庙学合一的国子监与孔庙

　　国子监是国家管理教育的最高行政机关和国家设立的最高学府，是中国学统的传承地。国子监东侧设立孔庙表达了国家对儒学的推崇和重视。国子监和孔庙“庙学合一”，一代代士子举人在此学习升迁，将儒学思想和国家治理相融合，文脉得以保存，思想得以发扬。

　　庙学规制

　　今天北京东城区安定门内成贤街路上的国子监是元明清三朝时设立的。国子监的发展源头可以追溯到周朝，历经各朝发展、完善，形成了中国特有的教育制度，延续千年。国子监对我国历史上的教育制度、文化建设、思想建设、伦理建设都产生了不可低估的作用和影响。“家有塾，党（500家为党）有庠，术（12500家为术）有序，国有学”。国家最高学府称为“大学”，西周时，王都大学分为“五学”：东学为东序（天子学干戈羽龠之所），西学为瞽宗（天子学礼之所），北学为上庠（天子学书之所），南学为成均（天子学乐之所），中央为太学，又称“辟雍”（天子承师问道举行盛典之所）。到了汉武帝时，确立了以经学为基本内容的中国封建教育制度，“太学”成为国家最高学府的名称，在此学习的太学生成为国家官吏的候选人员。经过几朝发展，学习内容逐渐增多，学生选拔录用繁杂。北齐孝昭帝时设立了国子寺，这是第一个由国家政权成立，专门管理教育的行政机构。到了隋炀帝时期，创设科举制度，同时将国子寺更名为国子监。唐高宗李渊在国子监立周公和孔庙各一座，“兴化崇儒，永言先达，情深绍嗣，四时致祭”。唐太宗李世民时，单立孔子庙堂于国子监，历史上第一次将“所有州县学皆作孔子庙”定为规制。唐代的国子监管辖国子、太学、四门、律、书、算六馆，许多外国留学生均在此学习，国子监成为东西方文化交流、汇集的平台，中华传统文化传播海外。宋代时，国家实行重文轻武治国政策，国子监继续完善发展。

　　国子监在北京设立始于元明清三朝定都北京后。元太宗六年（1234年），在原金代枢密院旧址设立“宣圣庙”为国子学，元世祖二十四年（1287年）迁都北城，立国子学于国城之东；成宗大德六年（1302年）六月开始修建孔庙，大德十年（1306年）正月，营建国子监的工程正式开工，同年八月，孔庙建成。武宗至大元年（1308年）国子监工程竣工。国子监与孔庙毗邻而建，庙学合一，这是中国古代学校建筑的传统规制，也叫庙学规制。

　　明代由于国都改为南京，元代的国子监遂改为北平府学。明成祖朱棣迁都北平后，重新将北平府学改为国子监，于永乐二十年（1422年）六月，将元代国子监进行修缮后继续使用，拆除旧元代崇文阁，改建成悬山顶单檐的“彝伦堂”。明代北京的国子监称为京师国子监，南京的国子监被称为“南监”或“南雍”。

　　清代沿袭明制，从顺治元年（1644年）开始对国子监进行整修扩建，同年末开始建立八旗官学，雍正六年（1728年）设俄罗斯馆于同文馆。乾隆二十四年（1783年）开始，斥巨资三万余两白银，仿周朝古制新建辟雍。辟雍是国子监的中心建筑，是中国科举制的象征，是中国古代教育制度的象征。辟雍殿占地2300平方米，殿的四周是圆形水池，筑有玉石栏杆，四面有四座石桥，形成所谓“辟雍圈水”的圣境。辟雍古制曰“天子之学”，即皇帝讲学的地方。自乾隆皇帝始，每逢新帝即位都要到国子监辟雍殿做一次讲学，以示中央政府对高等教育的重视。当时的国子监除今天的主体建筑外，还包括南学、箭场、会馔堂、掌馔厅、典籍厅、典簿厅、御书楼、仓库、退省房、十几个学官的住宅院落、监生的几百间宿舍，规模宏大，学制完备，俨然一座“大学城”。国子监既是国家最高学府，又是最高教育管理机构，具有养士和取士的作用。到清代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为止，国子监作为中央政府的教育行政管理机构沿用了将近1300年。

　　选贤任能

　　国子监具有培养选拔国家官员的功能，在国家治理中具有重要作用，一直受到古代统治者的重视。国子监是监学合一的官署，在明代由皇帝本人直管，在清代初期隶属于礼部管理，是礼部领导下的二级行政机构。到清代顺治中期，国子监独立出来，康熙二年重新划归礼部管理，八年后又独立出来。可见国子监地位的提升。国子监的最高负责人是兼管监事大臣，由皇帝特派的大学士、尚书、侍郎等高官兼任。兼管监事大臣总理本监事务，直接向皇帝负责。主要负责重要决策和对上奏请、汇报等有关事务，担任过兼管监事大臣的有著名的刘墉、纪昀等。国子监常设的教育管理职官分为祭酒、司业、监丞、博士、学正、学录等。祭酒是最高职官，司业辅助祭酒管理国子监事务。监丞分管国子监内部事务并负责实施规章制度；博士负责各堂教学事务；学正、学录负责教学辅导。

　　国子监招收学生有特定要求。元代时只有七品以上朝官子孙、贵胄、蒙古大姓后代才可入学，普通百姓需要由三品官推荐并资质优异者才可以入堂伴读。元二十四年（1287年）时，蒙古人、汉人弟子各占生员一半，大概有一百二十人左右。到大德八年（1304年）专门设立了定岁贡国子生法，蒙古、色目、汉人每三年推荐一人入监学习，后改为每三年贡二人。泰定元年（1324年）允许落第举人入监学习。明代时，由各省选送，有四种生源，即举监、贡监、荫监和例监。据明史《选举志》载“举人曰举监，生员曰贡监，品官子弟曰荫监，捐资曰例监”。清沿明制，亦分为贡生和监生两类生源。贡生分六种：岁贡、恩贡、拔贡、副贡、优贡和例贡，共同点是他们都是秀才出身。监生分四种，由八旗各官学选送和皇帝特准入学的恩监生；州府县学选送的优监生；在京文官四品、外文官三品、武官二品以上或效劳多年的大臣，州县副职以上官员或因公死难者之子可选为荫监生；例监生是指无生员资格者捐银钱108两而得。各地选送的贡生和监生，还需要参加诸多考试经过选拔才能在监学习。首先由国子监的副职领导司业先行考试，这个考试称为“考到”，分出一、二等；列入一、二等者再由国子监最高领导兼管监事大臣和满、汉祭酒再行考试，这个考试称为“考验”，成绩在一、二等的方准入监学习。参加过三次考试都没有被录取的，遣返回籍。考试合格者还要再经过一次考试，分入各班学习并发给“监照”以示身份。监照如同学生证，凭监照可参加学业考核和科举考试。为培养人才，保证学生安心学习，国子监生的衣食住行学习用品等由朝廷负责并发膏火银。

　　在国子监内学习实行的是升堂积分制。明代时，国子监按照教学内容和学习程度分堂学习，类同现代的年级。“初级班”的监生，只通四书不通经的在“正义”“崇志”“广业”三堂学习，经学习后，文理通畅的升入“中级班”，即“修道”“诚心”二堂学习，经史皆通的升入“高级班”，即“率性”堂。每次升级都需考核，考核分“坐堂”“考课”“积分”三种。作监读书，一般坐堂约700天为限并定期对监生的学习进行考核，以成绩高低作为监生升等的标准。坐堂与考课都合格了，方可升入率性堂。进入率性堂以后才通过考试累计学分的方式来决定是否可以毕业。明代国子监规定：监生在率性堂学习期限一年，这一年之中考试十二次，每次考试成绩分为三等：文理具有为上等，得一分；理优文劣为中等，得半分；文理不通为下等，不得分。一年之内累计获得八分即为及格，由朝廷发给资格证书，监生凭此充任相当的官职，不及格者仍然留监学习。有些积分不够的贡、监生，留监学习长达十年之久。

　　元明清三代国子监的学习内容各有不同，但以孔孟之道为中心则是一以贯之的。元史《选举志》记载“凡读书必先《孝经》《小学》《论语》《孟子》《大学》《中庸》及《诗》《书》《礼记》《周礼》《春秋》《易》。博士、助教亲授句读音训”。明代除《四书》为必修外，五经可专选一经，增加了《御制大诰》《大明律令》，刘向《说苑》及书法等内容。清乾隆时，刻十三经于石上，立于六堂内，作为教材。并学习二十一史、八股文及策论等，每天必习书法。《五朝上谕碑》是五朝皇帝亲口“诏旨”作为学规立于国子监内。为管理监生，树立良好的学习氛围，监内设有绳衍厅，通过打篦、罚跪、开除、充军、重吏役等手段管理学生。

　　清朝初年，国家急需管理人员，中低级官员严重匮乏。推荐到国子监读书的贡生不用学习期满即可参加庭试，成绩优秀者选为知州，次优的可为府的副职或知县，成绩中等的可为州的副职、县丞或教官。顺治十一年（1654年）后，官位渐满，贡生、监生须学习期满，拔历合格后，由吏部、礼部共同考职授衔。国子监中的荫监生则根据长辈的官职给予官职，享受特殊待遇。国子监生考职的政策一直延续到清朝灭亡为止。国子监的贡监生只有考中进士，才有可能任翰林院修撰、编修、检讨、庶吉士、六部主事、内阁中书、鸿胪寺行人、大理寺评事等炙手可热的官职，如果只是乡试中举的，授予的官职要低一个品级，且不能入翰林为官。那些仅凭国子监监生的身份通过考职而获得职衔的，更是等而下之。因而国子监的贡监生仍积极参加科举考试。

　　文化符号

　　虽然国子监作为国家机构已经结束了他的历史使命，但现在留存于国子监的建筑、碑刻、牌匾乃至礼仪表演等仍继续展示着中国古代的传统文化和魅力。

　　国子监的建筑处处体现了儒家思想和传统文化。国子监的正门称“集贤门”，属单体歇山顶建筑，既是“门”又是“屋”。在传统建筑里一般只用于重要建筑的南面正门。国子监是掌管国家教育的最高行政官署，大门两侧还专门建有向外伸出的八字墙，以示“向明而治”。入集贤门正对着的是“太学门”，太学门只有在皇帝临雍讲学时才开。入太学门即进入国子监第二进院，该院是国子监的教学区。入院首先映入眼帘的是琉璃牌坊，正面和背面分别有乾隆皇帝御书“圜桥教泽”和“学海节观”。琉璃牌坊后是国子监中心建筑——辟雍。辟雍大殿位于整个国子监中轴线和中心点上，体现了皇帝讲学的至尊地位。大殿形制为重檐四角攒尖式木构架建筑。宫殿建筑本身为等边四方形，面阔16.96米。屋顶为铜胎鎏金宝顶，辟雍殿四周环水。辟雍殿是仿照周朝形制的礼制建筑，体现的是“天子之学”，在儒家经典中常有对辟雍的描述。清朝乾隆修建辟雍既体现了皇权鼎盛，也反映了清朝重视文化的盛况。明清各朝皇帝在即位之初大部分要到文庙祭祀先圣，并到国子监视学，到了乾隆时期，天子临雍，更成为一种重大的国家仪式，表明国家对文化教育、选贤任能的重视。

　　北京国子监的石刻文献价值极高，从史料价值来看，很多纪事石刻可证经补史。儒家经典刻石是图书版本的源头，其中最有价值的当数“乾隆石经”，《乾隆御定石经之碑》即十三经碑刻的儒家石经，是我国历史上从东汉末季开始，第七次大规模镌刻的儒家石经。这是我国目前仅有的最完整的一部十三经刻石，共计一百八十九通。这十三经中的《周易》（六通石碑）是占卜之书，蕴含着深刻的哲理；《尚书》（八通）是上古文献的汇编；《诗经》（十三通）是西周初至春秋中期的诗歌汇集；《周礼》（十五通）主要记载周代官制；《仪礼》（十七通）主要记载春秋战国时代的礼制；《礼记》（二十八通）主要是战国秦汉之际的儒家学者的礼学著作汇编；《春秋》“三传”即左丘明做的《左传》（六十通）、公羊寿和胡毋子所做的《公羊传》（十二通）、谷梁子所作《谷梁传》（十一通），是解释、评论《春秋》的著作；《论语》（五通）主要记载的是孔子的思想言论；《孝经》（一通）是阐述孝道的著作；《孟子》（十通）主要记载的是孟子的思想言论；《孝经》（一通）是阐述孝道的著作；《孟子》（十通）主要记载的是孟子的思想言论；《尔雅》（三通）是汉代增补润色、杂采多家的训诂资料编辑而成的训诂著作，多用于解释上述经典著作。碑制均为圆首方座，高3.05米，宽1.06米。这十三部儒学文献从诸子百家的一家之说提升到“经”的地位，是儒家学说历史地位不断提升的结果。这些石碑保存了中国的学脉和文化传统，也成为今天珍贵的历史文物。

　　除十三经刻石外，“御碑”和“进士题名碑”也都具有重要价值。清代御碑亭主要刻记了清康熙、雍正、乾隆三帝南征北战、统一中国的重大史实，还有修葺国子监孔庙、皇帝“临雍”、祭孔的纪事题诗。这些石碑成为研究历史的重要资料，其中不乏皇帝或名家的手书，书法价值极高。大成门两侧排列的“进士题名碑”共有198通，不完全记载了元明清三代进士的姓名、籍贯、榜期、次第等，这些石碑对于研究我国的教育史、科举史都具有重要价值。

　　为了表达对孔子和儒学的重视，国子监东部建有孔庙并在这里举办祭奠仪式，形成了庙学合一的规制。孔庙里悬挂的牌匾反映了历代帝王对孔子的推崇，同时也深刻体现了中国古代的文化信仰和文化理念。孔庙大成殿内悬挂着自康熙至宣统九位帝王之匾。依序为：康熙题“万世师表”，雍正题“生民未有”，乾隆题“与天地参”，嘉庆题“圣集大成”，道光题“圣协时中”，咸丰题“德齐帱载”，同治题“圣神天纵”，光绪题“斯文在兹，宣统题“中和位育”。此外还有民国时期黎元洪任总统时题“道洽大同”和袁世凯任总统的“大总统告令”题匾。对孔子的祭奠仪式由来已久，从汉代开始，历代王朝不断制定专门祭祀孔子的礼仪。北京孔庙每年的仲春和仲秋上旬丁日大祭两次，即所谓“丁祭”。祭孔前日，将“太牢三牲”和其他果蔬等摆放于孔子牌位前，参祭人员包括皇帝、陪祀官、分献官和司礼人员。整个过程分迎神、初献、亚献、终献、撤馔、送神六个步骤。典礼高潮是中间的“三献礼”，主献官在大成殿前向孔子灵位献爵、奉帛、行跪拜礼，乐舞生跳“六佾舞”。按规制，只有皇帝才能步入大成殿内祭拜孔子，亲王只能立于大成殿的月台上，大臣只能在台阶下遥拜。释典结束后，贡品分给参祭人员，以求得孔子神灵的庇护。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升祭孔为“大祀”后，按帝王之礼使用“八佾舞”。祭孔乐舞以乐、歌、舞的形式颂扬孔子一生功德。文舞生左手持龠，右手持羽，象征文德；武舞生则手持干戈，象征武德。中国古代有“五礼”之制，即吉、嘉、宾、军、凶礼。祭祀孔子属于“吉礼”，仪式“礼”“乐”兼备，规格之高，显示了国家的礼制文化。祭孔典礼一直延续到1948年。

　　祭孔典礼和皇帝讲学经常一起举行。皇帝亲自到国子监讲学之礼，始于汉明帝。唐太宗以后，设皇帝讲学专用讲榻。明代开始设御座于国子监彝伦堂中央。清延明制，顺、康、雍三朝，皇帝均到孔庙释奠孔子，并到彝伦堂讲儒家经典，称“视学之礼”，视学之前祭奠孔子的礼仪称为“视学释奠”，乾隆四十九年（1784年），于国子监太学门内建成“辟雍”，以后皇帝亲诣国子监讲学均在辟雍进行，“视学之礼”改为“临雍之礼”。“视学释奠”即改为“临雍释奠”。

　　国家统治者通过祭奠视学来显示重视儒家思想，渴望选贤任能的姿态。历朝碑刻记载的重大事件和重要经典得以有迹可循，供后世学习。国子监和孔庙已经成为一种文化符号，传播着中国古代博大精深的思想文化。

作者系北京市社会科学院历史所助理研究员

责任编辑 任万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