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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阿乙《情史失踪者》

时间:2016-12-16

  对于关注当代原创文学的读者来说,阿乙的名字应该不陌生。最近,即将由译林出版社推出的阿乙短篇小说集《情史失踪者》,使我们可以更深入地去了解这样一位艰苦写作者的心灵世界。

  就我仅有的视野和阅读经验而言,我发现阿乙和卡夫卡在精神气质上有着某种相似性,就像这本书的封面如同阿乙那久经精神创伤的高贵心灵。都说他以26岁的高龄开始阅读与写作,这位曾经的江西小警察的经历几次让我觉得自己的写作梦似乎还有实现的希望。但我清楚,自己并不是一个能够承受孤独与艰苦的人,也缺少勇气与天资。所以通常面对这样由世俗底层冉冉升起、锐气非凡的艺术家时,我的心绪多数情况下是复杂的。这点与《作家的敌人》中陈白驹的心态很像,他那对于年轻人于无声处迸发的才华所表现出的惊惧与嫉妒,对于自我的深刻责问与忏悔,我深有体会。

  阿乙是一个艰苦写作的人,仿佛正是如此才使其人其文带有了一些神性的色彩,就像卡夫卡之于现代文学,也就如《作家的敌人》中的那个年轻人。神性多是通过受难而彰显,总有人在为写作、为艺术而献身。曾经的江西小警察在轮换的牌桌上似乎一眼望尽了自己荒唐无望的一生,而那个保险公司的小职员在每个深邃的夜晚选择用文字来抵抗日常。他们的气息都弥散着一种阴郁的色彩。我想,《作家的敌人》中年轻人不惜健康追逐艺术理想的写作姿态一定源自阿乙苦心经营的写作实践。小说中提到一名文学献身者的食谱:早餐是法式软面包四枚80克、即冲咖啡一杯150毫升;中餐是法式软面包两枚40克;晚餐是法式软面包三枚60克、纯牛奶一盒250毫升。我觉得阿乙一定是感同身受的。有意思的是,小说最后年轻人像死狗一样扑在地上的时候,徐萍将年轻人抱入怀中,“她心疼地叫唤:崽呀,崽呀,我崽呀。她就这样大颗大颗地出眼泪,悲惨地呼唤,试图唤回飞逝而去的伟大流星,让开始凋零的昙花复还。”这一场景像极了耶稣受难后的景象。受难者有时候是迷人的。

  《作家的敌人》中年轻人的第一句话使陈白驹想到了加缪《局外人》的开头:“今天,妈妈死了。也许是在昨天,我搞不清楚。”同样开头我们可以找到很多。比如卡夫卡《变形记》开头“一天早晨,格里高尔·萨姆沙从不安的睡梦中醒来,发现自己躺在床上变成了一只巨大的甲虫。”比如阿乙《虎狼》的开头“我像一名隐形人出现在研测所门前。”阿乙《永生之城》的开头“李伟被捕的那一天,清晨五点半就起了床,去送别妻子乘坐的高铁。”阿乙《情史失踪者》的开头“我从梦中完全醒了过来。”这与阿乙艺术生命的神性好像有些关系,这些平淡无奇的陈述词句,在开篇却像“1”一样制定了万物的规则,掷地有声。

  回到阿乙这本小说集的题材上,各种日常生活成为阿乙写作或表达的素材。阿乙的小说贴近日常,某些文字甚至直接采取了实录的姿态,比如《永生之城》中“2010年6月24日,湖北省铁路办以鄂铁办函﹝2010﹞69号函发文,确定将汉宜高铁原‘仙桃站’更名为‘天门南站’,在仙桃再增设一个客运站点:仙桃西站。”但是阿乙这儿的日常却被赋予了独特的表达方式和深层意蕴。《肥鸭》中,张婆与瑞娟婆孙之间的矛盾纠葛被阿乙描摹得有棱有角,小说的人物莫名其妙,因为丁点儿的鸡毛蒜皮就没完没了,日常有时就是这么荒诞。阿乙的艺术世界可能是阴暗的,充满了种种极端力量,他对于不好的事情有着特殊的敏感。《肥鸭》篇末,瑞娟死了之后,环卫工人李诗丽发现了其尸体,然而在这一小细节中阿乙也不忘补充道,李诗丽在纠结于要不要捋下死者手上的戒指。《虫蛀的外乡人》中,叙述人将老贼所受的种种酷刑一一道来,不慌不忙,甚至令人毛骨悚然。《作家的敌人》更将文艺圈讳莫如深的某些规矩血淋淋地展现出来。回头想想,阿乙早年昏暗的基层警员生活一定对他的创作产生了无法估量的影响。

  此外,小说中还有一些非常有趣的设计。比如《虎狼》一文中,作者用简笔画勾勒出所要描述的“鱼先生”,用删除线来形象化说明主人公逻辑思维的过程,提及市场的时候,又用了整整一页的篇幅来堆叠商品名目,十分有意思。再如“张婆就会走里闩好门”(《肥鸭》)、“你真是枉我从细带到大……”(《肥鸭》)等等乡俗俚语的运用,使文字读来生意盎然。

  当然,读阿乙的小说还得回到其笔下的精神世界,甚至是关注其人的精神世界,这是核心的。当下,我们确实需要这样的文字。(作者单位: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 责任编辑:刘墨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