主义错误影响的苏区中央局举行宁都会议，对毛泽东同志和其在红军中实行的战略战术进行了错误的批判和指责，还制定了不切实际的军事方针。会后不久，中革军委通令“毛泽东同志，为了苏维埃工作的需要，暂回中央政府主持一切工作”，实际上剥夺了毛泽东同志的军事指挥权。1932年12月底到1933年3月，中央苏区军民在朱德、周恩来指挥下，没有机械地执行苏区中央局的命令，运用和发展以往反“围剿”的成功经验，从实际出发，取得第四次反“围剿”的胜利。

　　王明“左”倾教条主义错误路线的推行，将毛泽东同志排挤出党和红军中的领导地位。这样一来，原来胜利发展的革命形势遭到全面破坏，革命事业受到严重损失。1933年1月临时中央被迫由上海迁至中央革命根据地江西瑞金，10月共产国际军事顾问李德也到达中央苏区。临时中央负责人，让李德“主管军事战略、战役战术领导、训练以及部队和后勤的组织等问题”，并可“参加政治局及其常委谈论军事问题的会议”，从而直接掌握了军事指挥权力，“左”倾教条主义错误得以在中央苏区直接推行。1933年9月，蒋介石调集100万兵力对革命根据地发动第五次“围剿”，其中50万兵力用于进攻中央革命根据地。中央红军从第五次反“围剿”开始，实际在李德指挥下完全照搬苏联红军的正规战战法，把过去苏区反“围剿”的经验抛得干干净净，局势越来越恶化。1934年4月，国民党军队集中力量进攻中央革命根据地北大门——广昌。由于“左”倾教条主义军事战术策略失误，经过18天血战，红军遭受重大伤亡，4月底广昌失守。7月，中央革命根据地第五次反“围剿”作战接连失利，根据地形势极其严峻。9月，国民党军队加紧对中央革命根据地腹地发动进攻，红军已无在原地扭转战局的可能。10月10日，中共中央、中革军委率中央红军主力8.6万人由江西瑞金、于(雩)都出发进行战略转移，开始长征。

　　遵义会议前的曲折长征路

　　从中央红军突破第一道封锁线进入广东境内始，到1934年11月15日，中央红军已全部通过第三道封锁线，进入湘南地区。11月28日到30日，红军以惨重代价，终于保住了向湘江前进的通路，突破了敌人的第四道封锁线，中共中央、中革军委及直属机关得以通过湘江。湘江之战，是长征以来最紧张最激烈的一次战斗。广大红军指战员虽英勇奋战，但由于“左”倾领导者的错误指挥，使红军付出了极其惨重的代价，红军由长征出发时的8.6万人，锐减到3万多人。湘江一仗，宣告了“左”倾教条主义军事指导的破产。血的事实让大家认识到，必须结束“左”倾教条主义的领导，红军才能取得军事上的主动，长征才能取得胜利。

　　突破敌人湘江防线后，中央负责人博古、共产国际军事顾问李德坚持红军按原定的战略方针，立即北出湘西与红二、六军团会合。1934年12月12日，中央几位负责人在湖南通道县，召开紧急会议。毛泽东同志得到周恩来邀请而参加这次会议——这是他自宁都会议以来首次参加的最高级别军事会议。会上毛泽东同志坚决反对北出湘西，提出红军向敌人力量薄弱的贵州前进。他的主张得到张闻天、王稼祥、周恩来和朱德等多数中央领导人的赞同。这是自第五次反“围剿”开始以来，毛泽东同志第一次在中央有了发言权，也是他的意见第一次得到了中央多数同志的赞同。12月13日，中革军委命令中央红军“迅速脱离桂军，西入贵州，寻求机动”。当日，中央红军依照中革军委命令，突然改变行军路线，转兵贵州，脱离了险境。12月18日，中央政治局在贵州黎平召开会议。经过激烈争论，会议根据毛泽东同志的建议，通过《中央政治局关于战略方针之决定》，放弃到湘西同红二、六军团会合的计划，改向贵州北部进军。12月31日，中央红军抵达贵州瓮安县猴场。在中央政治局多数同志要求下，12月31日晚至次日凌晨，中央政治局在猴场召开会议。会议重申了黎平会议的决议，决定红军抢渡乌江，攻占遵义。1935年1月7日，红军完全占领遵义。一个决定党和红军命运的转折点正在到来。

　　伟大的历史转折点

　　1935年1月15日至17日，中央政治局在贵州遵义召开扩大会议，集中解决当时具有决定意义的军事和组织问题。1月15日晚，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在遵义城中军阀柏辉章的公馆里举行。参加会议的有中央政治局委员毛泽东、张闻天、周恩来、朱德、陈云、博古，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王稼祥、刘少奇、邓发、何克全(凯丰)，还有红军总部和各军团负责人刘伯承、李富春、林彪、聂荣臻、彭德怀、杨尚昆、李卓然以及中央秘书长邓小平。李德及担任翻译工作的伍修权，也列席了会议。

　　会议首先由博古作关于第五次反“围剿”的总结报告。他在报告中极力为党中央领导人的“左”倾冒险主义错误辩护，过分强调客观困难，把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归之于帝国主义和国民党反动力量的强大、白区工作薄弱、后方物资供应差等原因。

　　接着，周恩来就军事问题作副报告。他指出，第五次反“围剿”红军失利的主要原因是军事领导者战略战术方面犯了严重错误，并主动承担责任，作了自我批评，同时也批评了博古、李德的错误，强调“只有改变错误的领导，红军才有希望，革命才能成功”。

　　随后，张闻天作反对“左”倾军事错误的报告，即“反报告”。他摆事实、讲道理，系统、直接地批评博古、李德，一针见血地指出：第五次反“围剿”以来红军接连失败的主要原因是博古、李德在军事指挥上犯下的一系列严重错误，并揭露了他们试图推脱责任的本质。

　　紧接着，毛泽东同志就长征以来的各种争论问题作了大约一个多小时的长篇发言。他指出，导致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和大转移严重损失的原因，主要是军事上的单纯防御路线，表现为进攻时的冒险主义、防御时的保守主义、突围时的逃跑主义。并以前几次反“围剿”在敌强我弱情况下取得胜利的事实，批驳了博古用敌强我弱等客观原因为第五次反“围剿”失败作辩护的借口。

　　毛泽东同志讲完，王稼祥发言。他表示，完全赞同毛泽东同志的意见；严厉批评了博古、李德违反民主集中制，在军事指挥上搞个人专断的恶劣作风；提议撤销博古、李德军事指挥权，解散中共中央于1934年夏为准备中央红军主力战略转移成立的“三人团”(由博古、李德和周恩来组成)，毛泽东同志应当参与军事指挥。朱德、刘伯承、李富春、聂荣臻、彭德怀、李卓然等都相继发言，表示支持毛泽东同志的发言和张闻天的“反报告”。

　　会议经过三天的热烈讨论，1月17日最终做出下列重要决定：增选毛泽东同志为中央政治局常委;指定张闻天起草《中央关于反对敌人五次“围剿”的总结的决议》，决议肯定了毛泽东同志关于红军作战的基本原则，否定了博古关于第五次反“围剿”的总结报告，委托政治局常委审查后，发到支部去讨论;政治局常委再进行适当分工；取消“三人团”，仍由最高军事首长朱德、周恩来为军事指挥者，而周恩来是党内委托的对于指挥军事下最后决心的负责者。

　　遵义会议不久，红军向云南省扎西(今威信)县境转进。2月5日至9日，中央政治局在扎西县连续召开会议，统称“扎西会议”，正式通过了《军委关于我军改为以川黔边境为发展地区的方针给各军团的电报》《中央关于反对敌人五次“围剿”的总结的决议》《关于各军团缩编的命令》等。其中2月5日，中央政治局常委重新进行分工，根据毛泽东同志的提议，中央政治局常委决定由张闻天代替博古负中央总的责任；毛泽东同志为周恩来在军事指挥上的帮助者。其后，鉴于作战情况瞬息万变，军事指挥需要集中，经毛泽东同志提议，3月中旬，在贵州鸭溪、苟坝一带，成立了由毛泽东、周恩来、王稼祥组成的三人小组，负责全军的军事行动。

　　长征胜利的伟大历史意义

　　遵义会议确立了正确的军事战略战术后，中央红军在毛泽东同志指挥下，一改之前的被动局面，根据实际情况的变化，灵活作战，迂回穿插。1935年1月末到3月下旬，中央红军四渡赤水，南渡乌江，佯攻贵阳，奔袭云南，于5月上旬渡过金沙江。至此，中央红军摆脱几十万国民党军的围追堵截，粉碎了蒋介石围歼中央红军于川滇黔边的计划，取得了战略转移中具有决定意义的胜利。遵义会议后，中央红军的长征胜利，充分显示了毛泽东同志高超的军事指挥艺术。

　　遵义会议组织路线的部分解决，事实上确立了毛泽东同志在党中央和红军的领导地位，开始形成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遵义会议结束了“左”倾教条主义错误在中央的统治，充分肯定了毛泽东同志从中国革命战争特点出发提出战略战术原则的正确性，开启了党独立自主解决中国革命实际问题的新阶段，从而开始确立了以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的马克思主义正确路线在党中央的领导地位。遵义会议在最危急关头挽救了党、挽救了红军、挽救了中国革命，是中国革命伟大的历史转折点。

作者系北京市海淀区文物保护中心(海淀博物馆)干部

责任编辑 崔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