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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代北京的教育改革

任 超

时间:2021-11-22   来源:2021年11期

  “欧风东渐,国势丕变,京师为政教中枢,首蒙影响。乃于同治元年设立同文馆,培栽新学人才,是为我国新教育在北京创设学堂之始。嗣后,废科举,兴学校,为我国教育制度上划时代之大变化,以树立近代教育之基础。于是,京师大、中小学次第兴办,根本既端,而后逐渐改进,规模大备,遂臻今日之盛。由是可见,北京非特为政治中心,抑亦为教育中心。”近代教育改革从北京开始了。

  京师同文馆

  仿效西学、初步尝试

  1860年,清廷设立总理各国事务衙门,专门办理对外交涉。而当时清朝官员都不懂外语,语言不通,文字难辨,跟洋人打交道很困难。于是,恭亲王奏请开设外国语学校。1862年,清政府在总理衙门设立了京师同文馆,校址在北京东堂子胡同。京师同文馆是我国成立最早的公立专科外国语学校,是我国创办新式学堂的开端,也是中国近代教育的开端。

  同文馆创立初期,仅设英文班,学生10名。同治二年(1862年)又开办了法文班、俄文班,共30名学生,学制三年。招收八旗内“资质聪慧,现习清文、年在十五岁以上者”。这一时期的同文馆,仍是旧式的官学堂,但是授课为各馆分立,分馆教习,学习内容以外国语言为主,汉文为辅,其目的为学习外语,在衙门里当差。

  同文馆开馆后,就将教学和翻译西方书籍、外交文件紧紧结合起来。第四年学生开始翻译公文,第五年开始练习译书。后来同文馆设译书局,增设纂修官,无论教习和学生,凡译书有成绩者,均给予奖励。同文馆翻译的主要书籍有:丁韪良译的《万国公法》《格物入门》《格物测算》;毕利干译的《化学指南》《法国律例》等;联芳、庆常译,丁韪良审定的《星轺指掌》《公法会通》;汪凤藻、凤仪译,丁韪良审定的《复国便览》《新加坡律例》;俄文馆学生译的《俄国史略》;杨枢、长秀译的《各国史略》;德贞译的《全体通考》;席淦、贵荣译的《算学课艺》;学生熙璋等译、海灵敦算辑的《中西合历》等。这些书多数是由教习与学生合作翻译,内容涉及数学、化学、生理学、天文学以及世纪历史、各国法典等。同文馆翻译的书籍因馆内教学需要曾选用为数理、格致、化学、航海测算和天文机器等课程的教材。同时,同文馆的许多译书也被当时其他新式学堂采用为教材,对传播近代科学和知识起了积极的作用。同文馆的译书出版活动,为人民了解西方世界打开一扇窗口,冲击着陈腐的传统观念,也改变着人们的思想,人们开始重新估量科学技术的价值。

  新式学堂的建立,第一次在封建科举教育制度的藩篱上打开了缺口,对社会风气的变化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同文馆的建立改变了以文为主的传统教育内容,近代科学技术知识开始被列为正式课程。随着洋务运动的展开以及西方科技文化的涌入,同文馆毕业的新式知识人才日益显现出优越性来。中国最早出使外国的使节就由同文馆的学生作翻译官、随行官随行。到光绪十四年(1888年)已前后有20多人服务于中国驻各国领使馆,充任翻译官、秘书。更有不少人由于精通外语,了解各国法律、外交礼仪而不断升迁,做到驻外国公使馆的参赞、公使等要职。据统计,同文馆早期毕业生成为著名外交官的有28人。

  不仅在外交界,在其他以新技术为主的机构中,如电报局、制造局、船政局、军事学校等也有不少同文馆毕业生担任要职。据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同文馆提名录》所记59名学生中,他们的仕途主要是各政府衙门的官员,如总理衙门的官员、兵部郎中、户部员外郎及各部都府的翻译官等,其中有五位的官品升迁至二品,二位三品,十位四品。他们大多是在新式机构里任官员或技术人员,其中有天津军械局的总办,官电报局的领班,新军军营的教习、委员以及新式学堂的校长、教官等。这些职位当时都是顺应社会急需,炙手可热、令人羡慕的肥差。

  同文馆设立之后,广州、上海以此为模式,先后设立了广州同文馆和上海广方言馆,先后培养了不少具有近代科技知识的人才。同文馆是在清廷迫于内政外交失败情况下设立的,近代科学技术知识被列为正式课程,近代的教育理念和管理方式被引入学堂,培养了一批完全不同于科举取士的人才,被视为中国近代新式学校的发端。

  京师大学堂

  中学为体、西学为用

  甲午战败后,中国内忧外患国势日颓,维新运动开始兴起。康有为、梁启超等人强烈要求清王朝“废科举、兴学堂”,构成了当时变法运动的重要环节,奠定了近代中国大学教育的基础。光绪二十二年(1896年)六月,刑部左侍郎李端棻上疏,请于京师建立大学堂。同年七月十三日,总理衙门议覆李端棻请建大学堂,请饬下官吏官书局大臣妥筹办理,旋经孙家鼐议覆《开办京师大学堂办法》六项。至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四月二十三日,下定国是上谕,命孙家鼐管理大学堂事务。开办经费、常年用款由户部筹拨,官书局、译书局均归大学堂,由管学大臣督率办理。此时,管学大臣并统辖全国学务。

  京师大学堂不仅为全国最高学府,还是全国最高教育行政管理机关,具有古代国子监的性质,是近代中国大学教育发展的一个重要标志。京师大学堂的办学方针是“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中西并用,观其会通”。大学堂的课程分普通学科和专门学科两种。

  1900年,八国联军侵占北京,京师大学堂校舍被占,图书设备被毁,一度停办。为缓和国内的不满情绪和摇摇欲坠的腐朽统治,清政府宣布实行“新政”,1902年1月10日,清政府下令恢复京师大学堂,并任命在戊戌政变时受革职留任处分的张百熙为管学大臣。张百熙受命后对大学堂进行了整顿,提出先办预科,为本科做准备,同时还设速成科,以收急效。1902年10月14日,京师大学堂正式举行招生考试,首先招考速成科学生,考试结果,仕学馆录取学生36名,师范馆录取学生90名。12月17日,大学堂举行入学典礼,宣布正式开学。解放前,北京大学即以12月17日作为校庆日。1903年,为反对沙俄企图吞并我国东北几省的阴谋,大学堂师生开展了拒俄运动。是年4月30日,师范馆、仕学馆学生“鸣钟上堂”,发起举行全校大会,声讨沙俄侵略。大会决定上书清政府,要求拒约抗俄,并致电各省督抚和学堂,建议联合共同斗争。这是京师大学堂历史上发生的一次爱国主义群众运动。

  1909年,京师大学堂招收的第一批速成科学生132名和师范馆206名学生毕业。师范馆在这班学生毕业后,即改为优级师范学堂,脱离京师大学堂而独立,后来发展成为北京师范大学。预科学生毕业后,京师大学堂即筹办分科大学。1910年3月,分科大学正式开学。分7科13门,即经科设毛诗、周礼、春秋左传3门,文科设中国文学、外国文学2门,法政科设政治、法律2门,商科设银行保险学1门,农科设农学1门,格致科设地质、化学2门,工科设土木、矿冶2门。当时的大学堂共有学生400多人,除商科学制为3年外,其余各科学制均为4年。这期分科大学学生入学后仅一年,辛亥革命爆发,他们是在民国初年,京师大学堂改为北京大学后才毕业的。严格来说,整个京师大学堂在清末没有培养出一名正规的大学本科毕业生。实质上,京师大学堂仍处于封建太学向近代大学转变和过渡的阶段。

  北京大学

  学术自由、兼容并包

  辛亥革命推翻了清王朝的统治。1912年,京师大学堂改名为北京大学,严复任校长。从1912年到1916年,北京处在军阀袁世凯统治之下。1916年袁世凯上演称帝丑剧,北京大学师生坚决抵制。为了表示抗议,哲学教授马叔伦辞离教职,挂冠而去,一时有“挂冠教授”之称。这一时期,北京大学已增至1600人左右。为解决学生宿舍紧张问题,学校于1916年9月借款20万元在汉花园(今沙滩)兴建300余间的宿舍楼一座,此楼于两年后建成,就是后来著名的北大民主广场上的红楼。

  1916年12月26日,著名学者、教育家、民主主义革命家蔡元培任北京大学校长,学校风气焕然一新。蔡元培进行现代大学的改革,“学术自由、兼容并包”的治校方针给各种新思想、新文化提供了宽松的发展环境。蔡元培积极推进“教授治校”的制度,实行民主办学。建立大学评议会,为大学的立法机关和权力机构,评议员从各科学长和教授中产生,每5名教授推选一名评议员,一年选一次,校长为评议会议长。学校的一切大事都需经评议会协商和投票通过,负责制定与审核学校各种章程、条令,审核教师资格和学生成绩,提出学校预决算费用等。同时,设立行政会议,为学校最高行政机关和执行机构,评议会决定的事项,一般交行政会议实施。行政会议由教务长、总务长和各专门委员会的委员长组成,其成员都是教授,校长兼行政会议议长。与行政会议平行的是教务会议,下辖各系教授会。此外,还设立学生自治委员会、入学考试委员会、新生指导委员会等,这些委员会均采取民主制,议事以投票方式决定。这些制度的建立,破除了旧大学校长、学长垄断专制之弊,促进了教学和学术繁荣。蔡元培改革教学和管理体制,改变选科设置,取消文理各科界限,将全校编为14个学系,设立研究机构,提倡文理兼习;改学年制为学分制,组织各种学术活动,使学生广泛涉猎各种学理,并实行学生自治。北大聘请了一大批著名学者,陈独秀、胡适、李大钊、鲁迅、钱玄同、周作人、刘半农、吴虞、易白沙、沈尹默为代表的进步力量,大力宣传自由民主思想,政治上提倡“科学与人权并重”,文化上提倡白话文运动。各种新思想、新文化的传播,为五四运动作了思想、文化上的准备。

  从1915年9月起,全国兴起了新文化运动。陈独秀是领袖人物之一,他在上海创办《新青年》杂志,提出反对封建复古主义思想,主张民主与科学,揭开了新文化运动的序幕。1917年陈独秀受蔡元培之聘为北京大学文科学长,《新青年》杂志由上海迁到北京。北大许多进步教授或参与编辑工作,或积极为杂志撰稿,实现了《新青年》与北京大学的结合,既壮大了声势,又扩大了影响。北京大学成为新文化运动的中心。

  1917年俄国十月革命胜利,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时任北大图书馆主任的李大钊大力扩充宣传新文化、新思想的书籍,并在他的领导下成立了“北京大学马克思学说研究会”,使北京大学成为学习、研究和传播马克思主义的重要阵地。1918年秋,毛泽东来到北京大学,在图书馆工作了半年。他充分利用北京大学的条件,广泛接触各种新思想,探求革命真理和学习马克思主义。他积极参加哲学会、新闻研究会的活动,并获得新闻研究会半年研究期满证书。

  五四爱国运动,是由北京大学首先发起的。1919年5月4日,北京学生在天安门集会反对帝国主义侵略和北洋军阀政府投降卖国的行径。会上通过了北京大学代表许德珩起草的宣言,喊出了“外争主权,内除国贼”的口号。会后几千学生举行示威,火烧了卖国贼曹汝霖的住宅。32名学生被捕,其中20名是北大学生。运动发生后,全国响应,在很短时间内形成了各界几十万人罢工罢课罢市的革命洪流。北洋军阀政府迫于形势终于做出了让步。五四爱国运动取得了重大胜利,极大地推动了中国人民的革命斗争,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

  五四运动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广泛传播。北京大学涌现出一批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邓中夏、黄日葵、高君宇、何孟雄、范鸿劼等就是其中的卓越代表。他们在李大钊领导下于1920年10月建立了北京共产党小组,成为北京大学最早的一批共产党员,为我国北方的共产主义运动奠定了根基,为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做出了贡献。

  由于在爱国民主运动中的作用,北京大学招致了反动势力的极大仇视。1923年1月,北洋军阀政府大总统黎元洪悍然下令“严行整顿学风”。1月17日蔡元培在军阀势力的压迫下辞去北大校长职务。北大学生开展了“驱彭挽蔡”的斗争。同时,北大进步学生在党组织的引导下开始走上与正在兴起的工人运动相结合的道路。他们支持和声援京汉铁路工人的“二七”大罢工和上海工人的五卅运动,积极发起和参加了反对段祺瑞卖国政府的“三一八”斗争。1927年4月12日,蒋介石在上海发动反革命政变。4月28日,控制着东北和华北的奉系军阀张作霖,悍然杀害了李大钊和其他19位革命者,其中北大师生就有5位。1927年7月,奉系军阀张作霖竟决定取消北京大学,将北京的国立9所学校合并,成立所谓京师大学校,强迫学生“读经义,学闱墨”,并实行封建专制统治,致使多数教授出走,这是一次大倒退。1928年6月,国民党新军阀的统治建立后,将北京改称北平,他们无视北大师生的复校要求,将京师大学校改为中华大学,后又改为北平大学。这一决定遭到原北大学生的强烈反对,他们拒绝接受当局的领导,开展了复校运动。国民党政府迫于压力,于1929年8月,决定恢复国立北京大学。复校后的北大仍在原校址,文科各系在北大一院即汉花园(今沙滩),理科各系在北大二院即马神庙(今景山东街),法科各系及研究所各国学门在北大三院即北河沿。

  1930年12月,蒋梦麟出任北京大学校长,提出了“教授治学、职员治事、校长治校、学生求学”的主张,对学校的行政和教学制度作了一些变更。设立校务会议,取代评议会,作为学校最高领导机构。全校设立文、理、法3个学院,将英文、法文、德文3个系合为外国语文学系,共为14个系。各系主任由原来教授会选举改为本系教授中聘任,实行教授专任制,并开始实行学分制。1932年,在北京大学研究所国学门的基础上,正式成立了研究院。

  1931年九·一八事变爆发后,全国人民激愤万分,抗日热情空前高涨,掀起了一个极其广泛的抗日反蒋热潮。北大爱国师生冲破障碍,先后组织两批南下示威团,反对蒋介石反动政府的卖国政策,要求抗日。在中共北平市委和学联党组织的领导下,1935年北平爱国学生发起了一二·九运动,北大有200多名同学参加了12月9日的示威游行,后又由北大负责“平津学生扩大南下宣传团”第一团。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发生,全国性的抗日战争由此开始。北大大部分师生先后离开北平,走向了抗日的前线和后方。一部分师生辗转南下,与清华大学、南开大学共同组织长沙临时大学。1938年4月,由长沙迁到昆明,更名为国立西南联合大学。西南联大由原来的三校校长组成常务委员会,主持校务。全校共设立文、理、工、法、师范五个学院26个系。1945年8月,日本帝国主义无条件投降,中国人民的抗日战争取得了胜利。国民党反动派准备发动大规模的反革命内战。在中共云南省工委的领导下,西南联大等校师生于同年12月掀起了反内战、争民主的“一二·一”运动。1946年西南联大宣告结束,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南开大学分别复校。同年10月,北京大学在北平正式开学。这时北京大学合并了北平临时大学的一部分,除原有的文、理、法3个学院外,又有医学院、农学院、工学院,全校共6个学院33个系。复校后,学校增添了图书和仪器设备,开设了一些新课程,学校规模有所扩大。1952年北京大学与燕京大学合并,迁至海淀区原燕京大学校址。

  中国的教育文化适时调整,从京师同文馆、京师大学堂发展到北京大学,一批高等院校相继建立,学习西方先进技术,培养新型人才成为共识。有识之士开展新文化运动,传播介绍马克思主义思想,为古老的都城注入了新的思想文化活力。

作者系北京市社会科学院历史所助理研究员

责任编辑 崔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