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理性看待央企的进步和不足 专访全国政协常委、民建北京市委主委王永庆

　　本刊关注:近一段时间,关于央企真相的各种讨论十分热烈,如果理性判断是建立在真实客观的基础上,那么仁者见仁、智者见智本无可厚非,如果因为不了解央企情况而产生误读,譬如央企赚钱靠垄断、国企私有化才能救中国之类,对于凝聚改革共识寻求正确道路无疑十分不利。

　　4月28日,本报记者采访了全国政协常委、民建北京市委主委王永庆,作为与台湾经营之神同名同姓的王永庆是会计专业人士,早年在财政部、审计署工作时都是时年不多见的科班硕士,多年负责国有大型企业的审计和监督工作,让他不仅了解央企的实际运作,同时站在党派议政的角度,对社会关注的央企热点问题都有自己的见解和思考。

　　怎么看央企垄断:垄断不可怕,管不住垄断才可怕

　　有些行业如金融业不仅民企进不去,国企照样也进不去,这不是国企与民企之争,是现有的既得利益者和排除在外的利益相关者之争。

　　一谈央企,少不得谈垄断问题。极其认真的王永庆为此专门进行了梳理,“目前央企共有118家,涉及垄断的有24家,分别是十大军工、3家石油、3家民航、1家航油、2家电网、3家电信、1家盐业、1家医药;涉及垄断的行业7个,分别是军工、石油、电信、民航、电网、盐业、医药,而国民经济共有20个行业95大类;整体分析下来,央企并不像大家讲的那样所有都是垄断。”

　　对于许多人避之唯恐不及的垄断问题,王永庆态度十分鲜明,“该垄断的一定要垄断,如果人为切分,只会增加社会成本,垄断并不可怕,管不住垄断才是可怕的。”在王永庆看来,管住垄断就是要针对垄断的不同形式出台不同对策,譬如关系国防安全和国民经济安全的行政垄断,要视发展条件逐步放开,不宜过快;对于资源型的自然垄断,需要进一步加强管理和控制;对于经济型的自然垄断,则需要逐步放开竞争,“不能一味反垄断,垄断是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必然产物,国内外均是同理,关键是要强化监管的手段和能力。”

　　社会上许多人一再诟病“两桶油”,认为正是他们的垄断才导致高油价。王永庆有不同看法,“对于资源型的自然垄断我们有正反两方面的教训,反面典型是煤炭行业,1998年国家政策放开之后,个体户都能办采矿证,虽然产量上去了,但管理下来了,小煤窑对资源的浪费程度和安全事故频发,以及至今难以解决的煤电价格倒挂,都对国民经济带来了难以估量的负面影响。正面的案例是石油行业,至少在资源管理上是好的,而且石油在开采领域有垄断,但在油气销售上是放开的,民营、外资加油站并不鲜见。不仅我们国家应该对资源进行垄断,美国等西方发达国家同样对资源高度垄断,我国中海油并购美国优尼科不获通过就是例证之一。”

　　打破央企垄断成为当前社会焦点,王永庆认为在实际操作上有一定难度,不管是遭遇“玻璃门”还是“弹簧门”,最主要的问题在于民企没有那么强大,还不能与国企分庭抗礼。目前国家政策并没有限制民企进入,不管是银行贷款还是国企产权多元化,都在鼓励民企发展,但民企的资金积累少,老板普遍心态浮躁,总想捞一把就走,就算国企退出,接盘的也未必是民企。有些行业如民航业国家是放开的,但民企进去后几个经济波动就受不了,国退民进或国进民退都是市场行为。有些行业如金融业不仅民企进不去,国企照样也进不去,这不是国企与民企之争,是现有的既得利益者和排除在外的利益相关者之争。王永庆提出,垄断必然会造成供不应求,放开必然会提高监管难度,打破垄断则要求一方面放开竞争,一方面管住质量,老想着管不住就不放心,不放心就不放开,这肯定不行。同时,民企与国企都有各自的制度优势,劳动密集型的行业民企更具竞争力,这些市场国企不如让渡出来,让民企去充分发挥,国企应该把有限的资源投入到更具比较优势的领域,如航空业、电信业等资本密集型行业,形成规模经济,让全体国民共同受益。

　　怎么看国资监管:官员都想去国企任职,这是怪现象

　　很多省部级领导愿意到央企去当老总,为什么?这说明央企的薪酬体系还有不合理的地方,关键在于干部配置与薪酬体系不配套。

　　“自2003年国资委成立以来,我国初步建立了一套具有中国特色的国资监管体系,相继出台主要的16项法律法规,解决了国企管理无法可依或有法不依的状况,卓有成效地开展了11个方面的工作,包括清产核资、产权转让、发展战略和规划、干部管理、规范董事会、资本收益、上市重组等,一举扭转了国企改革的被动局面。”谈起国资监管工作王永庆如数家珍。不过,许多人不知道的是,国资委成立之初国务院赋予的“管人、管事、管资产”的管理权限并没有真正到位,名义上国资委监管118家央企,实际上54家央企的主要负责人并不由国资委决定,人权与事权不统一,管理起来有诸多不便,国资委推行的政策在执行上也会出现不少困难。

　　对于容易刺激公众神经的央企领导人收入问题,王永庆有自己的解读,“央企老总的收入平均水平60万左右,基本底薪20多万,其余都是效益工资,横向与民企和外资相比并不算高。现在有一个奇怪的现象,很多省部级领导愿意到央企去当老总,为什么?这说明央企的薪酬体系还有不合理的地方,关键在于干部配置与薪酬体系不配套。如果是市场化选才,谁有本事谁拿高薪,公众就会服气,如果是上级调配为主,可能当前的薪酬水平有点高,建议可以适当降薪,愿意干国企的人肯定不会少。”王永庆还表示,“国企的财务管理十分规范,每一分钱支出都要在账上体现,国企很少出现行贿、逃税等负面新闻,没有人会为了公家的利益拿自己的声誉冒险。”

　　作为国务院的特设机构,国资委代行出资人职能,终结了“九龙治水”的局面,随着全球经济一体化,王永庆认为,国资委仅仅满足于出资人的定位恐怕不够,因为国资委代表国家利益,不管是引导央企转变经济增长方式,还是国有资本的结构调整与经济布局,着眼点都是从国家战略出发。作为中观层面的操盘者,国资委要在国家大政方针确定的前提下,让央企的发展不能只追逐企业利益,还要符合国家利益和社会利益,最终有助于国家竞争力的整体提高。此外,既然是国务院特设机构,国资委应该与其它部委不同,具体体现在权力与责任相结合,假设央企经营出问题,固然央企领导人要负主要责任,但作为管理机构也应有所问责,承担责任必然要与利益挂钩,在责任层层分解量化到每一个员工的同时,完成任务指标也要享有相应奖励,如此一来,才能提高效率、管好企业。

　　怎么看国企进步:不仅能赚钱,更能承担社会责任

　　国企没有责任做慈善,国企做慈善等于老总拿着全民的钱为自己买单,除非国企老总和员工自己出钱做慈善,这才真正体现爱心。

　　国企这些年的进步不言而喻,王永庆深有体会,“1998年,我国国企的亏损面达70-80%,利润也很少,经过深化改革国企适应了竞争环境,原来开除一个人是天大的事,现在变得很容易,短短15年时间国企出现群体性崛起,利润总额由2002年的2636亿元增长至2011年的14989亿元。”

　　国企的进步不仅体现在利润总额,还体现在承担社会责任的能力上。王永庆算账后发现,2011年国企已交税费29670.9亿元,同比增长21.6%,其中中央企业累计已交税费22168.8亿元,同比增长21.3%,当年全国税收收入完成95729亿元,国企占比31%,“国企承担的税收很高,其它所有制企业没有那么多,现在社会舆论氛围对国企不太公平。”

　　能力越大,责任越大,国企承担社会责任还体现在方方面面,如稳定经济、抢险救灾、资源环境保护、海外援建等。因为工作关系,王永庆了解许多央企默默作出的贡献,如汶川地震时,中央企业提供物资包括煤炭都是无偿往里运,完全不计成本;如国家规定煤炭回采率不得低于一定比例,但小煤窑不予遵守只有15%左右,国有大型煤矿则完全执行达到50%-60%;如海外援建的承担主体都是国有企业,所在国政局动荡、货币管制以及对方往往改变预算的情况下,基本都是赔本买卖;“最典型的是煤电价格倒挂,五大发电集团的火电环节全部亏损,亏损成本由企业自行消化,如果是民企早就不干了,国企为稳定经济亏本也得干。”

　　谈及国企做慈善的话题,王永庆认为这在理论上经不住推敲,“国企没有责任做慈善,国企做慈善等于老总拿着全民的钱为自己买单,除非国企老总和员工自己出钱做慈善,这才真正体现爱心。”对于国有资本收益的问题,王永庆认为一个不容忽视的情况是,许多国企的历史包袱还很重,包括厂办大集体员工的安置脱钩迄今没有解决,他所熟悉的一个东北老国企,每年净利润10亿元左右,如果彻底解决企业办社会的负担需要40亿元,时间拖得越久,付出成本越高,“国有资本收益预算就是抽肥补瘦,不能报喜不报忧,此前国家政策遗留下来的问题要向社会公布下决心解决,不能让国企职工承担。”

　　怎么看国企不足:搞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就要研究国企问题

　　我们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前面冠了社会主义四个字,这是与西方市场经济的最大区别,如果提倡国企私有化,国有经济不能发挥主导作用,何谈社会主义?

　　2008年美国的次贷危机和2011年日本的核电泄漏都让私人资本的弊端显露无遗,国有企业乃至国有经济在特殊时期的关键作用再次为人们所认识。不同于西方经济理论的是,中国国企的存在不仅是纠正市场失灵的工具,也是国民经济的重要支柱和共产党执政的重要基础,“我们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前面冠了社会主义四个字,这是与西方市场经济的最大区别,如果提倡国企私有化,国有经济不能发挥主导作用,何谈社会主义?”基于对国情的深刻了解,王永庆看问题往往一针见血。

　　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前人没有走过的道路,中国已经取得了让世界惊叹的成就,坚持中国特色国有企业发展道路自然成为题中之义,在这条充满希望的大路上,仍有许多值得探索和破解的难题。王永庆告诉记者,规范董事会建设被誉为国资委的生命线,目前框架已经搭建,实际运作中还存在不少问题。譬如董事会应该外部董事占多数,国外的外部董事多是社会名流,声誉比薪金更重要,所以能够尽心尽责,国内的外部董事多是退任的央企领导人,主要靠党性起作用,需要建立制度来保障央企外部董事切实履职。此外,按照公司法人治理结构的教义实行董事会领导下的总经理负责制,董事会之所以能够领导经理层,一是拥有任免权,二是与产权有天然联系,目前央企的董事会并不具备上述功能,不容易确保决策的效率和管理扁平化。

　　王永庆还谈到,中国已经是当之无愧的制造业大国,从中国制造转向中国创造这道坎迟迟迈不过去,关键在于作为科技创新主力军的企业缺少相应的制度安排。“尽管我们有许多高精尖的发明创造,但国民经济不是靠高精尖做支撑,我们每天使用的汽车、手机有多少具有自主知识产权?国企考核最重要的指标是利润,所有科研投入都是利润的减项,除非成功那天是加项,但成功需要时间累积,可能十年二十年一个产品才成型,我们不但不允许失败,还不鼓励投入,加之国企领导人的任期制,大家都忙于眼前利益很难考虑长远发展。”

　　王永庆表示,中国的成功从来都不是照抄照搬西方经验,既然搞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就要研究国企,尤其要加强国企理论的研究,科学的理论不仅能解释国企的生动实践,还能引领国企的未来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