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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岁的记忆

时间:2016-12-16

  这里所写的事,有的也可能发生在我四岁的时候,因为记不准,就都归入五岁吧。按公元来说是1937年。

  我的父亲是在北平朝阳大学学法律的,毕业后回老家山东工作,先是在峄县当“承审”,大概是审判员之类的职务,后来调到高苑县当看守所所长。父亲是带着家眷的,包括我的母亲、哥哥和妹妹,还有我。我四五岁时就生活在高苑。

  一

  父亲是抽纸烟的。那时的纸烟一盒只装10支,比较流行的牌子是哈德门。烟盒里都装有一张彩色画片儿,上面印的是动物,如老虎、狮子、长颈鹿、犀牛等等,但每一张只印一种动物全身的三分之一,或是头,或是身子,或是尾部,要对齐了三张才能凑成一个完整的某种动物。我玩这个有瘾,拼接动物心急,而父亲抽烟、买烟的速度哪能赶得上我的需要,除了拿上重复的画片和小伙伴们交换以外,就得靠自己去捡了。

  县政府西墙墙角是倒垃圾的地方。垃圾堆虽然发出一股霉味,苍蝇乱飞,却常有空纸烟盒混杂在内,有些里面画片犹在,我就隔三见五地去那里淘宝,常有令人惊喜的收获。

  每当对齐了一个动物,我就把它贴在墙上。那是我唯一觉得好玩的东西。我们小的时候,父母是不曾给谁买过玩具的。我们也都没有上过幼儿园,大概高苑县根本就没有。我每天都是自己在家附近溜达着玩,大人也没有担心过我的安全。

  二

  高苑的县大队不足百人,肯定不是正规的军队,而是地方武装,也没见过他们进行什么训练。他们每天早晨出操的时候,唱的是国民革命军的歌曲,因为听了不知多少遍,记熟了,加上母亲的解释,我至今还会唱那首歌,歌词是“黑夜过去天破晓,朝日上升人起早。努力奋斗,精神荣耀,革命快成功了!”

  平时没事的时候,士兵们见到我,就逗着我给他们唱京戏。我那时最拿手的是一段《珠帘寨》的流水板,他们百听不厌。不用伴奏,我张口就来:“甲子年,开科选,山东来了一生员。家住曹州并曹县,姓黄名巢字子迁。三篇文章做得好,试官点他为状元。夸官三人游宫院,宫娥彩女笑连天。唐王爷见他的容貌丑,斩了试官贬状元。斩了试官不要紧,贬了状元起祸端。祥梅寺,贼造反,立逼天子幸驾走西川。学生到此无别干,一来是搬兵二来问安。”也许由于我是童声唱老生,小孩儿唱老头儿,他们特别赞许。每次都给我大声喊好。

  我的父母对我给士兵们唱戏是支持的,高兴的。一直到我上了中学,父亲还经常叫我“清唱一段”作为对来访客人的款待。谁不希望自己的孩子受人喜欢、被人夸奖呢?

  三

  不知是从哪里来了个唱京剧的戏班子,在县城的空旷处搭了个戏台,前面摆了一排桌子和板凳,坐的是县政府的官儿和当地有名望的、有钱的人。我父亲也在其中,而且把我这个小戏迷也带在身边。其他观众都是站着、拥挤着、游动着看戏的。

  开演之前或者演出中间,戏班的班主要拿着戏折子来请坐着的人“点戏”。那种折子也是商铺、记账人、大家庭常用的,可以看作是折叠式记事本。大小和现在的小手机差不多。外面是硬壳布面两头通的套子,里面装的是折叠着的白色厚纸,抽出来,一展开,可以竖写若干行的字。戏班用的折子上写的全是他们会唱的剧目,大多是整出戏的选场,所以也叫“折子戏”,供点戏的人在上面寻找爱看的戏名,点到哪一出他们就唱哪一出。当然,谁点戏谁就得给赏钱,人家尊重了你,给了你点戏的特权,你能好意思不出钱吗?这也是戏班保证收入、维持生活的一种惯用方法。一方得了面子,一方得了实惠,可谓双赢。

  当班主请我父亲点戏的时候,父亲不点,叫我点,我毫不犹豫地说:“珠帘寨。”因为我知道父亲也喜欢唱其中的一段。站在后面的观众虽然不能选择自己喜欢的戏码,但是不必掏一文钱,没有买票或者被摊派这一说;而且可以自由地来去,没有迟到或者早退那一说。点戏要给多少钱我不知道,反正不会少,少了是拿不出手的。

  当时的流通货币主要是银元,中华民国三年铸造的,一块是壹圆,正面有袁世凯的侧面头像,俗称“袁大头”,又叫“现大洋”。零钱是铜元,俗称“大子儿”。以角为单位的纸币也有,叫“毛票”。父亲的月薪大概是50块银元,养家用不完,还寄给爷爷去买房买地,结果把我爷爷“买”成了个“地主”成分,那是1945年家乡搞“土改”时候的事了。

  四

  有一天,我独自在外边玩耍,走到县政府影壁墙外,忽然看到了一个巨大而可怕的怪物,它通身漆黑,趴在那里,瞪着两只明亮的大眼睛。我吓坏了,从没有见过这种动物,纸烟盒里的画片上也没有。我怎么也不敢从它的前面走过,觉得它会猛地扑住我,把我咬死。我战战兢兢地绕到它的屁股后头,逃回家去。

  回家后,我向母亲报告了我的历险记,母亲告诉我那叫汽车,是博兴县长坐着来看望高苑县长的。博兴是高苑的东邻,两个县的县长大概是朋友。为什么他有汽车,高苑县长没有汽车呢?可能博兴是大县,高苑是小县吧。博兴县长不把汽车停在政府门口,而停在靠近大街的影壁墙外,许是要让更多的人看到,特意显示大县的气派。

  我是见过高苑县长的,瘦高个儿。父亲只说过他也是大学毕业的,名叫李子甲。对于博兴县长则从未说过半个字。那时候,县长就是全县最大的官了。父亲对于县长不是“敬而远之”而是“不敬”且“远之”的。说到这里,我要补充一句:我在两三岁时就记得两个场景,一是我家内室挂着白布门帘,二是父亲手扶着桌子骂人。我说给母亲,她证实是对的,我家在峄县时挂的确实是白布门帘;父亲骂人是喝醉酒以后大骂峄县的县长。我想这大概正是他从峄县调任高苑的原因。

  父亲一辈子没有参加过任何党派,也不曾搞过拉帮结派的事。《论语》中说,子曰:“君子矜而不争,群而不党。” 意思是:君子庄重而不与别人争执,合群而不结党营私。“不与别人争执”父亲远没有做到,“不结党营私”父亲是绝对做到了的。

  五

  那时的山东省政府主席是大名鼎鼎的韩复榘。我五岁时在高苑见过他。

  高苑县的政府官员知道了韩主席要来视察,都非常紧张。他们要写好简短的述职报告,当面念给韩复榘听。父亲还找人突击把看守所犯人住室内的栅栏式隔墙用报纸裱糊起来。我不知道他为什么要这样做,是不是那些木栏破旧了,太脏了,来不及更换?

  韩复榘到来之后,不是在办公室召开会议,而是在县政府门前的操场上放了一把椅子,往那里一坐,让县上的各级官员一个接一个地到面前来站着汇报工作,接受询问。群众可以在场观听。我也站在旁边,看到父亲也和别的官员一样,腋下夹着文件夹,跑步到他面前,立正报告。之后,韩复榘走到看守所进行巡视,还一把撕开了囚禁室隔墙上新糊的报纸,看了看,没说话。可能让父亲出了一身冷汗。

  我对韩复榘的印象只有三点:个子不太高但很健壮,脸有点黑,表情非常严肃。韩复榘与许多复杂的历史人物一样,对他的评价多年来一直褒贬不一,这应当属于正常现象。但是我发现贬他的一方虚构的东西太多,譬如,他本是河北霸县人,因为在山东当了七年多省主席,就把他说成是山东人了,侯宝林在他的相声《关公战秦琼》中让韩复榘的叔老子都说一口标准山东话。又譬如,他是读过一些孔孟及理学著作的,能诗能文,而且写得一手好字,当年冯玉祥将军把他看上了,留在身边当书生,而贬他的人却把他说成是大字不识几个的大老粗,编造了许多说明他没有文化没有知识的笑话。再譬如说他不抗日,不战而逃,把山东丢给了日本人,这也不完全符合事实。他坚决反对日本人搞的“华北自治”,断然拒绝日本人让他去当汉奸“首脑”的诱惑,日军进攻山东时,他也曾奋起抵抗,进行了夜袭桑园车站、血战德州、坚守临邑、济阳遭遇战、徒骇河之战、济南战役、夜袭大汶口、配合台儿庄的外围战等比较大的战役或战斗,甚至给他夫人写了类似绝命书的信。他重创了日军,自己的部队也遭到惨重损失。当时南京都已经失守,蒋介石又调走了他的炮兵,山东的失守当有多种原因。当蒋介石在开封军事会议上责备他要对放弃济南、泰安负责的时候,他当面反击说:“南京丢失是谁负的责任呢?”韩复榘被判犯了“不遵命令,擅自撤退”之罪,于1938年1月在武昌被执行枪决。看来他确有傲上抗命、保存实力等问题,但蒋介石杀他不无剪除异己之嫌。

  韩复榘在山东主政期间也做过好事,他在实施四项施政计划,即澄清吏治、根本清乡、严禁毒品、普及教育中是有成效的。而彻底否定韩复榘的人则写下了一套四册的《韩复榘祸鲁秘史》。

  父亲对我讲过一个关于韩复榘的故事:泰安县有个女子从十几岁守寡,守到了80岁,县里联名为她写了守节报告材料,用轿子把她抬到省政府,呈请韩复榘主席批钱给她立个贞节牌坊。韩复榘只在上面批了两个字,就把报告和烈女退回去了,那两个字是:傻瓜。

  六

  母亲有个很大的洗衣盆,盛上水放在院子里,让夏天的阳光晒热。有一天,大地剧烈地摇晃起来,盆里的水泼了出去。挂在门后的一杆秤的秤砣也像钟摆一样摆动着。母亲说是“地动了”。老人们说:地是方的,起先靠三条大鱼在底下驮着,姜太公钓走了一条,王祥冰走了一条,只剩下一条了。他三十年眨一下眼,六十年翻一下身,翻身就地动了。这种传说竟然把姜太公钓鱼和二十四孝中的王祥冰鱼与地震编织在一起,也是有些想象力的。

  这就是华北大地震。被认为是老天爷对日本制造卢沟桥事变表示愤怒。后来知道那次地震是1937年8月1日,震中位于山东菏泽,震级7级,共死亡三千余人,伤一万余人,毁掉房屋三十余万间。高苑的震感只是它的波及,也是我平生第一次体会地震的威力。

  在高苑,我第一次看到电影。一天晚上,在县政府影壁墙的内面挂起了一块很大很大的白布,场子里站满了人,忽然白布上出现了黄河大堤,大堤上站着一个人,他的长袍大襟被风吹得飘起来。啊,和相片不同,它竟然会动!全场爆发了既新奇又兴奋的欢声笑语。那是一部无声电影,不长的纪录片。银幕上还出现了低空盘旋的日本飞机,大概是侦察机,没有投弹。引起大家意外、茫然、惊恐、愤慨的各种声情。

  日本侵略军逐日南侵,高苑无防线,县政府解散了。县长李子甲骑着自行车独自出逃。后来听父亲说,不知是为了报仇还是劫财,李县长被当地人截杀在路上。当时父亲把看守所的人员和全体在押人犯召集起来,作了一次最后的讲话,大意是:国难当头,日本鬼子就要打来了,大家已经听到了大炮声。你们各自回家吧,一切都既往不咎了。希望以后不要做对不起国家和老百姓的事情。对此,他们都深感意外,千恩万谢地散去了。没有谁趁机对我父亲非礼或者报复,足可证明他待人宽厚、为官清廉。

  父亲雇了一辆独轮手推车,一边坐着我缠过脚、怀着孕的母亲,一边坐着我三岁的妹妹,基本保持着车子的平衡,父亲在前边拉着袢带,我在后面跟着,从高苑向老家济阳走去。途中并不平静,遇到过土匪刘黑七儿的队伍,遇到过日本鬼子的骑兵,黑烟翻滚,难民络绎……

  就此打住吧。以后的事,我已写进了总题为《故乡系列》的文章。(作者系中国作协名誉全委:崔晨 责任编辑:崔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