死生能一 鼎力襄助——廖仲恺与孙中山的三大政策

　　廖仲恺是中国国民党内一位伟大的爱国主义者、杰出的民主革命家和国民党左派的光辉旗帜。他1877年出生在美国加利福尼亚州旧金山(三藩市)一个华侨家庭，青年时期便踏上为振兴中华而从事民主革命的征途。他追随孙中山革命22年，是中国共产党和工农群众的好朋友、孙中山的亲密战友以及晚年最得力的助手。他“适乎世界之潮流，合乎人群之需要”，鼎力襄助、积极拥护、坚决执行孙中山的“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至死不渝；他顶住国民党内右派分子压力，积极协助孙中山改组国民党，为第一次国共合作的建立作出了历史性的贡献。

　　“珠江日夕起风雷，

　　已倒狂澜孰挽回？”

　　1922年，对于45岁的廖仲恺来说，注定是充满着转折的一年。这年2月3日，孙中山发出北伐令，派遣整编后的粤、滇、赣、黔诸军分向湘、赣进发，矛头直指直系军阀的北京政府。作为孙中山“钱荷包”的廖仲恺，一面对北伐前景满怀欣喜和希望，一面在处处掣肘中四处奔忙，为北伐粮饷而竭尽心智，在北伐军被迫改道韶关时，“旬日之间，即筹拨北伐军费300万元，使各部能及时向韶关集中待命”。

　　在孙中山的亲自督师下，北伐军先后攻克江西南部的赣州、吉安等地，威胁南昌，形势一片大好。然而，天有不测风云。北伐军势头虽劲，后方却祸患已生。孙中山在军事上依靠的主要力量——粤系军阀陈炯明，心怀叵测，欲独占广东。6月中旬，陈炯明、叶举等密谋叛乱，首先决计斩断孙中山及北伐军财源，诱捕坚决支持孙中山的廖仲恺。6月15日，廖仲恺被陈炯明扣留，后关押在广州西郊石井兵工厂。次日凌晨，陈炯明命令部下叶举、洪兆麟等发动反革命叛乱，炮轰总统府，欲置孙中山于死地。孙中山因提前得到消息，化妆逃离总统府，登上“永丰”舰，幸免于难。

　　此时的廖仲恺，身陷囹圄，“身上被三道铁链锁起来，手上一道，腰间一道，脚上一道，都系着很长的铁链子，锁在一张铁床上”。面对着“极为森严”的卫兵戒备和“禁锢中闻变”的残酷现实，廖仲恺首先哀叹、忧虑的不是个人的生死安危，而是孙中山等革命党人为之屡败屡战的革命事业和国家前途。他痛恨陈炯明等“跳梁小鼠”“窃钩盗国”、残害栋梁，他惋惜“珠江日夕起风雷”，叛军的阻挠使革命事业几乎毁于一旦。

　　危难中见真情，廖仲恺在狱中初心不改、以诗明志：“险阻已备历，缧绁曾何奇”，他追忆自己艰难困苦的奋斗岁月，始终对革命事业怀抱“玉汝于成”的坚定信念；他将个人生死置之度外，“生无足羡死奚悲”、“死生能一我何哀”，是他内心深处最为真实的写照；他坚信“身虽去灵明在”，坚信自己“出污而不淄”的革命气节和“地老天荒浑不怕，空谷苍松独啸”的革命意志，一定会“经几度风狂霜峭”，激励后来的革命同志更加义无反顾地投入民主革命的洪流。

　　廖仲恺遭囚禁的消息传出后，妻子何香凝心急如焚，四处设法营救。在她的据理力争，国内外舆论尤其是广大华侨的强烈谴责下，再加上慑于许多粤军将士对廖仲恺心怀好感，陈炯明犹豫再三后，于8月18日释放了被囚62天的廖仲恺。

　　虎口脱险后，廖仲恺与何香凝马不停蹄，赴港转沪，与孙中山会合。陈炯明在广州的反叛以及北伐军回师途中在翁源、韶关的失利，使孙中山等人领导的北伐“出师甫捷，而祸患生于肘腋，干戈起于肺腑”，“国事为所破坏，党义为所摧残”。惨痛的打击并未使廖仲恺气馁，他思索着“已倒狂澜孰挽回”，渐渐认定今后的革命须寻找新的出路、新的方法。在赴上海的轮船上，他“枨触予怀”，憧憬着“待到风消和雨歇，菰蒲犹复争秋热”，他依旧相信的是，在孙中山的领导下，新的出路一定可以找到。

　　忠实执行“联俄”政策

　　1922年8月，孙中山领导的护法运动，在陆荣廷、陈炯明先后两次破坏下，终告失败。孙中山“顾失败之惨酷，未有甚于此役者”，总结教训，他逐步认识到只有依靠广大人民群众，联合真正的革命力量，才是革命的正途，“中国革命，非以俄为师，断无成就”。这一点，廖仲恺感同身受。就在国民党渐陷迷途之际，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五四运动”的爆发和中国共产党的成立，仿佛一盏盏明灯，给他们带来新的希望。廖仲恺坚信这“前途曙光，必能出人群于黑暗”。

　　十月革命后，孙中山便在极为隐秘的条件下，与列宁函电往来，交换对东方革命问题的看法。1920年秋，他在上海首次会见了共产国际的使者维金斯基；1921年冬，他在桂林与列宁所派遣的马林会面，在多次深入交谈中着重讨论了国共两党结盟的可能性以及“群众运动和工人阶级中进行宣传的必要性”等问题；1922年8月，孙中山返回上海后，与马林、李大钊等举行会谈，双方确定共产党员以个人身份参加国民党。从此，第一次国共合作真正开始酝酿起来。

　　廖仲恺很早便参与到孙中山的联俄活动。孙中山发给列宁的函电，部分即出自廖仲恺之手，孙中山为了解苏俄，甚至请了位俄文老师，每日至廖仲恺的寓所组织俄文学习班，准备学习和研究列宁的革命理论。马林与孙中山的会面，亦是由廖仲恺负责接待，并派专人一路由广州护送至桂林。孙中山对此次会面十分满意，“心上非常高兴”，并通过电报兴奋地向广州的廖仲恺作了介绍。1922年8月底，在马林与孙中山会面后不久，廖仲恺向他表示自己完全支持马林提出的而得到孙中山同意的各项主张。

　　震惊世界的《孙文越飞宣言》的发表，其中也凝聚着廖仲恺的心血。1922年9月，孙中山试图在上海会见苏俄使华全权代表越飞，因上海英租界特务的跟踪而未果。孙中山便令廖仲恺赴日本，同越飞继续就国民党同苏俄合作、反抗帝国主义等问题进行商讨，为宣言的发表“先行讨论了细节，做好技术性的准备工作，准备了双方交换意见的基础”。1923年1月26日，《孙文越飞宣言》正式发布，确定了平等友好的中苏关系，成为孙中山联俄政策明确化的重要标志，充分表明孙中山对帝国主义幻想的消除。

　　宣言发布之后，廖仲恺又奉孙中山委派，陪同越飞赴日继续商谈，以落实宣言内容、磋商具体问题。一个多月的时间里，廖仲恺同越飞以及越飞的秘书谢瓦尔沙龙、田口运藏“住在一块，天天讨论，非常契合”；“他们一谈话就有好几个钟头”，通过“互相辩论，把各种问题通通研究过了”。越飞向廖仲恺介绍了俄罗斯共产党(布尔什维克)的建党、建军和革命经验，并就如何将这些经验应用到孙中山领导的国民党等问题进行了磋商，双方初步拟定了苏联援建军官学校的计划。

　　经过一系列的“中苏友好会谈”， 廖仲恺对“此时东方人未知道的许多事情”，“如俄国之现状，俄国对东方被压迫民族之态度，与俄国何以想和中国携手之原因，都十分了解”。这促成他开始明确中国革命的基本问题，逐步转变思想。

　　当时在国民党内部，顽固保守的势力始终存在。对于孙中山的“联俄”政策，他的重要助手中，胡汉民对此态度暧昧不明，汪精卫坚决反对，其他人或消极应付，或设法阻扰，唯有廖仲恺完全理解赞同、积极推动执行孙中山的“联俄”政策，为孙中山不断奔走联络、排除阻力，给予了最为宝贵的支持。在他们的共同努力下，1922年5月，越飞致电孙中山，告知苏联政府已经决定对南方革命势力进行经济、军事援助，其中就包括“提供达200万金卢布的款额作为筹备统一中国和争取民族独立的工作之用”，以及“建立一个包括各兵种的内部军校”。

　　鼎力襄助改组国民党以推动“联共”

　　改组国民党以实现国共合作，是孙中山与苏联、共产国际方面多次会谈后所做出的重大抉择。由于当时的中共是以俄共(布)为首的共产国际的支部，“联俄”自然意味着须“联共”。1922年8月，孙中山在与李大钊的会晤中，接受了中国共产党关于建立联合战线的意见，并在中国共产党的帮助下，积极准备国民党改组，接纳中共党员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

　　然而，当时孙中山虽有改组国民党的决心以及中国共产党的无私帮助，面对的却是一个松散无序、良莠不齐的国民党组织，官僚、军阀、政客、投机分子混杂其间，唯有廖仲恺、宋庆龄、柳亚子等少数干部对他倾力支持。为数更多的是党内坚决反共的右派势力，戴季陶扬言加入国民党的中国共产党人只能“做酱油或醋”，不能“做正菜”；汪精卫则污蔑中国共产党人加入国民党是“孙行者跳入猪精的腹内打跟头”。

　　在这种局面下，廖仲恺成为国民党改组过程中“始终赞助最力的一人”。他立场坚定、态度鲜明，毫不妥协地协助孙中山同党内右派进行斗争，真心实意欢迎共产党人加入国民党以实现两党合作。面对指责、威胁，他坚定地表示：“我为国家，为本党，无论何人反对，我皆不畏；即击我杀我，亦在所不恤。”

　　1923年5月，廖仲恺被孙中山任命为广东省省长，经营广东革命根据地，领导改组国民党的准备工作。10月中旬，他奉孙中山之命与李大钊等五人担任筹划改组国民党事宜的改组委员，从事改定党章等工作。10月25日，他受孙中山特别委派，召集国民党特别会议讨论改组问题。会上，他直陈改组理由，强调国民党“多在失败地位”，“皆因根本不巩固”，“今日必须改组，根本整理，本党方有起色。吾国之大，要改良政治，必先有严密组织之团体”。在他的努力下，与会者一致赞同按拟定计划进行改组。与此同时，他与谭平山等一道作为国民党临时中央执行委员，在孙中山领导下全权负责国民党改组工作。

　　为了取得经验，更好推动改组，11月中旬，他亲自兼任广州市党部第三区分部主席，负责领导该部的改组试点工作。11月底，他受孙中山派遣，赴上海与各省支部商讨各省支部改组事宜。他还主持了上海市党部的改组工作，通过耐心细致的工作，使上海的国民党人同意取消国民党本部，另组上海执行部。改组工作进展顺利，1924年1月，他离沪返穗，向孙中山进行汇报，表示“国民党改组问题中连带而发生之事务，办理甚为完备”。看到中国共产党人作为新鲜血液的加入，他满怀欣喜地表示：“国民党近日之活动，甚有朝气，国内各小党，如共产党为较著者，亦一致加入吾党，以图合作，前途之顺遂，可预卜也。”

　　1924年1月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召开，是第一次国共合作的重要标志。孙中山亲自担任大会主席，李大钊作为主席团成员参与大会的领导工作。廖仲恺在这次永载史册的大会中，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他作为大会的实际组织者，是孙中山领导大会胜利进行的最为得力的助手。特别是在1月28日大会讨论《中国国民党章程草案》时，右派分子提案：“一个党员只应有一个党籍，如果有了一个以上的党籍，便须脱离一个”，妄图破坏国共合作。李大钊严正驳斥又遭右派围攻。当此之时，廖仲恺挺身而出，义正言辞地表示：“此次彼等之加入，是本党一个新生命”，“应该懂得只有联合其他政党的力量，我们才能实现革命”。廖仲恺发言后，“反对跨党者竟无继起发言的”，该提案亦终被否决。

　　会议的整个过程中，以廖仲恺为代表的国民党左派，认定“想要打倒帝国主义，非与共产党亲善不可”。他们在孙中山的支持下，积极联络共产党人，不断排除右派干扰，最终使得《中国国民党第一次代表大会宣言》顺利通过。宣言接受了中国共产党提出的反帝反封建主张，确立了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使三民主义得到重新解释。廖仲恺在其间的作用，得到国共两党的公认。中共中央《关于国民党左派问题议决案》中就指出：“赞成继续孙中山、廖仲恺的联俄、联共、扶助农工这三个政策的分子是左派，反对者便是右派。”

　　竭力扶助农工运动

　　国民党一大闭幕后，孙中山主持召开一届一中全会，确定中央党部负责人。廖仲恺被推为中央执行委员会常务委员，负责中央党部工作，并兼任工人部部长。同时，他提名共产党员林伯渠为农民部部长，支持共产党员冯菊坡、澎湃分别为工人、农民部秘书，处理日常事务，以更好推动工农群众运动的发展。

　　廖仲恺有感于工农群众运动在革命中的地位与作用，认识到“我国农工占全民十分之九，以这十分之九之大多数农工阶级，来做反帝国主义反军阀的中心势力，当得到胜利”，多次强调“挽救农工，即所以挽救中国”。他忠实执行孙中山“对农夫、工人之运动，以全力助其开展”的政策，刘少奇曾盛赞他“是首先执行工农政策的一个人”，“极力扶助工农运动的奋进，虽然经过很多的困难，受了很多的污蔑，仍然行之不止”。

　　廖仲恺确实是“站在工农大众一边，坚决反对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早在1923年11月，他便第一个站出来支持共产国际代表鲍罗廷所提的“在广东农民中分配土地”、“为工人制定社会法”、“向小资产阶级发出宣言”三项主张。1924年7月，他以广东省省长的名义主持制定了中国首个保护农民协会、提倡农民自卫的政府法规——《为协助组织农会致广东各县令》，要求各县政府“诱掖当地农民，组织农民协会及农团军，实行自卫”。8月，他出席万人农民代表大会，号召农民参加农会，指出农民协会是农民的救生圈，“救苦救难的并不是观世音，就是农民协会！你们大家努力去团结起来，组织农民协会去吧”，“有了这个农会，那就你们一切痛苦都可以拿团体的力量直接去同县长、省长、大元帅交涉了，解决了”。

　　同年11月，为了支持农民运动，他应彭湃请求，派出大元帅府铁甲车队一连以及粤军第三师一营前去镇压广宁县地主围攻农会、屠杀农民的暴行。他在亲笔草拟的大元帅命令中坚定宣称：“此次调兵，全在护卫农民，清除土劣，务使横霸乡曲，损人肥己者，绝迹销声，不为农害。”在他的支持下，农军士气大振，地主土劣举旗投降、承认减租，促成了广东革命政府首次派部队帮助农军的壮举。他一直把农民的事情放在心上，“凡有农民来见他无不接见，农民请他做事他没有不马上做，绝不踌躇”。广东农运因之蓬勃发展，至1925年4月全省已有22县成立农协，会员增至21万多人。

　　作为国民党中央党部首任工人部部长，廖仲恺在孙中山的领导下，在共产党人紧密配合下，注重从政治上提高工人觉悟，在工人中发展国民党员。他领导工人部通过开办工运讲习训练班、劳工学校等，培养、选拔工运骨干。他大力支持中国共产党领导、发动的罢工运动。在举世闻名的省港大罢工中，他动情地赞扬“此次罢工，是为国家为民族，不顾一切而奋斗”。

　　廖仲恺作为省港罢工委员会顾问，为罢工的顺利进行而不辞辛劳，四处奔忙。为解决罢工资金问题，他推动《广东民政财政厅呈拟定举办绅富募捐办法文》的出台，共募集100万元以上。他通过国民政府下令封闭长堤一带烟馆、赌场、空屋，并征用停业酒楼、祠堂、会馆为近20万罢工工人住宿之用。他设法调拨专款建立免费食堂，以解决罢工工人后顾之忧。他积极安排返省罢工工人参加生产建设，以利长期罢工。对于廖仲恺在省港大罢工中不可磨灭的历史贡献，邓中夏称赞其“是一个真正的国民革命者，是真能遵从孙中山先生反对帝国主义到底，以及拥护工农群众利益的国民革命者”，“倘若当时不取得国民党帮助，的确罢工不到一个星期便要倒台”。

　　继承孙中山遗志

　　1925年3月，伟大的革命先行者孙中山逝世于北京后，国民党内矛盾冲突暗流涌动。波诡云谲中，廖仲恺化悲痛为力量，以大无畏的勇气面对挑战，“革命精神比较从前还猛进百倍”。

　　为了坚决维护三大政策，1925年5月，他发表《革命派与反革命派》一文，旗帜鲜明地指出：“占我国人口最多的是农工阶级，哪一派替农工阶级打销压迫他们的力量，便是革命派。反而言之，凡与军阀帝国主义妥协，并压抑农工的人们，便是反革命派。”随后，他主持召开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全体会议，推动《国民党答中国共产党书》的发布，表达了国民党左派继承孙中山遗志，坚持三大政策的决心。

　　廖仲恺的不屈不饶、积极革命，受到国民党右派的仇恨。他们视廖仲恺为最大的障碍，密谋置其于死地而后快。1925年8月20日，廖仲恺在国民党中央党部大门口遭暴徒枪击，身中四弹，不治身亡，终年48岁。

　　廖仲恺向来以“为国为党而牺牲，是革命家的素愿”自况。尽管暗杀前曾受提醒，他依旧慨然答道：“际兹党国多难之秋，个人生死早置度外，所终日不能忘怀者，为罢工运动及统一广东运动两问题尚未解决！”廖仲恺虽壮志未酬、过早离世，但正如他所写诗句“死生能一我何哀”所言，他以生命守护了 “以身许党，生死毁誉，在所不计”的豪言。他将孙中山的反帝爱国思想以及三大政策，与自己一生的言行相始终；他顺应历史潮流，成为中国共产党和工农群众的好朋友，他的精神长在，功业长存！(作者系中央党史研究室干部 责任编辑 崔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