瞿秋白：为大家辟一条光明的路

　　1935年6月18日，一位充满书生气息的革命者从福建汀州监狱缓步走出，沿途高唱最早由他翻译的《国际歌》，盘膝坐在刑场的草坪上，坦然说道“此地很好”，英勇就义。他就是中国共产党早期领导人之一、伟大马克思主义者、卓越无产阶级革命家瞿秋白。

　　五四运动的中坚分子

　　1899年，瞿秋白生于江苏常州一个破落的仕宦之家。青少年时代，他目睹社会“颠危簸荡紊乱不堪”的局面，对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充满仇恨。13岁那年的10月10日，辛亥革命一周年纪念日，常州城内到处都挂满红灯笼庆祝，瞿秋白却在自家门口挂起写着“国丧”两个大字的白灯笼，以示对袁世凯窃取辛亥革命胜利果实的蔑视和抗议。18岁时，瞿秋白随堂兄瞿纯白到达北京，后考入免收学费的北洋政府外交部俄文专修馆学习。

　　北京大学是新文化运动的中心，是瞿秋白向往的神圣殿堂。思想活跃的他，经常利用闲暇时间，到沙滩北京大学文学院当旁听生，聆听陈独秀、李大钊、胡适等知名教授的讲课，接受新思想。面对军阀混战、民不聊生的社会现实，他冥思苦想，不得其解。在新文化运动影响下，他开始“因研究国故感受兴趣，而有就今文学再生而为整理国故的志向”，想通过思想启蒙运动，实现“文化救国”。

　　然而，一场席卷全国的疾风骤雨改变了瞿秋白的人生道路。1919年5月4日，北京十几所学校的学生3000余人齐集天安门前，向中国和世界宣告：“外争主权，内除国贼，中国存亡，就在此一举了！”在五四运动中涌现的一大批杰出爱国志士里，瞿秋白是其中的一员。他心头压抑的火种，即刻同这一场爱国图存的反帝反封建的大火连接在一起，熊熊燃烧起来。他“抱着不可思议的‘热烈’参与学生运动”，参加了5月4日天安门前的游行示威和火烧赵家楼的壮举，并成为冲锋陷阵的中坚分子。他作为俄文专修馆学生总代表，还担任北京中等以上学校学生联合会评议部的评议员，参与北京学联的重大决策。

　　随着斗争的深入，瞿秋白与俄专同学耿济之、铁路管理学校的代表郑振铎、汇文大学的代表瞿菊农商议，将3所学校组成北京学联的一个单位。瞿秋白成为他们之中主要的“谋主”，带领三校学生活跃在人口稠密的商业区、游览区，积极开展讲演、抵制日货等活动。

　　6月3日上午，瞿秋白带领三校学生一起参加了由北京20多所学校组织的大型上街讲演活动。来到北京内城一个街道的预定讲演地点后，瞿秋白便让同学们围成一圈，他信步站在路边一个临时搭建的小台子上，开始向过往的行人演讲起来：“各位先生，父老姐妹们，同胞们，我来给大伙报告一件事。这次在巴黎万国和会上，我们中国是战胜国，理应得到战败国德国的赔偿，可是我们不但没有获得赔偿，还要把德国强占我们的山东青岛继续割让给日本人……同胞们，中国的土地可以征服，但不可断送！中国的人民可以杀戮，但绝不可以低头！”

　　瞿秋白的演讲通俗易懂，鼓动性很强，很快吸引了许多市民。围观的群众越来越多，群情激愤，不少人跟着喊起口号来：“打倒卖国贼！”“团结起来，反对列强！”……

　　突然，人群一阵骚动。北洋政府出动大批军警把演讲现场围得水泄不通，他们气势汹汹地挥舞着警棍，驱散群众，殴打学生。这一天，他们共逮捕了瞿秋白等178名参加活动的学生。

　　爱国学生不仅没有被残酷的镇压所吓倒，反而激起更大的抗议浪潮。第二天、第三天，更多的人走上街头，游行示威，声援被捕学生。狱中的斗争也未平息，瞿秋白被推举为学生代表，领导大家继续和卖国政府作斗争。

　　北京学生的爱国壮举如燎原之火席卷神州大地。迫于全国人民的压力，北洋政府不得不于6月10日释放了被捕学生。28日，参与巴黎和会的中国代表没有在丧权辱国的和约上签字，中国人民的斗争取得了胜利。

　　消息传来，瞿秋白喜忧参半。经过慎重思考，他挥笔写下《不签字后之办法》一文，发表在7月17日的《晨报》。文章简明扼要地分析了拒签《巴黎和约》后中国政府所面临的国际局势，提出了作为主权国所应采取的三点应对策略，希望中国政府在外交中“须有手段，有眼光，勿再蹈……失败之覆辙”，“更万勿再与日本订立自丧主权之条约”。同时，他也知道“所望太奢”，北洋政府“注定是个软骨头的政府”，这在全国民众面前已暴露无遗。

　　一波未平，一波又起。7月下旬，山东发生军阀马良屠杀爱国人士的“马良祸鲁”事件，引起全国人民的极大愤慨。瞿秋白又义无反顾奔赴新的战场，他和北京、天津、山东、唐山等地代表30余人齐聚北京山东中学，并一起到中南海新华门前游行抗议，要求面见总统徐世昌，惩办罪魁祸首马良。徐世昌拒而不见，派警察头目敷衍。警察头目被瞿秋白等人问得理屈词穷，下不来台。盛怒之下，竟调集大批警察，将全体代表逮捕。罪魁祸首没有得到惩办，各地代表反而遭到逮捕，这激起全国人民更大的声讨浪潮。在强大的压力面前，北洋政府不得不将被捕代表全部释放。

　　奔波忙碌，作息失常，两度入狱，使得瞿秋白身体备受摧残，每况愈下。他大口吐血，一病数月。亲友们纷纷来信询问。他坦然如常，复信说：“干了这平生痛快事，区区吐血，算什么一回事！”

　　经过五四运动的洗礼，瞿秋白进一步看到中国社会问题的深重。一个个令人思索的问号，一串串难以解决的问题，纷纷立在他们面前：“从孔教问题、妇女问题一直到劳动问题、社会改造问题；从文字上的文学问题一直到人生观的哲学问题，都在这一时期兴起，萦绕着新时代的中国社会思想。”这些促使瞿秋白进一步去思考和探索民族的命运、中国的出路。

　　《新社会》的思想先锋

　　五四运动加快了新文化、新思想的传播，革命浪潮由此风起云涌，形形色色的社团、学会、报刊纷纷涌现，各种各样的思想、流派、学说竞相登台。好一派你方唱罢我登场的热闹景象！瞿秋白自然不会成为旁观者。

　　1919年11月，瞿秋白和郑振铎、耿济之、瞿菊农等在北京创办《新社会》旬刊。《新社会》发刊词指出：“中国旧社会的黑暗，是到了极点了！他的应该改造，是大家知道的了！……什么是我们改造的目的呢？我们向哪一方面改造？我们是向着德谟克拉西一方面以改造中国的旧社会的。我们改造的目的就是想创造德谟克拉西的新社会——自由平等、没有一切阶级一切战争的和平幸福的新社会。”《新社会》一经刊行，就迅速引起广泛关注。《新青年》认为，它是“现在一个最具有进步最切实的杂志”。

　　为进一步提升办刊水平，创刊不久，瞿秋白等专门带着刊物到箭杆胡同面见陈独秀，征询对刊物的意见。陈独秀认为，现在很需要有专门给劳动者和商界看的周刊和日报，以灌输新知识，希望考虑将《新社会》调整内容，变成一种通俗的刊物，并且就社会改革问题发表精辟见解。瞿秋白等人深以为然。

　　瞿秋白是《新社会》编辑部的中坚力量，常常夜以继日地写文章，几乎每期都有他的作品，有时一期还不止一篇。他先后发表《欧洲大战与国民自解》《中国知识阶级的家庭》《革新的时机到了！》等20余篇文章，猛烈抨击中国反动统治阶级和旧社会、旧道德、旧制度，表达建立美好新社会的强烈愿望。他化笔为“枪”，呼吁国人要有世界眼光，赶快觉悟，在风雨飘摇的旧社会里杀出一条血路，在黑暗腐朽的旧世界里放出万丈光焰。

　　随着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广泛传播，1920年3月，李大钊等在北京大学红楼创立马克思学说研究会。对于苦苦探索救国道路的瞿秋白来说，这无疑是一盏明灯。他很快加入这个研究会，开始和李大钊、邓中夏、张申府等人有了更多往来。在他们的影响下，瞿秋白开始系统研读马克思主义著作，接受社会主义思想，“倏然一变而倾向于社会主义”，就像终于觅到了改造社会的一把闪着微光的钥匙。

　　此后，瞿秋白在《新社会》连续推出《劳动专号》，发表《谁的利器》《劳动的福音》《倍倍尔之泛劳动主义观》等文章，积极宣传马克思的阶级和国家的理论，明确指出：改造社会必须实行“激烈的改革运动——革命——根本的改造”。《新社会》作为五四运动后有较大影响的进步刊物，成为宣传马克思主义的重要阵地和反帝反封建的勇敢尖兵。

　　赴苏俄考察的追光者

　　在瞿秋白心中，十月革命后的俄国有使人们从彷徨走向觉醒的真理，有使中国从黑暗通向光明的火种。他说：有志于救国救民的觉悟青年，应当到那里学到真理，把它播散给中国的劳苦大众；取得火种，把它点燃在中国的黑暗的大地。

　　1920年秋，还在俄文专修馆学习的瞿秋白，听说北京《晨报》公开招聘3名懂俄语的记者去苏俄考察的消息后，异常兴奋，一个念头油然而生：到苏俄去！

　　此时的瞿秋白，只差两个月就将获得毕业文凭和待遇优越的外交官职务。然而，为了追求真理、向往光明，他毅然决然地放弃了这一切。这个抉择立刻遭到亲友们的一致反对。堂兄瞿纯白甚至认为他以病弱之躯奔赴被称为“饿乡”的苏俄，无异是“自趋绝地”。

　　亲友们苦口婆心的劝说并没有动摇瞿秋白去苏俄的决心。他要去探求解决“中国问题”的真理，略尽一份引导中国社会新生路的责任，“为大家辟一条光明的路”。

　　10月16日这一天，是瞿秋白出发的日子。他告别同事和亲友，风尘仆仆踏上赴苏俄之路，几经辗转，历时3个月，于1921年1月到达莫斯科。自称“东方稚儿”的瞿秋白，怀抱寻觅真理、向往光明的宏愿，翻开他人生的新篇章。

　　到达莫斯科后，正赶上苏俄东部发生旱灾，瞿秋白立即下乡调查采访。他如实报道了这样的悲惨场景：“一堆一堆饥疲不堪的老人幼童倒卧道旁，呻吟转侧”，“啮草根烂泥”。在报道灾情的同时，他更加突出报道苏俄政府采取的种种救济措施：“劳农政府设着种种方法力图救济。各机关实行赈捐，没有被灾的农村，都派人募收志愿捐助的食粮。各城市中呢，举行音乐会，演剧，募捐；学生，赤军，医生，看护妇热心参加。职工联合会组织募捐队，又到灾区去调查。请外国红十字会来俄考察赈助。”

　　1921年3月，俄共第十次代表大会在莫斯科隆重召开，列宁作了重要报告。瞿秋白参加大会，深受鼓舞，撰写了长篇通讯《共产主义之人间化——第十次全俄共产党大会》，向中国人民报告了苏俄政治、经济、民族、外交等方面的状况，热情地宣传共产主义学说，说共产主义是“无国界”“自由平等”的社会，“实行共产主义真是伟大而且艰巨的‘工程’”。他希望“中国人亦应当用一用心”，走什么样的路才能使国家强盛起来，“俄国革命史是一部很好的参考书”。

　　莫斯科气候寒冷，生活艰苦。来苏俄不久，瞿秋白老毛病又犯了，“夜夜虚汗，咳嗽吐血”。友人力劝瞿秋白回国。但他觉得重任在肩，必须坚守阵地。在苏俄2年多的时间，瞿秋白采访了苏俄的众多人物，上至苏俄领袖，下至平民百姓，调查了苏俄政治、经济、文化、外交、民族等各个领域，撰写出60多篇旅俄通讯报道(其中遗失10多篇)，在《晨报》“莫斯科通讯”专栏发表了40多篇共16万余字，还编写了《饿乡纪程》《赤都心史》两部著作。

　　希腊神话里，普罗米修斯盗天火照亮尘世。瞿秋白就是这样的追光者。他用闪光的作品让国人看见了一个真切的社会主义社会，自己也更加坚定了对共产主义的信仰。1922年2月，由中国共产党派往共产国际远东书记处工作的张太雷介绍，瞿秋白光荣加入中国共产党，完成由民主主义者到共产主义者的转变。

　　1923年1月，根据党的指示，瞿秋白返回国内。他受中共中央委托，先后担任《新青年》《前锋》《向导》等刊物的主编或编辑。他运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分析中国国情、考察中国社会状况，富有远见地提出和论证了有关中国革命的一系列理论问题，为中国共产党探索适合中国国情的革命道路做出了有益探索。1927年，他担任临时中央政治局常委并主持中央工作，在湖北汉口召开中共中央紧急会议，即八七会议，确立实行土地革命和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对派的总方针，实现了由大革命失败到土地革命战争兴起的历史性转变。

　　红军长征后，留守苏区的瞿秋白在向福建长汀地区转移时，不幸被国民党反动派逮捕杀害。他用36个春秋的壮丽年华，谱写了一曲生命不息、战斗不止的凯歌。毛泽东曾给予瞿秋白高度评价：“他在革命困难的年月里坚持了英雄的立场，宁愿向刽子手的屠刀走去，不愿屈服。他的这种为人民工作的精神，这种临难不屈的意志和他在文字中保存下来的思想，将永远活着，不会死去。”

作者系市委党史研究室、市地方志办第三研究处干部

责任编辑 崔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