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政协委员支招治污:奥运大气治污手段应常态化

　　尽管昨天京城天气重现晴好，但此前连续的雾霾让人记忆深刻。直到昨晚7时，市区空气质量仍为中度污染。“需要对PM2.5的来源进行分析，不能一味限制机动车行驶。”“烧秸秆肯定会影响空气质量……”昨天，午新民委员、刘迎建委员关于空气质量的讨论很快引起各位委员的关注。有委员认为，在全国天然气紧缺的情况下，北京不能完全排除燃煤使用；也有委员表示，环保部门应与气象部门联动，实现资源共享，加快空气质量治理进程。

　　发言人：江亿 市政协委员 清华大学建筑节能研究中心主任

　　燃煤不能禁 减排更关键

　　核心观点：现在很多城市正在大力发展煤改气，但江亿委员认为这并不是最科学的做法。

　　江亿表示，我国的天然气资源非常缺乏，但是北京市现在用于民用的天然气消耗量却占据了全国天然气总量的10%，这是一个很大的比例。同时值得注意的是，北京之前已形成很好的城市集中供热格局，拥有四大燃煤热电厂，分别是高井电厂、国华电厂、高碑店电厂和石景山电厂，其中国华电厂2000年之后引进了德国的全套新设备，其环境保护做得非常好。在2008年奥运会期间，国华电厂曾作为烧煤环保的典型向国外媒体开放。“当时我们可以看到工作人员穿着白大褂，尽管煤进煤出，但整个厂区和周围的环境都非常好。但是现在要一狠心把所有燃煤电厂全部取消，改成使用天然气，这样的做法值得商榷。”

　　江亿解释说，中国的能源主要来源于煤，煤的热电联产环保技术已经发展得很成熟，最重要的是使用燃煤的“效率”很高，“燃煤在技术水平上大致上可实现一份电、两份热，但如果是天然气热点联产，如太阳宫热点厂，就要变成两份电、一份热。因此，要产生同样多的热，使用天然气的热电联产就是烧燃煤的热电联产投入量的四倍，往天空中排放的氮氧化物自然比烧煤多得多。”

　　江亿表示，氮氧化物在光的作用下可以生成PM2.5，因此，多排放氮氧化物对空气质量不利。他说：“评价大气环境质量的好坏，不是以少烧了多少煤为标志，而是以少往天上排多少污染物为标志的。”

　　江亿认为，北京的燃煤热电联产已形成很大规模，“我们拥有两亿平方米的供热面积，从东到西，三环以内非常好的供热管网，它应该与燃煤配套发挥作用。烟气处理也已处理得很好，接着在这条道上走就可以了，因此，不应完全放弃燃煤热电厂。”

　　江亿同时建议，北方城市应尽量平均分配天然气的使用，以此解决部分省市因缺乏天然气而烧燃煤，但燃煤排放治理却不力的做法，这样有利于实现区域治污的联防联控。

　　发言人：王迎春 市政协委员 北京市气象局副局长

　　区域防污染 应有效联动

　　核心观点：在谈到环境问题时，王迎春委员说，在城市化的发展进程中，城市的污染问题也随之产生。在谈到烧秸秆对空气治理的影响时，王迎春表示，烧秸秆对大气质量会产生严重影响，同时秸秆燃烧过程中细颗粒物会影响天气气候，也会加剧雾霾天气。

　　在北京，空气质量要想好，老天必须得帮忙。王迎春委员回忆说，十年前的北京，三四级风吹过空气就变得干干净净，可是现在三四级风已经远远满足不了成为“空气清新器”的作用，这就是城市化带来的影响。因此，王迎春委员表示，在空气质量治理方面，政府应该加大力气治理，生活、工作在首都的每一位市民都应该为治理北京的大气污染出分力，鼓励绿色出行。

　　王迎春委员建议，改善大气环境，需要相关部门的相互协作、形成联动。“对于气象部门来说，应该加强整体区域的联合监测，空气是流动的，北京的污染不仅是由于北京自身的排放，也受周边城市排放的影响，因此，区域内空气质量的预测、预警、预报，应实现有效联动、联防。”

　　此外，针对雾霾，相关部门的协作也十分重要。王迎春表示，现在基本上气象是气象，环保是环保，虽然两个部门有一些会商制度，但是协作力度依然不够。因此，她建议环保部门可与气象部门、医疗部门合作，通过政府的力量促进各委办局有效的协同、配合，其中包括监测信息的资源共享。

　　发言人：朱良 市政协委员 中国石油化工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化工研究院教授级高级工程师

　　征收排污费 超额代价高

　　核心观点：机动车排放物的污染物已经成为影响空气质量重要因素之一，因此是否征收机动车排污费也成为委员们关注的话题。朱良委员认为，排污费的作用是限制多用车的人，而不是在人人头上“切一刀”；不是为了政府增加财政收入，而是为了鼓励绿色出行。

　　他认为，在现有的政策模式和管理水平下，没有一个很好的办法识别究竟是哪位车主行驶车辆的时间比较长。因此，如果一定要征收排污费的话，如何设计一个合理的收费方式是个需要仔细考虑的问题。

　　朱良表示，在实现电子车牌之后，精确征收排污费是比较可行的做法。他解释说，电子车牌可让管理部门准确地知道这辆车什么时间在什么位置，相应地也就知道这位车主这一天走了哪些路线和走了多少里程，因此，在征收过程中也就会比较明确，“比如可以规定每一辆车每个月有权给北京添多少堵、排多少污。”

　　朱良表示，北京的交通容量、环境容量都已非常短缺，这种时候可以采用“发粮票”的做法，即每辆机动车有固定额度，如果每月的行驶里程超过“粮票”的范围，那么这位车主就要为多开车付出金钱代价。

　　发言人：郑章石 市政协委员 首钢总公司工会主席

　　治理常态化 务必下决心

　　郑章石委员建议，北京的空气质量治理不能“独善其身”，应该加强与周边省市的协调联动，在政府层面应该建立相应组织，确保治理力度，“该限电的要限电，该关停的一定要关停，即使牺牲了一部分经济发展。”

　　上周，北京遭遇持续六天的严重污染天，环保部门启动应急预案。对此，郑章石认为实施预案起到了应有的成效。但他同时表示，除了污染天的“严管”，平时的治理更加重要，“2008年奥运会时期我们治理得非常好，如果这样的治理手段成为常态化，那么将对空气质量的改善起到很关键的作用。”

　　在北京刚刚经历的严重大气污染过程中，北京周边省市的污染程度甚至超过北京，要治理空气质量，很有可能牺牲一些企业的利益，而排污相对较大的企业恰恰是周边经济相对落后地区的纳税大户。如果断然关停，是否会让当地经济受挫？郑章石表示，治理空气污染和短期经济发展、财政收入之间确实存在矛盾。“但当下空气污染已经到了不治不行，威胁公众健康的严峻阶段，政府必须下决心牺牲一些眼前的经济利益和GDP。”

　　不过，郑章石也建议，关停污染型企业，不能是简单粗暴的“一刀切”。“周边落后地区为北京的空气质量改善关停企业，北京作为首都，也应该主动输出优质技术、管理资源，帮助周边地区产业转型。目前，北京确实也已经开始这么做，很多大企业的投资已优先投向周边省市。”

　　来源：北京晨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