寻找吉林会馆

　　北京的会馆大多都在外城。据《北京地方志·风物图志丛书》《会馆》卷(2006年北京出版社)记载，从明代前期最早出现、清乾隆和嘉庆年间快速发展到光绪年间，在京兴建的各省会馆达500多个，但据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京师外城巡警总厅右厅调查，从其所辖的前门大街右侧以及西至宣武门、广安门一带，就有会馆318个。《1941年北京特别市会馆名称地址一览表》所列381个会馆中，地处内城的仅21个。《北京市人民政府民政局会馆调查研究报告》(1949年11月15日)记载：“本市会馆多分布于外二、外四两区，据统计全市共有会馆三九一处。”

　　吉林会馆不仅地处内城，而且是其中规模最大的、唯一的一所省级会馆。《北京市人民政府民政局会馆调查研究报告》(1949年11月15日)所附《1949年11月北京市各省地区性会馆及财产一览表》显示，吉林省在京的省馆有2个，房产3处、房屋171间。据胡春焕和白鹤群所著《北京的会馆》(1994年中国经济出版社)、白继增、白杰所著《北京会馆基础信息研究》(中国商业出版社)记载，吉林会馆在北京有三处，均坐落在当时的繁华地段。

　　第一处是历时最久的吉林试馆，也称“老馆”，建于清光绪十年(1884年)，位于东城干面胡同西口路北。据《北京会馆档案史料》记载，“喜昌鉴于本乡来京试子居住困难，将自己的房产东城干面胡同路北之三十四号、三十五号两院落，捐给同乡，建立吉林试馆。”

　　喜昌(？—1891年)系满洲镶白旗人，葛济勒氏。早年间在广东剿捻军有功，于清咸丰九年(1859年)出任吉林镶红旗协领、加副都统衔。同治六年(1867年)，喜昌随左宗棠入陕，“人廉正，约其语，宗棠心契之。”光绪九年(1883年)因病辞职，次年创办了吉林试馆，光绪十七年(1891年)卒于易州。

　　吉林试馆开办后由吉林籍在京官员轮流管理，民国八年(1919年)，宋小濂等成立吉林同乡后，由同乡会继承管理。馆内居住的均为同乡，不收租金，馆内零星开支由大家公摊。当时会馆共有房屋56间，北平沦陷后日本人进行了改造，加盖了楼房，兴办高级旅社；日本投降后，又恢复为吉林省旅平同乡会管理。解放后，政府组织吉林在京人士推选组建了一个民主管理会馆机构——吉林旅京同乡会，同时成立吉林会馆财产管理委员会。遗存会馆的职能与过去有了很大差别，渐渐演变成了一种纪念或旅游性质的景点。

　　吉林试馆所在的干面胡同，东起朝阳门南小街、西至东四南大街，据传此路是去禄米仓运输禄米的必经之路。虽然会馆当年的院落房屋已经无存，我们还是来到这条被北京文史专家称为“博物馆”的胡同，希望感受到会馆的些许气息。

　　胡同路北最东头的老门牌2号，是“稻香春”糕点食品店创始人张森隆的居住地，1943年他迁至这里，至今其后人还居住于此。紧邻的老门牌3号，在日本投降之后曾是一四七画报社社址。往西走，红色金柱门的院子里是一栋西洋风格的灰色二层小楼，民国时期著名教育家李石曾在抗战之前的信中多次提到自己住的地方，正是干面胡同11号。李石曾是留法勤工俭学的开创者、中法大学的创办人之一，清同治年间军机大臣李鸿藻是他的父亲。解放后这里成为中国著名桥梁专家茅以升的居所。

　　在37号和39号之间，是新中国成立后中国社科院修建的高级研究人员的两栋宿舍楼，卞之琳、李健吾、夏鼐、金岳霖、翦伯赞、罗尔纲、戈宝权、罗念生、吴世昌、钱钟书等都曾在这里住过。杨绛在《我们仨》中这样写道：“1962年8月14日，我们迁居干面胡同新建的宿舍，有四个房间，还有一间厨房、一间卫生间，一个阳台。我们添置了家具，住得宽舒了。”

　　43号院曾为德商禅臣洋行的租住地。二战胜利后，东交民巷德国公使馆的德国学校把家具器物暂存在此，可见洋行之大。同存的还有许多由杨宁史在沦陷时期从河南等地购置的青铜器，抗战胜利后，这些青铜器由故宫博物院保管，并辟专室陈列直至今日。在斜对面的胡同路南，京剧大师梅葆玖也曾将家安在此处。

　　继续向西是49号院，院子后门是史家胡同博物馆，馆中专门有这一家的介绍。

　　胡同最西头的61号院中有垂花门、跑风儿、挑檐石，是民国时期北京市工务局局长汪申的宅院，日本侵华时期这里被日本人强占，新中国成立后院子分为两个部分，后面属于科协，前面是中国科学研究院的历史所，著名科普作家高士其就曾住在此院的东跨院，著名历史学家顾颉刚1954年自沪迁京后在中院正房住到1978年迁往三里河。

　　站在胡同西口，向西口路北吉林老馆原址所在的方向望去，胡同中的历史名人气息尤在，但吉林老馆院落房屋的踪迹已然无处可觅，只见鳞次栉比的高楼矗立，静静地诉说历史的变迁。

　　吉林会馆的第二处为吉林新馆。据《北京会馆档案史料》记载，该馆“于1919年由宋小濂及吉林籍在京参众两院议员等多人捐资购建，并组织成立旅京同乡会管理之。”位于西城区西四北五条15号(旧为石老娘胡同路北八号)，占地5.85亩，大小共7个院落，90.5间房。现为民居，共住有50多户人家。

　　宋小濂(1863-1926年)，字铁梅，吉林永吉人，清监生。历任黑龙江将军文案、候补知府、呼伦贝尔副都统。宣统三年(1911年)任黑龙江布政使、署理巡抚。1912年至1922年，宋任黑龙江都督、中东路督办等职，其间兴办了吉林新馆。“吉林会馆”的馆匾即为宋小濂所书，一直沿用到解放初期。

　　吉林新馆有一处附产，置于民国时期，位于西四北五条42号(旧为石老娘胡同路南二十二号)，占地0.41亩，有9间房屋，现为民居。

　　西四北五条东起西四北大街、西至赵登禹路。这条胡同在明代时因有石姓产婆在此居住而得名石老娘胡同。产婆俗称接生婆，旧称老娘或姥姥。1965年北京市整顿地名时，因胡同为西四路口迤北、西侧自南向北第五条胡同，更名西四北五条。

　　自古有不少名人曾在西四北五条居住。在吉林新馆东侧，即旧时的石老娘胡同7号，据说是民国七年(1918年)，傅增湘在西四石老娘胡同花1.1万大洋买下自东向西5、6、7号三套相连院落(今西四北五条13号院)，并命名为“藏园”。该宅院原为清咸丰朝进士、通政史永顺府邸，相传明代曾是给皇家接生的石老娘的宅院。

　　傅增湘(1872-1949年)是当代著名建筑历史学家傅熹年之祖父，曾任直隶提学使，创办天津北洋女子师范学堂、京师女子师范学堂，民国六年(1917年)出任北洋政府教育总长，1927年任故宫博物院图书馆馆长。据傅增湘之孙傅延年回忆说，“院子就跟《红楼梦》里似的，过一月亮门又是一大院子，一个挨一个，有山有水，后来中山公园很多名花是从院子里移走的，山石也是从院里搬走的，那些山石很多都是我爷爷从南方运来的。”1949年周恩来曾派陈毅来吉林会馆内的“双鉴楼”持函探望病中的傅增湘。

　　石老娘胡同4号院(藏园东侧)为一大宅院，汉奸王克敏和军阀张宗昌先后在此居住。

　　吉林新馆西侧的石老娘胡同9号院，于建国初期表演艺术研究所改称中央文化部电影局电影学校、北京电影学校并扩建时，被纳入其中。时严恭、谢铁骊、陈怀恺等任主任教员，周扬、夏衍、冯雪峰、艾青、丁玲等文化界领导和文学艺术家都曾在此授课和开专题讲座，培养了新中国成立后第一代导演、演员、剧作家。

　　在石老娘胡同7号和9号之间的8号——吉林会馆，在抗战时的遭际和老馆相同，经历了被日本强占又收回的过程。走到15号院会馆旧址，可以看到门楼两侧安装着电表箱、配电箱等物体，一对抱鼓石被杂物遮掩。院内被搭建占满，仅存狭窄通道。

　　第三处为吉林会馆，又名吉林先哲祠，据《北京会馆档案史料》记载，该馆位于“西黄城根路十七号(今西城区的西黄城根北街3号)大院，原有房屋20间，旧乃吉林先贤额勒登堡的家庙。”民国十年(1921年)，这里改建为吉林会馆，时任吉林省长徐鼐霖将其拨交吉林同乡会管理。解放前，吉林省同乡会拥有会员(同乡)1400余人，会馆实际上已是停顿状态。解放后，这里与其他馆址一并归由北京市政府管理。

　　西黄城根北街北起地安门西大街南到西安门大街，与西黄城根南街连接。清朝宣统年间，以西安门为界，以北称“北皇城根”，以南称“南皇城根”。民国改为统称“黄城根”，将“皇”字改成“黄”字，以示破除帝制，统称“黄城根”。1965年，两街分立，西安门以北段改名“西黄城根北街”，并将该街南端西侧的元宝胡同并入。

　　其名虽易，但西黄城根北街的很多历史烙印，还是和“皇”有关。比如这条街道路东即为皇城西墙。在路西，也有不少和“皇”有关的历史人物曾在这里居住。比如西黄城根北街21号据传曾是大太监李莲英的宅邸花园，后成为张伯驹的故居似园。当年张伯驹得知国宝隋代山水画《游春图》流落到海外时，他毅然将这处宅院出售，用所得重金购回了国宝，并最终献给国家。

　　来到会馆原址，映入眼帘的是黄城根小学。黄城根小学的前身，是诞生于1904年的内务府三旗第六初等小学堂，校址就在吉林会馆的馆侧。据说此地原是清朝二品京官白俊的府第，被称为白马王府。后白俊因罪被斩，白马王府被查封，几经转卖才成了小学校。1906年，改为广东公立学堂。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经过十几次的校名更迭，1958年才改称现名。吉林会馆在黄城根小学扩建改造过程中被征用并入。1978年该校被定为市级重点小学。

　　漫步在内城寻找当年最大的吉林会馆，虽然仅存的一处也看不到全貌，但我们却从这些胡同居住过的历史名人中，依稀感知了一些会馆当初的规模和实力。“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多少年后，是否还会有人知道在过去的北京曾经有过如此的院落和故事？

作者系北京市政协宣传中心副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