寻访孙中山在北京的足迹

　　在孙中山充满坎坷与艰辛的革命生涯中，曾三次来到北京。这三次来京，每一次都是在中国社会变化的关键时刻，每一次也都是中国政治斗争异常尖锐的时刻。他在北京的活动，既加深了自己对北京乃至中国政局的认识，又加深了与北京的感情，坚定了他的革命信念和改造中国的决心。与此同时，也使得北京人民一次又一次目睹了他光辉的形象和伟人风采。可以说，孙中山的北京之行是他留给中国人民的一笔巨大历史遗产和精神财富，这是北京的光荣和骄傲。

　　石大人胡同迎宾馆

　　外交部街是东单路口北东侧的第二条胡同，东西向，东起朝阳门南小街，西至东单北大街。因明代曾经权倾朝野的石亨石大人府在此，胡同名称由此而来，并被叫了近五百年。后来，石亨被抄家并死于牢狱，宅院被皇家收回，作为明代工部铸造钱币的“宝源局”，专职铸造铜钱。

　　清末，为迎接德国皇太子来访，清外务部在这座几易其主的府邸上修建了外务部迎宾馆。设计者和工程承包者美国人坚利逊在这里建起了当时北京最豪华的西洋风格的建筑，成为当时的国宾馆。

　　1911年，由于帝国主义的支持和北洋势力，袁世凯被任命为清政府内阁总理大臣，总理府设在迎宾馆内。1912年3月，袁世凯就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迎宾馆又成了总统府。他多次电邀孙中山进京共商国是。为表示礼让，袁世凯迁往铁狮子胡同陆军部，将迎宾馆作为孙中山的临时行辕。

　　据记载，1912年8月24日17时30分，孙中山乘坐火车由天津抵达北京前门东车站。当时的前门东车站就在正阳门箭楼东侧，袁世凯为孙中山举行了盛大的欢迎仪式，特命开启以前只有皇帝才能通行的正阳门箭楼城门，使用原属前清摄政王的朱漆金轮白马总统马车，迎接孙中山在石大人胡同迎宾馆下榻，袁世凯自己则把大总统府搬到了铁狮子胡同陆军部大楼，即今张自忠路3号段祺瑞执政府旧址院内。当晚8时，孙中山到临时大总统府出席了袁世凯举行的欢迎宴会，席间，袁世凯致辞说“财政外交甚为棘手，尤望先生不时匡助”。孙中山回答“各处商务凋敝，民不聊生，金融滞塞，为患甚巨。挽救之术，唯有兴办实业，注意拓殖，然皆恃交通为发达之媒介，故当赶筑全国铁路，尚望大总统力为赞助”。孙中山在京期间共与袁世凯会谈13次，袁世凯终于得到了孙中山不竞选正式大总统的承诺。9月11日，袁世凯授予孙中山“筹划全国铁路全权”职务，孙中山则表示要在10年内修筑铁路20万里，以使中国富强。

　　在京期间，迎宾馆一直中外宾客云集。孙中山在这里接见、会晤各国公使、政府官员、绅商、记者、平民，日夜操劳。

　　同年9月17日，孙中山南下，袁世凯将设在东堂子胡同的外交部迁到了石大人胡同中的迎宾馆。直至1928年，这里都是北洋政府外交部所在地，石大人胡同也因此改为外交部街。

　　1949年后，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设立在北洋政府外交部的旧址上。周恩来和陈毅都曾经在这里办公。1960年代初期外交部大楼迁往朝阳门内大街北侧，外交部街的原址改为仓库。自1974年起，院内的假山和老楼被逐渐拆除，大院逐渐变成外交部职工宿舍和世界知识出版社等，院内建筑被逐一拆建，至今仅有曾经是迎宾馆正门的一座灰色的西洋式门楼还是当年的建筑。如今，即便是外交部街附近的居民，大多也已经不知道迎宾馆这个名字，一个如此载满了印记的老建筑就这样消失在人们的记忆里，确实令人唏嘘不已。

　　湖广会馆

　　相对于迎宾馆，北京湖广会馆的命运则显然要幸运得多，这座会馆坐落于西城区虎坊桥，始建于清嘉庆十二年，道光十年重修，两百年的沧桑岁月，赋予了它浓厚的历史文化内涵。这里更是孙中山在北京重要的纪念地，孙中山来北京虽然只有三次，光顾湖广会馆却有五次之多，可以说，这是孙中山在北京宣传革命主张和思想非常重要的一块阵地。

　　孙中山第一次光顾湖广会馆是1912年8月参加同盟会的欢迎会。8月25日上午10时，在京旧同盟会员在湖广会馆开欢迎大会，楼上楼下挤满了人。孙中山先生出席大会并发表演说。大意是说过去革命都靠全国同胞的援助和赞助，不完全是同盟会员之功。今后搞建设也是群策群力，方能成功。要以调和党见、容纳异才为宗旨。与会3000人热烈鼓掌，欢声雷动。

　　孙中山第二次到湖广会馆是在8月25日下午参加国民党成立大会。下午1时，同盟会、统一共和党、国民促进会、国民公党、共和实进会等五政党合并组成国民党，于湖广会馆举行成立大会。大会因新政纲删掉了“男女平权”这一项而发生争执。孙中山先生莅会，他说明新政纲所以没有列入“男女平权”这一项，是因为合并之各党意见不一致。他认为“男女平权”是对的，此时政纲虽未列入，将来随着国家文明进步，必能实现。孙中山先生演说约两小时，听众掌声雷动。大会选出孙中山、黄兴、宋教仁等理事9人，阎锡山、张继、李烈钧、柏文蔚、于右任等参议30人。当时的《民主报》、《正宗爱国报》、《民权报》、《民立报》、《申报》等都有大篇幅的报道。

　　第三次是1912年8月30日下午，孙中山先生参加北京学界欢迎大会。北京学界约3000人在湖广会馆隆重集会欢迎孙中山先生。孙中山在演说中指出：革命成功，靠学界力量不少。现在要搞建设，更要靠有学问的人。目前处在政体过渡时代，学者的工作方针也要改一改。专制时代以学生为将来人民的主人翁，共和时代，学生是候补公仆。我希望我国的学生能够涤除以前的旧思想，早日将公仆义务担在肩上。将来中华民国，一定会成为地球上最优美最文明的国家。到会的人听了孙中山先生的讲话，精神振奋。

　　第四次到湖广会馆是1912年9月4日下午，孙中山参加共和党本部的欢迎会。9月4日下午，共和党在湖广会馆召开欢迎会。那天下雨，孙中山准时莅会，并发表了演说。他在演说中解释了国民党的三民主义。他认为目前民族、民权已经达到，民生主义当待研究。民生主义即社会主义。

　　孙中山第五次到湖广会馆是1912年9月15日参加国民党的欢迎大会。那是孙中山离开北京之前两日，午后他和黄兴等在参加了三里河织云公所回教促进会举办的欢迎会之后，又到虎坊桥湖广会馆参加国民党举办的欢迎会。会后又参观了彰仪门大街国民党本部。

　　解放后湖广会馆一度荒废，有的部分成为居民区，有的部分成为制本厂……人们一度把这里遗忘在历史的长河里。直到1994年，在社会各界的支持下，湖广会馆得到了全面修复。其中大戏楼、文昌阁、楚畹堂、风雨怀人馆、宝善堂等一组建筑，已经修茸一新，在社会各界的支持和关注下，大戏楼于1996年5月起对社会开放，来自北京京剧院的名家每晚在此演出。

　　六国饭店

　　上海《民立报》1912年9月8日第六版曾发表了一篇《九月一日孙先生欢迎会记》。欢迎会的主人蒋翊武、邓玉麟都是辛亥武昌起义功勋人物。那天晚上，蒋翊武、邓玉麟等在北京六国饭店宴请孙中山。孙中山在宴会上发表演说， 发出“凡世界所有者，我们还要求精，世界所无者，我们为其创，勿畏难苟安”的豪言壮语。孙中山还受政府之命任全国铁路督办，后来黄兴也接受了川粤汉铁路督办职务。孙中山高瞻远瞩，设想在中国南北、东西形成铁路网，他曾于1912年4月下旬在武昌演说中讲到要建长江大桥、开凿隧道将武汉三镇连成一体，如今这些预言都在他的继承者手里实现了。

　　报道中提到的六国饭店位于北京市东交民巷核心区，是一座历史悠久，闻名海内外的饭店。六国饭店是由英国人于1900年建造的四层楼建筑，因日美英法德俄六国集资合办，故此而得名。这座饭店主要为当时各国公使、官员等达官贵人的聚会场所。另外当时下台的一些军政要人也常常到这里来避难。老北京的许多重大历史事件都和这里有着这样或那样的联系。1949年4月，已经进入北平的中国共产党就是在这里迎接以张治中为首的国民党政府和谈代表团。

　　20世纪50年代新中国成立之后，六国饭店辉煌不再。先是更名为华风宾馆，变成了一座三星级标准的酒店。1988年一场火灾又再次改变了这座酒店的命运，烧毁了宾馆里的老式木地板、楼梯和门窗。火灾后的宾馆虽经过重建和装修，却一点也看不出原来的风貌，完全失去了当年的气派。加之旁边首都大酒店、东交民巷饭店、正义宾馆等一批宾馆饭店的兴起，华风宾馆再难脱颖而出，一座闻名海内外的饭店至此完全归于平庸。

　　醇王府

　　醇王府对于孙中山大约是一个比较特殊的存在，在他第二次来京之际，他在此会见了一生反对的大敌摄政王载沣。

　　1912年9月10日，孙中山先生亲赴醇邸，会晤了摄政王载沣。据金友之(溥任)《孙中山先生会见逊清摄政王载沣小记》记载，孙中山曾到后海北沿醇亲王府来进行访问，袁世凯派当时任北京步兵统领的江朝宗来府中等候。当孙先生到达后，由载沣迎入“宝翰堂”会晤，江朝宗也陪同就座。略事寒暄后，孙先生以载沣在辛亥革命时期，代表清政府逊位，和平交出政权，致以慰勉之意，并希望今后在五族共和基础上，共跻富强。孙先生态度从雍，举止安详。他又谈到：为了达成南北统一，已辞去正式大总统的候选人，自己将以在野之身，致力于社会建设工作，拟于十年内实现修筑二十万里铁路的愿望。

　　另据上海《民立报》1912年9月19日载：“是日上午，孙中山访晤逊清摄政王载沣，作礼貌上之拜访。下午，载沣由步军统领江朝宗陪同，答拜孙中山于行馆，双方晤谈，历时达一小时之久。孙君对于满人对待南方各领袖之情谊，深足令人感动，极为赞许。”

　　由此可以看出，在会见过程中，双方都显示了相当的气度，彼此相处还是十分融洽的。孙中山在告别载沣时，还特意将自己的一幅照片赠送给载沣，照片上写有孙先生的亲笔题字：“醇亲王惠存，孙文赠。”

　　醇王府颇具来历，它位于后海北沿44号，几乎可以算作清王朝由盛而衰的见证。这座宅园的历史可以追溯到清初。它原是清康熙朝大学士明珠的宅第。嘉庆朝改为成亲王府。光绪十四年(1888年)醇亲王府从太平湖迁此，俗称北府。宣统帝溥仪即在北府诞生。溥仪即位后，其父载沣被封为监国摄政王，故又称摄政王府。王府坐北朝南，东部为府邸，西部为花园。府邸建筑分中、东、西三路，中路建筑由南往北依次为府门、宫门、银安殿、神殿、遗念殿。东路建筑主要有排房四进，为家祠、佛堂等；西路是日常起居的主要区域。府邸西部为花园(今为北京宋庆龄故居)，引后海水入园，并建有亭、榭、船坞等建筑。府邸东部原有王府马号，即今后海北沿43号，分东、西两个院落，院内仍存有旧马槽，1989年马号被列为西城区文物保护单位。醇亲王府是现存王府中保存比较完整的一处。1949年以后曾多次维修。1984年公布为北京市文物保护单位，2006年公布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北京饭店、协和医院和铁狮子胡同

　　1924年，冯玉祥发动“北京政变”后，邀请孙中山北上，指示“一切建设大计”。为此，孙中山第三次来到北京，并且最终在此离世。

　　据尚明轩《孙中山传》记载，孙中山于1924年12月31日偕夫人宋庆龄抵达北京。入京之后，他先在北京饭店延医诊病，由六七位外国医生每日诊视一次，治肝药物多种都不见效，德国克礼大夫建议他去东交民巷的德国医院诊治，孙中山却因东交民巷是外国使馆区而拒绝。德国医院院长特派护士何芬到北京饭店为他护理。在此期间，孙中山虽然遵医嘱宜不会客、不谈话，但由于政局动荡，使他无法减少思虑。

　　1月26日，孙中山病势急剧恶化，医生建议住院治疗。当天下午三时左右由北京饭店移至协和医院，医生诊后，告知须立刻施行手术治疗。当天下午六点半，实施开刀手术。参加手术的医生有外科主任邰乐尔、协和医院院长、德国医生克礼以及俄国医生等。腹腔打开后，只见肝硬如木，一眼就知患的是肝癌，而且已经到了晚期，无法救治，医生只得含泪将刀口重新缝合。切片化验结果，证明孙中山病症的起源，“远因在十年以上，近因也有两三年之久”，属于晚期肝癌。

　　孙中山的病房在三楼319号，病床上装配有病人看书看报用的悬架，病床右角是一个梳洗台，左角放一个小衣柜。面对病床的右角，摆一张小桌。320号是孙夫人宋庆龄住的房间。

　　由于西医诊治无效，2月18日，孙中山由宋庆龄、俄国医生、护士何芬和马湘四人护陪，用十字车送至铁狮子胡同，改由中医治疗。陆仲安大夫用黄芪、党参等药补气，用排水消肿药治疗，也都无效。孙中山曾是一个精通医术的医生，明白自己的病势已经恶化，他以超人的毅力抑制着病痛，仍然保持着“分明的理智和坚定的意志”。每天还要坚持阅读报纸，后来自己不能读了，就由夫人宋庆龄念给他听。其时，宋庆龄在病榻前，日夜侍病，几乎没有正常睡过觉，有时见先生睡着了，她才在沙发上合合眼。先生一醒来立刻侍奉汤水，亲自嘱咐厨房要给先生准备可口的饭菜，不辞劳苦的尽心，大家很受感动。

　　1925年3月11日，孙中山病情加重，但神志尚清醒，自知将不久于人世，于是对守候在床边的亲属和汪精卫等人说：“我现在要和你们分别了，把前次预备的稿子拿来，我签字。”汪遂把遗嘱稿和笔呈上，孙吃力地在遗嘱上签上了自己的名字。随后由亲属宋庆龄、孙科及张静江、吴稚晖、汪精卫、宋子文、孔祥熙、戴恩赛、邵元冲、戴季陶、邹鲁、陈友仁、何香凝依次签字为证明人，汪精卫署笔记录。

　　3月12日，由于病情进一步恶化，孙中山最终在铁狮子胡同行馆辞世——他生命的终点被定格在了北京。

　　孙中山辞世之后，北京饭店、协和医院和铁狮子胡同这些他生命最后时刻居住的地方也在风雨飘摇的近代史中，发生了一系列的发展变化。孙中山入住北京饭店时期，北京饭店正经历着最初的辉煌，当时，无论从建筑风格还是内部设施，它都是京城首屈一指的高级饭店。随着抗战胜利，北京饭店由国民党北平政府接收管理，一度成为专门接待美军的高级招待所。直至1949年北平解放，北京饭店的命运才随之出现转折，当时隶属于国务院机关事务管理局的北京饭店，成为新中国国务活动和外事接待的重要场所，具有相当高的政治地位，连开国大典开国第一宴也是在北京饭店举行的。1954年和1974年，在周总理的亲切关怀下，北京饭店相继进行了两次扩建，一度成为北京城内现代化和国际化的标志建筑。如今，北京饭店依然是重要国事活动和会议的首选场所，它在承载着酒店功能性和特殊政治身份的双重使命中见证了时代的变迁。

　　协和医院的命运则有所不同，抗日战争时期北平沦陷，协和医院一度被迫停办，直到抗战胜利后的1948年5月才得以恢复，当时北京协和医院全院拥有250张病床，设有内科学系(儿科、神经精神科、皮肤科)，外科学系(骨科、泌尿外科、耳鼻喉科、口腔科、眼科)，妇产科和放射科。拥有当时国内最先进的医疗设备，具有很好的临床教学和科研条件，有一整套比较完善的管理制度，保持着当时高水平的医疗工作效率和医疗质量。新中国时期，1951年中央人民政府接管了协和医院，隶属于中国医学科学院。在党和政府的领导下，经过全院职工六十余年的不懈努力，协和医院获得了空前的发展，成为集医疗、教学和科研于一体的现代化综合三级甲等医院。如今，它正以其出色的医疗服务而享有盛誉，每天都在为成千上万来此求医问药的人减少痛苦。

　　相对于协和医院和北京饭店的辉煌，铁狮子胡同的命运则要相对悲凉得多。铁狮子胡同行馆(今张自忠路23号，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原是明朝将领吴三桂为陈圆圆买的私宅的一部分，此后几经易手，被民国时期的南洋富商买下，成为北洋政府要员顾维钧的寓所。后来，顾维钧因被通缉而逃亡，此宅为民国政府所有。孙中山第三次来京后，民国政府遂将其作为孙中山先生的行馆。孙中山辞世时期的铁狮子胡同，几乎可以与英国的唐宁街、华盛顿的白宫相提并论，颇见识过一些大场面。然而此后的历史却急转直下，先是段祺瑞执政府用大刀铁棍和洋枪，在此屠杀为抗议日本帝国主义侵犯中国主权而向政府请愿的学生，后又成为侵华日军的宪兵司令部所在地。也许是历史太过悲凉的原因，这里从此就冷清了，就连那对铁狮子也早已不知何时流落何方。“文革”中破四旧，把它归入地安门东大街。如今，说起它的新名字知道的人会多些——张自忠路。

　　孙中山的革命生涯始于北京，终于北京。他的革命一生都与北京有着特殊的关系。他走过的那些地方，虽然现在多已物是人非，但是那些历史的瞬间，却已被永久地载入史册，并和这座城市紧紧地联系在一起。他临终在铁狮子胡同的那句“和平，奋斗，救中国”，依然激励了一代又一代的中国人为了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而奋斗不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