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北京的“前三门”

　　正阳门、崇文门、宣武门是明清时期北京内城的南大门，被称为“前三门”。正阳门因其位于紫禁城的正前方，又有“前门”之称。崇文门、宣武门分列其东、西两侧，与正阳门距3里。“前三门”于明永乐年间拓元大都城南垣而建，经过明代正统年间的重修，增建瓮城、箭楼、闸楼等，逐渐形成了完整的古代防御建筑体系。迨至近代，前三门遭遇外敌入侵的重创。民国时期，为改善交通状况，前三门进行了局部改造。自清代后叶至民国时期，前三门各门及其外不同区域，既延续了历史发展的传统因素，又糅合了新的时代要素，各门职能及街区市井风貌有了新的变化。

　　正阳门

　　近代以降，正阳门历经劫难。道光二十九年(1849年)，正阳门箭楼失火。当时，正值第一次鸦片战争后的第九年，朝廷国库空虚，财力紧张。箭楼所需三丈四尺多长的大柁都无力筹办。后来把西郊畅春园中九经三事殿中的大梁拆下使用，才把箭楼修复。同治五年(1866年)，瓮城东门洞千斤闸自燃失火。最大的一次火灾，是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的庚子之变。

　　庚子年间，北京城内的义和团运动如火如荼，在“扶清灭洋”的口号下，义和团对在北京的外国使馆、教堂、商号等进行了全面的围攻。庚子五月二十日(6月16日)，义和团在前门一带查禁洋货，并放火焚烧了前门外老德记大药房。这一把火，不仅烧了大栅栏这一条街，而且殃及观音寺、珠宝市、前门外大街及正阳门箭楼。箭楼在这次火灾中遭到严重损毁。庚子七月二十日(8月14日)，正阳门箭楼又遭劫难。八国联军攻入北京外城后，在天坛架设大炮向正阳门等处狂轰，箭楼再遭重创，这座北京城的门面建筑被炸得惨不忍睹，城台以上部分尽毁。光绪二十七年(1901年)末，逃往西安的光绪皇帝和慈禧太后即将回京,并按礼制由正阳门进入皇宫之际,负责迎驾的官员在残存的正阳门箭楼城台上,用杉槁、苇席、彩绸临时搭建了彩牌楼，以迎圣驾。

　　正阳门的又一次重修，是在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清政府派直隶总督袁世凯和顺天府尹陈璧计划修复。正阳门工程于光绪二十九年(1903年)五月起，至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完工。整个工程耗费足银四十多万两，其中门楼共耗银十五万五千六百九十八两八钱七分。

　　1915年，为了改善前门的交通，解决一个城门洞进出造成的道路堵塞问题。在当时内务总长朱启钤的主持下，聘请德国建筑师罗思·凯格尔(Roth Kegel)制定改建前门的设计方案。这次改造工程计划拆除正阳门瓮城及闸楼，在城楼东西两侧城墙各开辟两个券门，同时重新改建并装饰正阳门箭楼。1915年瓮城拆除完工后，正阳门城门处的道路宽敞通畅，城门洞由原来的一个增加到五个，东边两个门洞直通户部街，西边两个门洞直通西皮市，东出西入，有效地解决了前门城楼一带的交通拥堵问题。正如《京华百二竹枝词》所言：“人马纷纷不可论，插车每易见前门。而今出入东西判，鱼贯行来妙莫言。”拆除瓮城后，正阳门箭楼傲然独立、雄伟壮观，成为这座古老京城真正意义的标志性建筑。

　　在拆除瓮城的同时，还对箭楼进行了改建。箭楼北面券门两边各加建“之”字形石板台阶；原箭楼东西两侧与瓮城墙相接处包砌城砖并装饰半月形图案；下两层箭窗上沿加饰了水泥制成的西洋式弧形华盖；原城门上方所嵌满汉文字合璧的匾额被撤下，换上只刻有“正阳门”三个汉字的新匾额。箭楼后边也拓宽了，形成了用汉白玉栏杆围起的宽阔平台。现今前门箭楼依然保持着改建后的形状。

　　虽然前门经过改建交通较前便利许多，但前门大街由于路面大约只有十米宽，摊贩又多，为此，国民政府于1928年决定展宽前门大街的路面。

　　19世纪末20世纪初,随着冷兵器时代的结束,“固若金汤”的北京城垣未能抵挡外国入侵者洋枪大炮的进攻,正阳门失去了其军事防御功能。同时,伴随中国封建帝制的完结,正阳门的“国门”地位也随之消失。民国时期,正阳门为现代社会发展所用,成为举办国货展览、观光与放映电影的场所。

　　1928年,国民政府颁布“保护国货政策”,提出振兴民族工业,倡导民众使用国货。在这种背景下,成立了北平国货陈列馆,馆址即设在正阳门箭楼。1928年8月,南京国民政府工商部部长孔祥熙任命吴大业为馆长,同月该馆入驻箭楼进行修缮和布展,于当年11月正式对社会开放展出。至此,正阳门经历了一次历史性的变化:从封建帝都威严的国门转变为宣扬民菁国粹的公益场所。

　　当时，一些爱国实业家组织全国各地出产的名特产品参加国货陈列馆的展览和销售。商品琳琅满目，有玉器、珠翠、象牙雕刻品、料器制品、地毯、刺绣、景泰蓝、绢花等手工艺品以及江浙丝绸、江西景德镇瓷器、陕西西凤酒、山西汾酒、贵州茅台酒、南北酱菜等。国货的展出轰动了北平。

　　1940年12月6日，“北京特别市公署国货陈列馆”馆长吴公纯称：“本馆占用前门箭楼，地接冲要，殊不适用。”责令国货陈列馆迁往北海蚕坛。1941年1月15日，国货陈列馆迁往北海蚕坛。正阳门箭楼于同年1月25日奉令移交给伪外一区警察分局。

　　在日伪统治时期，正阳门箭楼被辟为电影院。1945年日本无条件投降后，箭楼电影院停演。1946年“北平市立第二民众教育馆”在箭楼重张电影事业，直至1947年。

　　前门外大街两侧是的聚集区。有关清末前门外商业街市的兴旺景象有很多记载。如《庚子纪事》曰：“凡天下各国，中华各省，金银珠宝、古玩玉器、绸缎估衣、钟表玩物、饭庄饭馆、烟馆戏园，无不毕集其中。京师之精华，尽在于此；热闹繁华，亦莫过于此。”清代前门外商铺无论从规模还是数量上都得到前所未有的发展。

　　前门外正街的店铺，大部分晚于里街的店铺。由于位置多在街面上，生意一般比里街的买卖兴隆，所以著名的老店铺多。路西有永增和钱庄、一条龙羊肉馆、合盛永颜料店等，路东有八大祥之一的瑞生祥、九龙斋鲜果店、通三益干果海味店等。东里街肉市有罗兴泰钻石店、全聚德烤鸭店、正阳楼饭馆等。西里街珠宝市有合香楼香烛店、花汉冲香皂铺、正通银号等。粮食店里有六必居酱园、春元楼饭馆、福云楼肉杠等。

　　民国以后，以卖酱羊肉著名的月盛斋也迁到前门大街。这时由于建立了前门火车站，每天吞吐着大量旅客，前门大街更为拥挤。后来，还开设了好几家大服装店、百货商店。北京最老的照相馆——大北照相馆即开设在这里。古老的商业街——前门大街，正随着时代的变迁而变化着。

　　崇文门

　　崇文门俗称哈德门。明代正统四年(1439年)改建北京城，将城门南移二里,更名为崇文门,寓崇尚文德之意。崇文门城楼高25米,连城台通高约40米,楼宽28.7米,深14.4米,上下两层,面宽7间,进深5间。崇文门的城楼、月城和箭楼等建筑规格、形式与正阳门的城楼、月城、箭楼皆相似，只是规模稍小。自明正统年间建成后，虽经不断修葺，但这种完整的建筑结构始终保持着。

　　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崇文门箭楼被八国联军炮火击毁，仅剩城台。1901年英军为将铁路修至正阳门下，在崇文门东、西瓮城墙上开辟铁路洞子门，崇文门也因此成为北京最早的有铁路横穿瓮城的城门。因原瓮城门洞不能再作出入城的通道，于是在箭楼城台正中开辟券门作为进出城的通道。崇文门的这种状况一直持续到北平解放。

　　崇文门在明弘治六年(1493年)就设立了收税关卡,到1930年底正式裁撤,历时437年。崇文门为京师地区唯一的户关，在清代显赫一时，其监督正副二人，均由内务府大臣或尚书侍郎兼职充当。由于崇关的地位特殊,其官员待遇也颇为丰厚。在这里“当差”被看作是“京师十大优差”之一。

　　崇文门税关所收关税名义上解缴户部,实际上有相当数额税银是供皇帝“赏赐”及八旗官员分赃。自民国初年,崇文门税关就直接隶属财政部，虽然失去了清朝时的特宠，但地位仍优于其他地方税关。

　　1912年，崇文门税关改称北京商税征收总局；1915年，更名为京师税务监督公署；1916年冬，改称监督京师税务公署；1928年，改称北平税务监督公署，申明是特别税收机关，由部直接管辖；1930年10月，国民政府下令“永远废止五外常关”，崇文门税关正式撤销。

　　民国时期，崇文门税关的地位已不如前清时显赫，但在税收征管方面,较之其他税关仍有特殊之处。这主要体现在管辖范围上。清朝早期，崇文门税关除奉皇帝谕旨特免外，即使贡品进京，通关时也必须征税。对于洋货，按与英美法等国的通商章程，“北京为京都重地，禁止通商”，所以初时没有制订规矩。后来进京洋货日多,便修正了税则，规定：“洋商、华商货物(进京)一律按则征税(指落地税)。”这一规定执行之初,“未闻有洋商出面抗议”。八国联军侵入北京后,洋商也乘机携运洋货而来。于是,“用子口单运货入京征税之交涉；税款减免之交涉；绕越偷漏之交涉乃如蝟你而起矣”。面对这种情况,崇关均以“约载北京非通商口岸”为由,据理力争。负责交涉的外交使团(英使)也无可奈何。在勉强承认京门应对子口单征税的前提下,使团于清宣统二年、三年(1910年、1911年)两次向崇关递交了自拟的修正税则执行大纲。崇关对此大纲未予立即答复。1916年3月,财政部就这一问题,与外交使团议订了暂行办法二条:“(一)运销北京城厢(“厢”指从城墙起算三英里为止)货物,得抽商税；(二)该税照货物之价值百抽三,以子口单载明所估之价值计算。以上货物如查出有单货不符或匿报情弊,应照约章充公。”自此以后,崇文门税关对运京的持有子口单洋货,有了明确的征税依据。这种能够对子口单洋货也征收落地税的税关,全国唯有北京的崇文门一家。

　　崇文门外地区以崇文门外大街为中心,向东包括花儿市大街及两侧的胡同,向西包括打磨厂、木厂胡同、兴隆街等几条胡同,向南则包括磁器口这一十字路口。崇文门外大街东西及南部，相当于清代北京外城的东城和南城部分，也是一个商业区。货物集散地或市场主要聚集在广渠门大街至崇文门街一线。在这里还集中了很多其他行业和著名店铺，如中药业、酒市、五金行等。

　　中药业多分布在崇文门外大街、打磨厂、喜鹊胡同、二条里等处,著名的老药铺有万全堂、千芝堂和(东)庆仁堂，此外还有20多家药栈。药栈与药铺不同，药铺主要以零售为主，药栈是药材的大宗批发，不做零售的买卖。药栈还接待各地药商住宿、存货并供他们在药栈中做生意。因为崇文门外附近药栈多，特别是清末民初时，控制北京药材市场的天汇、天成、隆盛和益成四大家都设于此，故崇文门外有北京药市之称。

　　酒市在崇文门外大街南端，原蒜市口处。清末民初人夏仁虎在其《旧京琐记》中记载：“酒行在崇文门外，向来为二十家，皆领有商帖者，凡京东、西烧锅所出之酒皆集于是。近日凋零，不及十家矣。”1919年的酒行商会会员录上还有：泰和、天裕、永益、聚隆、天顺、永隆、永亨7家，与《旧京琐记》相符。

　　五金行和铜铁局子集中于崇文门外大街,著名的五金行有万和成、万庆成、义和成等20多家。由于这一带五金行较多，所以京师五金行同业公会就设在这条大街上。铜铁局子都聚于崇文门外大街西侧的茶食胡同东口内。铜局子有三四家，铁局子有十几家，其中的义顺成、广泰和、裕丰等是铁局子的大户。五金行是以经营新货、洋货为主的商店，有的商店直接从洋行订货，大、小五金都经营。铜铁局子是以经营旧货为主，它们大都是旧货市、晓市进货。

　　瓜市和蒜市在茶食胡同东口往南至东柳树井，现珠市口东大街一带,北段是瓜市，南段是蒜市。清代中期至民国年间，每天上午大街两侧，郊区农民在北段设摊卖瓜，南段卖蒜。因此，民间将北段称“瓜市”，南段称“蒜市”。

　　除此之外，还有棉线店、颜料铺、油酱坊、钟表铺等林立其间，商贸繁盛。

　　宣武门

　　宣武门位于内城南垣西段。明永乐十七年(1419年),南拓北京南城墙时修建此门并沿用元代顺承门之名。正统年间又重修城楼，并增建瓮城、箭楼和闸楼，取张衡《东京赋》中“武节是宣”之意更名为“宣武门”。

　　进入民国以后，前三门城门处的交通流量逐渐加大，瓮城内的拥堵已成问题。内城南垣的正阳门、崇文门和宣武门是内、外城之间的三条重要通道，正阳门已于1915年进行了大规模的城门交通改造，交通已比较顺畅，崇文门也早于1901年就在箭楼城台正中开辟了券门，唯独宣武门作为京城西部内外城之间的交通要道，始终交通不畅。鉴于此状况，京都市政公所1918年曾计划拆除宣武门瓮城，缓解城门处的交通压力，但拆瓮城计划在当年未能实施。

　　1919年，市政公所不再考虑拆除瓮城，而是仿照崇文门箭楼的做法，在宣武门箭楼城台正中也开辟一个券门，使内外城之间形成垂直通道，以此改善该处的交通拥堵状况，同时还决定将原护城河鸾桥改为平式桥梁。两项工程计划于1920年春同时开工，这一改建措施将使宣武门城门处的交通状况暂时得到缓解。

　　1920年，宣武门箭楼因年久失修出现险情。为防止坍塌伤及过往行人，市政公所决定先将箭楼城台以上部分拆除，同时还可将拆下的砖石木料拍卖，以所卖款项补充市政经费。存留的城台仍按原计划仿照崇文门的形式开辟券洞，使之东西对应。1921年7月，宣武门箭楼城台的修葺改建工程始告完成，从拆、卖材料到改建竣工历时十个月，宣武门箭楼变成了一个光秃秃的城台。坍塌的隐患被排除了，可箭楼原有的威武形象却消失了，宣武门的城门建筑也从此失去了完整性。

　　1929年末，市工务局决定拆除宣武门箭楼城台。1930年，为改善宣武门的交通状况，北平特别市政府决定拆除宣武门瓮城。

　　宣武门外集中了许多会馆，是汉族官员、学者、外省来京商人、艺人集中之地。晚清民国时期，这些会馆见证了中国近代历史的风云际会。

　　林则徐曾住在高家寨胡同的莆阳会馆，他和黄爵滋等人在宣南酝酿了禁烟运动。坐落在虎坊桥西侧的湖广会馆是曾国藩、左宗棠等人进行活动的场所。后孙公园胡同的安徽会馆是李鸿章就任直隶总督北洋大臣时所建立的。著名的戊戌变法，自始至终是在“宣南”的各个会馆进行的，领导人中康有为住在米市胡同的南海会馆、梁启超住在虎坊桥西的新邑会馆、谭嗣同住在北半截胡同的浏阳会馆等。在宣南会馆，维新志士掀起了中国近代政治改革的大潮。康有为还在南横街的粤东新馆成立了全国性的重要政治团体保国会。南半截胡同的绍兴会馆是徐锡麟、秋瑾等人在辛亥革命前夜先后来京策划起义时的住所。孙中山在推翻帝制建立民国后，为谋求南北统一，巩固民主共和制度，先后多次莅临湖广会馆，并主持了国民党的成立大会。毛泽东早期的革命活动，也是在会馆中进行的，他在烂漫胡同的湖南会馆召开了“湖南各界驱逐军阀张敬尧大会”。陈独秀、李大钊在米市胡同的泾县会馆创办了《每周评论》，推动了新文化运动的发展。鲁迅在绍兴会馆创作并发表了中国历史上第一部白话小说《狂人日记》，为新文化运动树立了典范。

　　宣武门外的菜市口市场，是北京外城西部的主要商业中心。庚子(1900年)年间，菜市口骡马市大街一度曾有“饭馆酒肆数百家，赌厂宝局数十处”，可以想见平日商业的兴盛。菜市口一带，著名店铺很多。如西鹤年堂药店，“每年所作膏丹，行之各省，亦至巨万”。还有王麻子刀剪铺、五代双十字厨刀铺。除许多食品店、花叶店、绸布店外，菜市口一带又是饭馆、戏园、旅馆等服务性行业的发达之区，这与汉官、行贾多寓居此地有关。著名饭馆有在菜市口米市胡同首创烤鸭的便宜坊；还有位于北半截胡同的广和居，初名隆盛轩，道光十一年(1872年)改今名，菜肴以江南风味出名，“一时朝士之为南人者，多乐就之”，1917年歇业。

　　城门变迁是时代变局的一个缩影。正阳门、崇文门、宣武门见证了近代北京的历史发展，目睹了世事沧桑和出入城门者的喜怒哀乐。

作者系北京市社会科学院历史所研究员

责任编辑 崔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