未来五到十年，中国将有约300万家民营企业面临代际交接。这不是一个抽象的数字——它背后是数以千万计的就业岗位、若干重要产业链的安全,以及中国市场经济制度成色的一次集中检验。
近年来，“继创者”这一概念逐渐进入公众视野。它融合“继承”与“创新”双重意蕴，指向那些在承接上一代物质与精神财富基础上，积极践行创新创业的年轻一代民营企业家。与“富二代”的标签化不同，与“接班人”的被动意涵也不同，“继创者”更准确地刻画了这一群体的时代使命：不是坐享其成，而是继往开来。
然而，调研数据敲响的警钟不容忽视。国际经验表明，家族企业代际传承的成功率大约只有30％，传到第三代的不足15％。浙江对457位老一辈企业家的调研显示，六成以上60岁以上企业家尚未完成交班。以四川为例，全省265.6万户民营企业中，约13万户的创始人已临近或达到退休年龄。2026至2035年，是第一代创业者集中退场的十年，也是制度准备最关键且不可逆的十年。能否平稳度过这一窗口期，不仅关乎企业个体命运，更关乎国民经济的微观基础是否稳固。
正是基于这样的紧迫感，笔者认为，培养“继创者”绝非民营企业的“家事”，而是关乎国民经济韧性的“国之大者”，是需要在更高层面凝聚共识、系统施策的时代课题。在这一过程中，人民政协作为社会主义协商民主的重要渠道和专门协商机构，具有联系广泛、智力密集、位置超脱的独特优势，完全可以也应当发挥更大作用。
传承之困：三重变革叠加下的系统性挑战
与20年前甚至10年前不同，这一轮民企传承呈现出前所未有的复杂性。三重时代变革正在同步发生：技术范式上，从工业经济到数字经济跃迁，赛道本身在切换，而非父辈基础上的改良；商业逻辑上，从“关系驱动”到“制度驱动”转型，合规经营、制度竞争成为新逻辑；制度环境上，民营经济促进法正式实施，法律层面为民营经济提供了更稳定的预期，也对治理能力提出了更高要求。
三重变革叠加，大幅压缩了传承的容错空间。过去，一代创业者可以依靠市场红利弥补制度准备的不足；今天，任何一项制度缺失都可能被迅速放大为系统性风险。
剖析近年来公开的案例，一条规律清晰浮现：传承失败从来不是单一因素所致。有的企业创始人突然离世，因无预案、无遗嘱，家族内斗触发债务违约，走向破产重整；有的企业二代仓促接班，脱离主业热衷资本运作，钢铁帝国轰然倒塌；有的企业因股权结构各半、缺乏僵局打破机制，冲突从董事会蔓延至刑事领域。这些案例指向同一深层症结——预案缺失、规则缺失、结构缺失、隔离缺失、历练缺失，五重缺失层层叠加、相互放大，最终使传承陷入难以逆转的困境。
与之形成对照的，是一批以制度安排实现平稳交接的企业。美的何享健花20年铺垫制度，将千亿企业交予职业经理人方洪波，家族不留职务；福耀曹德旺以30年培养、10年共治，完成代际交接；方太茅理翔创“九年交班法”，在渐进放权中传递隐性知识。成功企业的共同特征高度一致：提前10年布局，规则先于人情，两权分离，退出有制度。
成败之间，分界线不在于接班人的个人禀赋，而在于制度安排的完备程度。正如有的企业家所言：“接班是接过一个位置，传承是立起一套规则。”
政协有为：在凝聚共识与建言资政中展现担当
面对此时代命题，政协组织的独特优势，恰恰可以弥补当前“继创者”培养工作中的若干短板。
其一，发挥凝聚共识优势，推动社会舆论从“标签化”走向“理性化”。长期以来，“富二代”等标签化称谓，让许多刻苦自律、锐意进取的年轻企业家背负沉重的心理包袱。政协组织汇聚各界代表人士，联系广泛、渠道畅通，完全可以通过委员宣讲、界别活动、政协讲堂等平台，讲好“继创者”推动产业升级、深耕科技创新的正面典型，引导社会各界以更加客观理性的视角看待这一群体，在全社会营造鼓励创新、包容失败、尊重传承的良好氛围。
其二，发挥智力密集优势，围绕制度堵点开展深度协商。民企代际传承涉及法律、金融、税收、教育等多个领域，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当前，境内信托在非上市股权装入方面仍存在确权与登记的制度堵点，“境外有规则、境内无通道”的反差严重制约了民营企业的制度化传承。政协应将这些重点难点纳入年度协商计划和调研课题，组织委员中的法律专家、金融学者、企业管理研究者等开展专题调研，形成高质量的提案和建议。近年来，多位全国政协委员围绕“完善家族信托登记制度”等议题提交提案，这类建言应持续跟踪推动，力争取得实质性突破。
其三，发挥民主监督优势，推动法律政策落地见效。民营经济促进法已明确鼓励支持民营经济组织完善代际传承机制。政协应围绕法律实施情况，特别是代际传承相关条款的落实进展，开展视察调研和民主监督，重点关注相关部门配套制度的出台进度、各地创新实践的推广情况，通过政协信息专报等渠道及时反映问题、提出建议，推动好政策真正惠及广大民营企业。
其四，发挥委员主体作用，搭建“继创者”成长赋能平台。各级政协组织中汇聚了一批成功完成代际传承、深谙企业经营之道的委员企业家。这是一笔宝贵的资源。政协应充分发挥这一优势，借鉴浙江“青蓝接力”工程等地方经验，创新开展“继创者论坛”“代际对话沙龙”等活动，邀请老一辈政协委员中的优秀企业家与年轻一代继创者深入交流、结对帮带，围绕企业治理、传承规划、风险防范等核心议题分享经验、碰撞智慧，实现企业家精神的代际接力。
民营企业代际传承，绝非一时一地之务，而是关乎中国经济长远未来的战略命题。何享健的放权之勇、曹德旺的布局之远、茅理翔的交班之智，无不印证一个朴素道理：一个人的优秀终究有限，唯有制度可以穿越代际、跨越周期。培养“继创者”，本质上是在为中国民营经济的长远未来培育制度基因。
制度立得住，企业才走得远；企业走得远，产业才留得住，就业才稳得住。面对第一代创业者集中退场的10年窗口期，凝聚各方智慧、推动制度破题，各级政协组织皆可有为。这不仅是对千万民营企业命运的关切，更是对中国经济行稳致远的一份责任担当。
（作者：李志起 北京市政协经济委员会副主任、北京市工商联副主席、振兴国际智库理事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