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长感悟】全国政协委员蔡国雄：我的成功源于别人眼中“没用”的东西

　　　从一个听不懂、认不出、写不了汉语，经常挨打的“差生”，到中国电力科学研究院副总工程师，蔡国雄的经历可谓令人诧异。“翻看”他年轻时的经历，我们发现他的成功并非完全是偶然，而是源自他在不利环境中“别有用心”。

　　1969年1月的某天，寒风呼啸，蔡国雄和很多北京知识青年一样，踏上了开往陕西延川的列车。那刻的他，并不知道自己今后的人生会发生怎样的变化。

　　插队的地方在延川聂家坪大队，因为父母皆为台胞的家庭背景，蔡国雄受到不少歧视，如不让他听文件传达。不过，村里的人很器重他，只因为他竟然会用那台没人看得懂的“新事物”———柴油机。此外，他还做过一件事，并因此在知青中小有名气，以至于现在还有人跟他提及。

　　陕北要打坝造田。有次坝是打起来了，可是突然来了暴雨，眼看着水就快要漫过大坝，村里人急坏了。“如果塌了，大家几个月的辛苦就白费了，而且还会损毁农田。”

　　这时有人提出用柴油机把水抽出来，可是那个笨重的家伙，哪是靠人力可以扛过来的。就在大家一筹莫展时，蔡国雄说道：“可以利用虹吸效应，把大坝里的水往低处引。”虹吸？那是什么？很多人听都没听过，觉得他就是在捣乱。好在村支书信任他，派了十几个人帮忙：大家先把几根四五米长的水管接起来，灌满水，在两边堵上塞子；然后，把水管架在坝上，先打开水中的塞子，再打开另一边那个，这样因为重力作用，蓄水坝里的水缓缓地从管道流下。

　　同为刚上初中的孩子，蔡国雄是怎么知道这些东西的？谈及原因，不得不说说他插队前的经历。

　　《马关条约》后，清政府被迫割让台湾，蔡国雄的父母都生在台湾，十几岁时他们由台湾到日本，之后相识、结婚、定居。1959年，一家人回到祖国大陆，那年他7岁。

　　刚上学的时候，蔡国雄戏谑自己就像个“聋哑人”，耳朵常常就是个摆设。有次老师让带手绢、水杯、水杯套、口罩，最后问道：“记住了吗？”他看到同学一边点头，一边齐声说着什么，因为不懂，他就学着大家的样子用力地点头。第二天，看到每人桌上都摆着的东西，他才意识到自己犯错了，果不其然被老师批评了。“其实，我也不知道老师在说什么，只看到他脸色不好，嘴一直在动。”

　　因为语言不通，蔡国雄并不被同学喜欢，还常常受欺负。有次被高年级同学欺负后，父母带他去学校找老师反映情况，教导主任利用课间操时间，让他在全校学生中寻找打自己的人。当时，他只会几句简单的普通话，本想表达“打我的时候他们戴着帽子，看不清”，结果却说成了“戴着帽子，看不清”。接着，他就看到大家都摘了帽子，自己被吓得愣在了那儿。

　　慢慢地，蔡国雄有了恐校症，一到上学时间就恶心想吐，后来演变成发烧，过了上学的时间症状自然就好了。没有办法，他只得更多地在家自学。那段孤独的日子，他做了很多别人觉得没用的事，如跟着邻居学做矿石收音机。

　　不过，正是这些委屈、孤独的日子在一定程度上帮助蔡国雄成长为一个不折不扣的“学霸”。1965年小升初考试，他各科满分，进入清华附中，学号65001。本以为好日子来了，可没想到不久后因为“文革”，他再次成了被攻击的对象。他被锁在宿舍门外，不让进门。晚上，学校门锁着出不去，他只能在教室里把两张桌子一拼，凑合着睡。白天，教室、宿舍都没法待，他就横穿整个清华大学，步行20多分钟，去到他当时的“天堂”——五道口的一家书店，那里的书可以随便翻看。

　　那时，人们都在忙着“闹革命”，看书被认为是“不务正业”，也因此书店人并不多。就是在这里，他看到了彩页的《东方红—75拖拉机构造》，了解了柴油机的大致结构，还自学了物理、化学、数学等各类知识。

　　正是凭借中小学那些“无用功”，蔡国雄在陕北的日子轻松了很多。因为懂技术，他被安排干苦累活的时候不多。他利用在五道口看的书和小学培养的动手能力，自制半导体收音机听广播，还跟着《外国民歌200首》自学手风琴、小提琴……

　　插队三年后，蔡国雄被调到云南昆明普坪村发电厂当学徒工。无论是干农活还是学技术，蔡国雄都没放下书本，他常常和一些下乡的同学比着做数理化习题。很多当地人不理解，觉得没用，干活好才成。后来恢复高考，他们无意间成了受益者，蔡国雄更是因此考上了昆明工学院(现昆明理工大学)机制专业。其实，以他的考试成绩，完全可以去一流的名校，可因家庭背景原因未能如愿。

　　大学毕业后，蔡国雄到云南省电力局中心试验所工作。让人意外的是，完全“门外汉”的他通过选拔考试，获得了在武汉水利电力学院高电压专业进修一年的机会。之后又参加了中日两国互派留学生考试，并以全国第二名的成绩获得奖学金赴日本名古屋大学深造。

　　一路走到现在，看似运气的成分多。其实无意间一些看似没用的学习，已经让蔡国雄比别人早走一步，提前为承接“机会”做好了准备。这也是在高电压的考试中，机制专业的蔡国雄竟然在一大堆专业出身的竞争者中脱颖而出的原因。原来大学期间，他曾主动要求帮父亲翻译一些高电压的日文资料。因为离开日本时太小，他只会听说日语却不会读写。为了完成与前途毫不相关的“翻译”，他开始利用日文版的《毛泽东语录》补习日语；至于看不懂的高电压知识，他就去翻家中的日语资料，这又再次锻炼了他的日语能力。这些都为他之后的进修、出国打下了基础。

　　在日本留学期间，蔡国雄还是没忘了学些“没用”的东西。因为日语好，他搞勤工俭学，常常有机会参与一些高端的会议和授课。在这个过程中他旁听、学习了很多大学课程及大企业的管理经验，并将其用于回国后的工作中。如蔡国雄把大量人事和财政的工作放权，以调动更多人的积极性；特别关注自己的语言表达、待人接物的礼仪等。“当翻译时，我旁听过日本的语言课，这是我国没有的。其实，说话是有技巧的，是需要学习的。”

　　蔡国雄讲了这样一个例子。一次他拿出自己的铅笔，放到桌上，问旁边人：“哎，我的铅笔呢？”对方回答：“不是在这吗？”“这句话给人的感觉是‘笨，这你都看不见’。我们回答别人时尽量不要用反问句，而要用陈述句，你的铅笔在这儿呢。”蔡国雄告诉记者，在他处理工作时，这些语言细节，尤为重要，尤其是面对两岸关系这样敏感的话题。

　　此外，蔡国雄还格外注意照顾他人的感受，这同样与他在日本勤工俭学时“意外”学习到的知识有关。2015年北京市两会期间，他有次出席政协小组讨论会议，听取委员发言。由于进度不一，其他小组已进行完毕，他所在的组仍未结束。原来，他总是认真地记下与会者的发言，有人讲完，他就招呼大家继续：“还有委员要发言的吗？”

　　如今，工作繁忙的他还是不忘学些专业之外的东西，办公室的书架上更是摆满了各式各样的书，有心理学的，有新闻采访的，有经济的，有历史的，还有小说……

　　(蔡国雄系北京市政协副主席，台盟中央常委、台盟北京市委主委，中国电力科学研究院副总工程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