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人口发展是关系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大事，必须着力提高人口整体素质，以人口高质量发展支撑中国式现代化。”
当前，首都人口发展正处于关键转型阶段，面临一系列深刻的新常态特征与结构性挑战：人口老龄化进程加速，已步入中度老龄化社会，60岁及以上常住人口占比接近四分之一，户籍老龄化程度更深；人口年龄结构之“老”与经济社会数字化形态之“新”相互交织，使得“数字鸿沟”问题在代际间尤为凸显；在“一老一小”等重点群体服务保障方面，更高层次、更多样化的需求与供给能力之间仍存在差距。更深层次的挑战在于治理层面：城市发展的宏观战略目标与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个人发展的微观诉求，尚未实现全面、深度的协同；人口相关管理职能分散于不同部门，政策制定与执行中仍存在局部视野和应急思维，导致制度衔接不畅、整体效能有待提升；政策工具箱的构成仍显单一，倚重传统的供给管理与行政调节，对需求引导、市场激励、社会协商等多元工具的运用尚不充分，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格局有待进一步夯实。
面对这些复杂课题，必须坚持战略思维和系统观念，将人口高质量发展的要求全方位、深层次地融入首都规划、建设、治理与发展各环节，推动形成人口与城市功能定位动态匹配、良性互促的新格局。为此，需积极借鉴国际同类城市的有效经验，重点从以下四个维度协同推进：
一要凝聚“全龄友好”社会共识，塑造包容性城市文化。在“国际一流和谐宜居之都”的总体愿景下，需进一步培育和倡导更具时代感与包容性的社会价值理念，例如“不分年龄，人人共建共筑共享京彩人生”。这类理念旨在超越单一部门的管理范畴，激发全社会对生命全程发展的关注与投入。可参考德国柏林将“市民长期美好生活”作为核心诉求的经验，将保障全人群、全生命周期的公平发展权利内化为政策制定的基本逻辑。通过凝聚广泛的社会共识，引导公众有序参与治理，为实施包容性人口政策奠定坚实的民意基础。
▲要创新就业与社会参与机制，积极开发灵活、多元、能发挥其专长的个性化就业岗位与社会参与项目。
二要构建适配“四个中心”功能的人力资源系统，充分激发社会活力。一是科学调控规模，优化人口结构。在保持总量处于合理区间的同时，需特别注重人口结构的战略性优化。一方面，要积极应对少子化挑战，在近年生育支持与普惠托育政策已实质落地的基础上，可以借鉴有的城市设立“儿童政策协作室”等的系统性做法，全方位构建鼓励生育、支持养育的家庭友好型社会支持网络。另一方面，要着力挖掘老龄化背景下的人力资源新潜力，积极开发高素质低龄老年群体所蕴含的“第二次人口红利”。结合本市养老服务领域最新立法突破，可探索“老幼同养综合体”、鼓励代际融合居住社区等模式，使传统家庭养老文化与现代都市生活有机结合，为缓解照料压力、增进代际互动提供新方案。二是提升综合素养，拓展参与渠道。持续巩固并提升人口在身心健康、科学文化、思想道德等维度的核心竞争力。将健康理念系统性融入所有政策，构建覆盖全生命周期的健康服务与促进体系。充分发挥首都科教资源优势，大力营造终身学习的社会氛围。更为关键的是，要创新就业与社会参与机制。针对包括退休科技工作者、老干部在内的丰富银发人力资源，依托城市发展产生的真实需求，积极开发灵活、多元、能发挥其专长的个性化就业岗位与社会参与项目。建立健全志愿服务记录、时间银行储蓄与兑换等激励机制（如朝阳区“双暖”为老志愿服务模式已在此方面形成可复制的基层经验），打造供需有效对接、价值充分实现的平台，确保各类人才不仅能够“引得进”“留得下”，更能“用得好”“有舞台”。三是引导空间布局，促进区域协同。遵循“一核一主一副、两轴多点一区”的城市空间格局，通过产业升级与功能疏解，引导人口随产业、随功能在更大空间范围内合理再分布。可以借鉴英国伦敦通过大伦敦市政府进行战略统筹的经验，强化跨行政区划的协同治理能力。纵深推进现代化首都都市圈建设，在基础设施互联互通、公共服务共建共享、要素市场一体化等方面取得实质性突破，最终塑造产城融合、职住平衡、区域协调的人口分布新形态。
三要健全实体化统筹机制，提升数字化治理效能。针对“政出多门、协同不足”的体制性难题，探索深化人口治理领域的体制机制改革。结合“十五五”规划纲要对人口高质量发展的总体部署，探索设立首都人口发展战略的高层级统筹协调常设机构，专职负责中长期战略规划的制定、重大政策的跨部门协调与督促落实。需进一步厘清政府、市场、社会的权责边界。同时，必须强化数字技术赋能，整合政务、通信、互联网等多源数据，构建实时、精准、智慧的人口动态监测预警与决策支持系统，推动治理模式从经验判断向数据驱动转型。
四要创新多元化政策工具，完善评估与动态调整机制。在丰富政策工具箱的过程中，应更加注重运用市场机制、家庭功能和社会组织的力量，其关键在于要建立一套科学、透明、可操作的监测评估与反馈调整闭环。这要求加快构建符合首都特质的人口高质量发展综合评价指标体系，并将“首都功能、和谐宜居、长期均衡、流迁有序、共同富裕”等宏观目标，逐层分解为可量化、可追踪的具体指标。可以借鉴新加坡定期发布权威《人口发展趋势》报告的成熟经验，建立我市的“人口发展年度报告”白皮书制度。通过定期、公开、系统地评估政策成效、分析人口变动趋势、研判未来挑战，不仅能为政策优化提供依据，更能主动引导和稳定社会公众预期，最终形成“监测—评估—决策—执行—再监测”的良性政策循环，确保人口治理的精准性与适应性。
（文：王喆 北京市政协委员，国家发改委经济体制与管理研究所城乡融合与区域协调体制研究室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