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顾“86工程”——翡翠四大国宝诞生记

　　国宝工程缘起

　　“86工程”的缘起要追溯到1949年，彼时国民党在内战中节节败退，在准备撤离上海的时候，或是因为无法带走过多的珍贵物资，有人在上海港口丢弃了四块翡翠巨料，重达803公斤，后来被藏匿在一家外国银行的地下金库里。一位搬运过这些翡翠原料的工人担忧国宝外流，匿名向解放后的上海政府写信报告，时任上海市长的陈毅下令彻查，后将翡翠安置在上海的一处军用仓库中。1955年，上海市政府向国务院报告此事。周恩来总理对此极为重视，下令将翡翠从上海运到北京，由国家物资储备局妥善保存。

　　据研究考证，这些翡翠原为一整块巨料，当年被献给慈禧用以祝寿，后来自颐和园流出。四块翡翠合起来只是原料的三分之二块，另有三分之一做了别的用途，经杨伯达、王树森等专家鉴定，应为颐和园翡翠插屏《仁和万寿》。四块翡翠中最大的一块上有四个繁体汉字：“卅二萬種”，其名缘由已无法考证。

　　在这些翡翠巨料尘封近三十年之后，曾听过“卅二萬種”传说的北京玉雕艺人王树森，在1980年4月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的小组座谈会中呼吁“寻宝”。会后《北京晚报》记者采访了王树森，并发表了一篇名为《宝玉何在》的文章，引起各方关注。

　　1982年，国家计划委员会向国务院提交《关于对国库现存翡翠处理意见的报告》，提议将翡翠雕刻成新国宝，时任国务院副总理万里予以批准。为了对翡翠原料有一个正确的分析和认知，物资储备局组成一支14人的国库翡翠鉴定小组，经鉴定：“四块原料产于缅甸，主要成分钠铝硅酸盐，硬度为莫氏6.5度至7度。原料块大、绿多、地子灵、水头足，属于稀世难得之材，时价共1500万人民币。”

　　1982年7月17日，国家计划委员会向轻工业部下发文件，将国家物资储备局保存的四块翡翠，移交给轻工业部，由其组织设计和制作大型工艺美术品。之后，经轻工业部研究，决定将该任务交由北京市工艺美术品总公司（现北京工美集团）下属的北京市玉器总厂负责，并要求在“题材内容、表现形式、风格特色、艺术效果等方面，都要在继承发扬中国玉雕优良传统技艺的基础上，吸取其他艺术的长处，尽量使其在表现形式和艺术效果方面达到高度的完美和统一，使产品真正成为代表我国卓越的玉雕艺术水平、具有时代精神风貌的工艺美术珍品。”因这项工程被要求在1983年9月投产，1986年9月完工，遂定名为“86工程”，也称国宝工程，成为至今新中国玉雕史上唯一一项国家工程。

　　匠人匠心 因材施艺

　　在北京市工艺美术品总公司的领导下，北京市玉器总厂迅速展开创作设计，在掌握了玉料的基本情况后，定下了设计用料原则：“因原料的特点是块大、质地较好、‘绿’散而多，因此设计时需扬长避短，要亮‘绿’、保‘绿’，不能破坏材料原有的美感，提倡科学用料，突出原料的量感和质地。”当时的北玉厂可谓人才济济，参与设计的有王树森、高祥、蔚长海、张志平、郭石林等32名玉雕艺人，第一轮设计共出具了整整40套设计方案，绘制了79张图纸。其中既有四块料合用，也有四块料分用的设计方案，包括器皿类19个、建筑类5个、山子类8个、堆砌山形3个、插屏3个、花卉1个，涵盖了佛教塑像、文学故事、自然景观、人文建筑、四大发明等多种题材。方案提交之后，组织多方专家、学者和艺术家对设计方案进行评议，包括当时的美协副主席、雕塑家刘开渠，故宫博物院副院长、玉器专家杨伯达，国家文物局专家王世襄，文物专家、历史学家朱家溍，陶艺家祝大年，画家李苦禅、李可染、黄胄，等等。大咖云集，为国宝翡翠的设计群策群力。如刘开渠曾表示：“作品不要脱离传统，又不要仿古人，要有今天的味道，造型的本身就要有新的感觉。”杨伯达则认为：“该工程要为社会主义立传，为新时代树碑立传，而不是树个人。”

　　与此同时，由于因材施艺是工艺品艺术创作的重要法则，对原材料的情况掌握对玉雕设计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因此，1983年5月26日，在得到轻工业部对《关于“国库翡翠，剥去表皮，了解裂痕”》报告的批示之后，北玉厂正式开始着手处理翡翠原料，工程由此进入了“剥皮问绺”的阶段。绺即玉中之自然裂纹，没有一定形状、方向和规律。玉器雕琢首先要注重纹绺的处理，或顺绺锯玉或躲绺，需去绺后根据料形再进行设计。北玉厂成立了一只22人的剥料队伍，共分四班，每班有一人负责具体领导，一名老艺人负责技术指导，还配有若干设计人员和设备维修人员。根据当时遗留下来的工作笔记可知，剥皮问绺工作中最重要的一条原则是：“在操作过程当中，见到有利用价值的硬质翡翠，不论其色泽如何，都要保留。”可见对原材料的珍视。

　　剥皮问绺工作与设计构思工作同时推进，经过专家组一次又一次的探讨与筛选，设计方案反复修改。查阅“86工程”的档案，研讨题材的专门会议先后竟达42次之多，这其中还不包括设计人员听专家授课、外出考察和实地采风。直至1985年，专家组终于从70多个方案、150多张图纸中确定了最终的设计方案，他们决定将四块玉料分用，制作成一个花篮、一件器皿、一扇屏风、一座玉山子。

　　一个花篮——《群芳揽胜》，其原料重87.6公斤，不仅体积小，而且是四块料里质地和色泽较差的一块，为克服原料天然的缺点，艺术家们使用了掏膛技法，即将整块翡翠掏成一个中空的花篮。从篮体中取出的玉料，则雕琢成牡丹、菊花、玉兰、月季、山菊、悬崖菊、萱草花等花卉，花朵、枝叶自由穿插，繁茂而自由舒展，保留、突出了翡翠色泽鲜艳、质地好的部分，极富浪漫华丽的艺术气息。另外，用传统套环技法琢出提梁，以及两条各有32个环的活动链子，将作品的高度增加了近一倍，可谓“小料大作”，弥补了原料体积较小的缺憾。

　　一件器皿——《含香聚瑞》，球形花熏，高78厘米、宽65厘米、厚39.5厘米。这件作品发挥了玉器历史上最高难度的套料工艺，即花熏的盖由主身中掏出，盖中的料则掏出来做了底足。由于中间掏空，内部的绿全部展现出来，充分表达了翡翠最漂亮的色彩，整个花熏看起来碧绿晶莹，灿烂夺目。盖、身、底座部分以深浅浮雕的技法装饰了“四神兽”图案，即青龙、白虎、朱雀、玄武，双耳、盖钮则以圆雕的技法雕刻了九龙。

　　一扇屏风——《四海腾欢》，因为这件作品的原料质地优良，极为难得，为最大程度地展现材质之美，这块翡翠被设计成插屏。在经过细致的勘察和精密的计算之后，整块玉料被平均刨为4片，再拼合成一件高74厘米、宽146.4厘米、厚1.8厘米的插屏，画面面积达到2738平方厘米。画面表现了9条巨龙在云海中恣意翻滚的场景，象征着中华民族的腾飞。龙的形象吸收了历代龙的图案精华，既有唐代苍劲有力的风格，又有清代丰满的优点。

　　一座玉山子——《岱岳奇观》，其原料重达368公斤，十分罕见，因其形状接近等边三角形，随形就势，被设计为五岳之首的泰山，高78厘米、宽83厘米、厚50厘米，气势宏伟，象征中华民族的精神。这件山子因材施艺，正面翡翠色泽翠多而密，为泰山的阳面，雕刻得繁复而细致；背面则呈深沉的油青色，故而为泰山的阴面，雕刻也相对较为简练。作品中前山突出了泰山十八盘、玉皇顶、云步桥、竹林亭等名胜奇景；后山突出了乱石沟、避尘桥、天柱峰等孤岭沟崖。巧合的是，山子背面右上侧边缘有一块红棕色翡，艺术家们以俏色技法将其塑造为一轮红日，在山巅之间升起，隐现于云彩之间，是为点睛之笔。

　　虽然国务院要求这项工程于1986年完工，但实际上这4件国宝于1989年才相继完工。著名书法家欧阳中石为四件翡翠国宝题写了名字，成为了新中国成立40周年的献礼。整个工程前后历时整整8年，殊为不易。据北玉厂老员工回忆，当时“国宝班子”吃住睡都在雕刻大楼里，晚上的灯就没熄过，可谓“不疯魔不成活”，其间种种艰辛可想而知。为了呈现设想中的艺术效果，很多雕刻的传统工具不适用，于是大师和高级技工们便自己研制工具和设备，很多设备都只有一次的使用价值。北玉厂曾用翡翠的边角料记录下创作团队的名单，彼时名单内已有两位成员逝世，分别为王树森、陈长海。曾呼吁“寻宝”而促成“86工程”的王树森，在重病之际仍让徒弟们把他抬到玉器厂最后看看四件国宝，以匠人匠心贯彻了始终，圆满地完成了一个玉雕艺人的使命。

　　1989年11月23日，国务院组织召开了大型翡翠艺术珍品鉴定验收会。经专家鉴定确认：四件翡翠作品原料之贵重、创作之精美，为古今中外所未有，鉴定验收委员会专家们一致认定四件大型翡翠玉器为国家级珍品。

　　翡翠四大国宝，是新中国玉雕史上浓墨重彩的一笔。作为一项国家工程，其不仅体现了艺术家自身的惊才绝艳，更集中体现了新中国的民族气概、时代风貌以及集体智慧。“86工程”也成为中国玉雕发展史上的典范与丰碑！

作者单位：北京工美艺术研究院

责任编辑 任万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