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嵘 矢志推进中医诊法现代化

　　在北京同仁医院体检中心内，有一间中医体检诊室，里面除了诊桌、办公电脑和摆满资料的文件柜外，还有几台仪器。一名体检者正在一台仪器前进行“舌诊”。这台仪器的主体部分是一台单反数码相机，体检者端坐着，将下巴放在仪器的下颌托架上，对着镜头吐出舌头，“咔嚓”一声，检测不可思议地瞬间完成，仪器自动出具测量参数和参考诊断。操作这台名为“舌象仪”的中医检测仪器的正是梁嵘。

　　作为北京中医药大学中医诊断系教授、博士生导师，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及教育部重点学科中医诊断学学科学术带头人，“全国首届百名中青年医学科技之星”的获得者，梁嵘从1978年北京中医学院(现更名为北京中医药大学)毕业至今，集中精力从事中医诊断学的教学及科研，在教学育人、科研学术等方面都取得了杰出成绩。

　　以舌为镜话诊法

　　中医现代化，是摆在所有中医学者面前的重大问题。“理论空洞玄虚，诊断无可靠依据，治法无一定标准”是一些人对中医的指责，中医存废之争由此而起。同时，中医也面临一个悖论：不进行客观化、量化研究，它就不能现代化；但如果量化了，也会有人质疑：这还是“中医”吗？

　　作为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及教育部重点学科——中医诊断学学科学术带头人，梁嵘勇于守正创新，在自己的领域默默地为中医现代化做着研究。

　　“过去我们进行中医现代化研究的思路，主要以西医学的理论和技术为支撑，来观察和验证中医的理论与疗效。”梁嵘按照这样的思路，以中医脾虚证为切入点，进行了15年的动物实验和临床研究。这些研究给梁嵘带来了诸多荣誉，如1993年被评为“全国百名中青年医学科技之星”，1994年被评为北京市高校(青年)学科带头人，1997年破格晋升教授。但是随着研究的深入，梁嵘开始对中医和西医的原创思维特征及由此所导致的差别进行了思考。

　　“认识身体有两个途径，一个是感知身体，一个是测量身体。中医主要走了感知身体的道路，比如号脉，是利用了医生的触觉，望舌，是利用了医生的视觉。而西医主要走了测量身体的道路，如血液检查、放射线检查、超声波检查等。感觉是人们认识自身与客观世界的基础，是人们获得知识的重要途径，因此，中医在‘科学’面前要自信，中医的实验研究要找到能够揭示自己的原创思维特征和科学内涵的命题，而不是简单地借鉴西医的思路、技术与方法。采用适宜的测量方法，测量中医医生所感知到的身体信息，是揭示中医诊法之科学性的重要途径，也是实现中医诊法现代化的有效路径。”梁嵘很认真地这样说。

　　俗话说“人过三十不学艺，人过四十天过午”。已逾不惑之年的梁嵘却重打锣鼓另开张，开始了对中医舌诊颜色信息的测量研究，这一干就是十多年。然而，梁嵘毅然选择的研究新领域并不为所有人所认同，不少人对这种研究报以怀疑的态度。面对科研道路上的种种挑战，梁嵘坦然处之，“依赖感官的行业并不仅仅是中医，调香师制作香料需要敏锐的嗅觉，品酒师鉴定酒水需要灵敏的味觉。有关视觉、嗅觉、味觉的测量都有、也必须有自己的科学体系。感觉与测量结合起来，才能更系统、更深刻地认识感觉知识的价值。所以，从现在开始，中医应该带上测量的工具上路了。”

　　现在，梁嵘与合作单位北京同仁医院体检中心一起，利用我国自主研制出来的舌诊仪，对健康体检者进行量化的舌象分析，探讨舌诊在健康评估和健康管理中的特殊价值。在梁嵘眼里，当利用颜色科学架起视觉经验与颜色测量之间的桥梁后，每一位医生对舌的颜色变化的感知就不再是主观经验，而是从主观感觉迈向客观测量的数据积累过程。“数据的来源越广，积累量越大，舌色变化与辨病、辨证、疗效评价之间的关系就越清晰，中医也就实现了从主观感觉的舌色判断到客观测量的舌色评价之间的转化。”

　　科研之路并不是康庄大道，总有数不清的失败与挫折，但梁嵘深信一分耕耘，一分收获，坚持默默前行。苍天不负有心人，梁嵘终于在这条满是荆棘的道路上留下了坚实的印记。截至目前，梁嵘主持或参与中医诊断学的科研项目10余项，其中包括国家重点项目3项，发表学术论文180余篇，合作出版学术著作10余部，获省部级科技进步奖5项。梁嵘还在大学里开设了“中医诊法研究”、“中医诊断学古籍选读”等课程，将古人对中医诊法研究的思路，现代有关诊法研究的新知识、新技术传授给大学生和研究生，让学生对中医诊法研究有更丰富的古今知识，也开始关注中医诊法研究的每一点进步。

　　从吐露真言到行动诤友

　　1987年，梁嵘加入了中国农工民主党，曾任第九届、第十届农工党北京市委委员。2008年至今，梁嵘还担任北京市第十一届、十二届政协委员。从一位埋首教学科研的大学老师成长为一名合格的政协委员，梁嵘凭借着强烈的社会责任感，成功地实现了从教师到政协委员的角色转换。

　　对此，梁嵘不无谦虚地说：“一个人有了责任，才会有行动的动力。在政协这个观察社会、思考社会、学习社会的平台上，在学习如何当好政协委员的过程中，我逐渐意识到：不仅仅政府有社会责任，我们每个公民也有社会责任。”

　　随着中医学术的进步，中医看病已经不再是一张板凳、三个手指头的诊疗模式。舌象仪、脉象仪……这样一批拥有自主知识产权、能进行“望闻问切”的中医诊断仪器已被研制出来，并具备投入临床使用的能力。

　　2012年5月，国家发展改革委、卫生部、国家中医药管理局联合印发《关于规范医疗服务价格管理及有关问题的通知》(发改价格[2012]1170号)，同时公布了《全国医疗服务价格项目规范(2012年版)》。虽然该规范中已包含一部分中医诊断项目，如“舌象仪”、“脉象仪”，但遗憾的是，由于没有具体收费标准，部分中医诊断仪器无法进入医院进行有效地使用，只能在实验室一展拳脚或被束之高阁。这一情况引起了社会各界的普遍关注，也牵动着梁嵘的心。

　　在梁嵘看来，中医诊断仪器在中医现代化过程中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她说：“中医诊断仪器的作用有两点：一是保留中医的诊断图像或数据资料。这些数据是健康档案、临床诊断的证据。二是资料积累多了，就可以在大数据分析的基础上，建立起客观的中医诊疗规范和疗效评价标准。这两条对于促进中医药的发展至关重要。”

　　“台湾的舌象仪和脉象仪已进入医保体系，有收费标准(1次约200台币)。目前，韩国也在申报国际的中医诊断仪器及诊断标准，如果我们不让中医诊断仪器合法合理地进入医疗诊断领域，将有可能失去这些中国原创的诊法优势。”拳拳爱国之心，溢于言表。作为一名政协委员，尤其是一名从事中医研究的教育界人士，梁嵘对此忧心忡忡，深感责任重大。为此，梁嵘从自身从事的专业研究领域出发，提交了《关于将中医诊断检查纳入医保收费项目的提案》、《关于将中医四诊仪器的检查列入医保收费项目的再次提案》。经过她的努力，提案提交上去后，受到了北京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的重视。

　　虽然两度就同一问题提交提案，且所提建议的落实尚需时日，但是梁嵘并不灰心，依然时刻关注着中医诊断科学研究及其应用。因为，梁嵘深知“作为公民、政协委员，应该在向政府提出建议的那一刻起，自己也付出行动，来为推进建议的落实做出不懈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