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精神文明助推实现中国式现代化

　　中国式现代化是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的现代化。推进物质文明的现代化发展，离不开激发精神文明的内生动力，我们要深刻准确理解《决定》内含的以精神文明助推中国式现代化的观点。

　　中国共产党人历来重视精神文明建设

　　中国共产党始终重视精神文明建设。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党通过办刊办报办学校等途径，启发人民群众觉悟。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中国共产党开展了一系列移风易俗、荡涤旧社会污泥浊水、树立社会主义道德风尚的运动。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邓小平明确了精神文明建设的社会主义性质、内涵和途径，党和国家做出“五讲四美三热爱”在内的一系列推进精神文明建设的举措。进入新时代，精神文明建设的内涵更加丰富、体系更加完善、意义更加突出。习近平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充分发展的社会主义。”党和国家出台多项政策文件，完善法律法规，为新时代精神文明建设提供遵循和保障。习近平进一步指出，“共同富裕是全体人民的富裕，是人民群众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都富裕”，首次提出了“精神生活共同富裕”论断，将人民精神文明的发展状况纳入共同富裕视野之下，极大丰富了新时代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内涵，在新时代精神文明建设中起到重要的指导作用。

　　新时代凸显精神文明在现代化建设中的作用

　　时代发展的步伐不曾停歇，精神文明在现代化建设中的重要作用得到进一步彰显。新时代重视精神文明建设，既要“不断满足人民群众多样化、多层次、多方面的精神文化需求”，也是关乎中国共产党执政基础、影响中国式现代化进程的关键因素。新时代越来越凸显精神文明建设在现代化建设中的作用。

　　首先，人民对文化产品及服务供给质量提出高标准要求。质量欠佳的文化产品及服务供给将成为阻滞人民精神文明水平提升的因素，影响着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目标的实现；其次，数字技术迅猛发展，深刻改变了人民的生活方式，既提供了更加开放广阔的视野，也带来了纷繁复杂、难辨真伪的信息，容易引起价值观混乱、意识形态风险等问题；再次，社会发展中产生的问题，不能仅依托经济发展解决，还要重视精神文明自身蕴含着特有的精神力量，在一定的条件下能够转化为物质力量；最后，中国在国际格局日益复杂多变中实现中国式现代化，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机遇与风险，国家文化软实力和中华文化影响力成为综合国力竞争中的重要因素。所有这些都要求我们在新时代高度重视精神文明建设，所以《决定》指出：“必须增强文化自信，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弘扬革命文化，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激发全民族文化创新创造活力。

　　中共二十届三中全会对精神文明助推中国式现代化的新部署

　　事关精神文明建设方面的内容，主要体现在《决定》的第十部分“文化体制机制改革”里，包括意识形态工作、理想信念教育、文化服务和文化产品供给、文化遗产保护传承工作、网络综合治理、国际传播等内容，对精神文明建设作出部署。

　　第一，完善意识形态工作责任制，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根本指导思想不动摇。《决定》坚持用马克思主义武装全党和全国人民，指出健全用党的创新理论武装全党、教育人民、指导实践工作体系。创新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实施哲学社会科学创新工程，构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由于我们正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舆情复杂多变，《决定》提出完善新闻发言人制度，完善舆论引导机制和舆情应对协同机制等。

　　第二，推动理想信念教育常态化制度化。核心价值观是一个民族赖以维系的精神纽带，《决定》提出完善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制度机制。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一个不珍惜民族英雄的民族是没有希望的民族。《决定》提出优化英模人物宣传学习机制，创新爱国主义教育和各类群众性主题活动组织机制，推动全社会崇尚英雄、缅怀先烈、争做先锋。为提高国民文明程度、道德水准，《决定》提出改进创新文明培育、文明实践、文明创建工作机制，实施文明乡风建设工程；构建中华传统美德传承体系，健全社会公德、职业道德、家庭美德、个人品德建设体制机制，健全诚信建设长效机制，教育引导全社会自觉遵守法律、遵循公序良俗，坚决反对拜金主义、享乐主义、极端个人主义和历史虚无主义。

　　第三，优化文化服务和文化产品供给机制，推动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提供优质文化服务和文化产品，必须吸纳借鉴古今中外文化精华，坚持守正创新。既要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发掘文化资源，实现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又要以开放的心态，重视与世界不同文明的交流借鉴。《决定》强调建立优质文化资源直达基层机制，健全社会力量参与公共文化服务机制；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完善文化经济政策，为文化产品的创作以及文化产业体系的健康发展提供体制机制支撑；建立文化遗产保护传承工作协调机构，建立文化遗产保护督察制度，构建中华文明标识体系等等。

　　第四，健全网络综合治理体系。网络空间作为人民共同的精神家园，治理难题频出，对意识形态安全乃至国家安全造成威胁。《决定》提出了健全网络综合治理体系的任务，涵盖了网络内容建设和管理职能的整合、一体化管理新闻宣传和网络舆论在内的网络管理体制改革、生成式人工智能发展和管理机制的完善，网络空间法治建设以及未成年人相关保护工作体系的健全完善等等。

　　第五，构建更有效力的国际传播体系。让世界文明百花园群芳竞艳，离不开国际传播效能的有效发挥。《决定》明确指出，既要推进重构国际传播格局、深化主流媒体国际传播机制改革创新，构建起多渠道、立体式的对外传播格局，建立起促进文明间交流、互鉴、包容的全球文明倡议践行机制，推动国际人文交流与合作，又要以中国话语和中国叙事体系的构建创造话语优势，为中华文明走出国门创造积极条件，以更有力的国际传播效能提升中华文化影响力，从而助推实现中国式现代化。

　　作者　王传利系北京市政协委员、清华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国家“万人计划”哲学社会科学领军人才，谢子琛系清华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