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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北京述闻》里的北京小史

黎晓宏

时间:2021-02-23   来源:2021年02期

  《老北京述闻》是为贯彻落实关于北京四个文化中心建设要求而策划的一套丛书,内容着重古都文化、京味文化,注重文化讲述的故事性,行文风格活泼生动,兼顾知识高度和可读性。丛书12本,以“讲好北京故事”为创作目标。在此暂且节选几个点,把这几个点串起来,或可作为一个简短的北京小史。

  蓟丘:北京城的起源

  关于蓟丘,《历史典故》《人文地理》《古都文脉》卷里都有涉及。

  最早记载“蓟丘”这一地名的典籍是《战国策》:“蓟丘之植,植于汶篁。”意思是说,汶水一带的竹子种到了蓟丘。但是,这里没有指明蓟丘所处的位置。北魏的郦道元在《水经注》中对蓟丘的记载就比较详细:“昔周武王封尧后于蓟,今城内西北隅有蓟丘,因丘以名邑也,犹鲁之曲阜、齐之营丘矣。”明确地指出,蓟丘在当时蓟城的西北角,蓟城也因此而得名。根据文献记载并结合考古发现,现在史学界普遍认为蓟丘的具体位置在今白云观西侧、会城门东南一带。

  大约在西周晚期时,燕国北上吞并蓟国,并迁都于蓟城。根据考古发现,学者们推断蓟城的位置在今天宣武门至和平门一带,蓟城也是目前可知北京市区内最早的聚落遗址,因此人们常常将它视为北京三千余年建城之肇端。

  北京至2020年已建都867年,这是从哪年开始算的呢?是从金中都开始的。公元1153年,金朝迁都燕京,营建中都,“此乃北京正式建都之始,其城址之中心,在今宣武区广安门南”。(侯仁之《北京建都记》)金中都的营建在北京的都城建设史上是重要的开端。

  北京城的前身蓟城位于永定河渡口旁,不过那时的永定河渡口不在今天的卢沟桥,而在北京老城西南部。当时的永定河干流在从石景山出山后,分为两支,一支沿老山北面东北流,今人称之为古高梁河,一支沿老山南面东南流,后人称之为水。在老山、八宝山的东面,也就是背水一面,形成一条长形的高地,由八宝山向东南方延伸,断断续续直到亦庄。在高地的中段,今广安门、宣武门一带,地势宽阔、高爽,两边有永定河干流流过,古蓟城就选址于这块两水之间的高地上。它既邻近古高梁河,也临近水,又不易遭受洪水之灾。尤其重要的是,这里成为太行山东麓大道北端的渡口要津,南来北往的交通枢纽地位支撑着城市得以长生不灭。古代的许多城池仅是基于军事政治的原因而选址建设,当军事、政治形势变化之后,城池随之废弃,琉璃河的西周燕国都城就是如此。而蓟城虽屡经战争和灾害的打击,却没有废弃,最终发展成为皇朝的都城,其重要原因之一,就是得益于南北交通枢纽的地理位置。

  蓟丘不但是古代北京重要的地理标志,在北京的文化史上还有着一定的文学意义。

  登高望远,赋诗抒怀,是古代文人最喜欢的一种情感表达方式。有着显著地理特点的蓟丘,是古代文人墨客登临赋诗、放怀抒情的理想之地。唐代著名的边塞诗人高适在《酬李少府》 一诗中就有“一登蓟丘上,四顾何惨烈” 的诗句;高适的另一首诗《蓟门不遇王之涣、郭密之因以留赠》 共十四句,前四句云:“适远登蓟丘,兹晨独搔屑。贤交不可见,吾愿终难说。” 描写了诗人(因没有遇到王之涣、郭密之)于清晨独自登临蓟丘,在飒飒晨风之中,遥望茫茫原野,不见二位好友,自己的心事无法向人诉说。

  唐代诗人中,与蓟丘关系最为密切的是陈子昂。陈子昂就是那位写下“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涕下!”的唐代诗人。武则天万岁通天元年(696年),陈子昂踌躇满志,跟随官军至此镇压契丹叛军,并数次提出进攻策略。官军认为陈子昂是一介书生,不但未采纳其建议,还将其贬为军曹。子昂失望至极,报国立功的宏愿化为泡影。这一天,陈子昂出蓟门,游览燕国的旧都城,望着霸业已经荒废的城池,慨然仰叹,想起当年乐毅、邹衍、燕昭王等诸位贤士明君的故事,于是登上蓟丘赋诗数首,这便是著名的《蓟丘览古赠卢居士藏用七首》(并序)。第一首《轩辕台》:“北登蓟丘望,求古轩辕台。应龙已不见,牧马空黄埃。尚想广成子,遗迹白云隈。”诗人凭吊古轩辕台,感叹自己生不逢时,无法实现自己的政治理想,在冷峻的现实面前,他只能“暮登蓟楼上”,“击剑起叹息”。

  建城:刘秉忠和刘伯温

  刘秉忠和刘伯温是北京建城史上被提及最多的两位重要人物。

  刘秉忠,大蒙古国及元代初期杰出的政治家、文学家。先入蒙古国忽必烈幕府,参军政要务,在忽必烈定国号时,是他建议忽必烈取《易经》“大哉乾元”之意,定国号为元。

  关于国都的选址,忽必烈经过综合比较地理、政治、经济、军事等各方面的条件,采纳了刘秉忠等人的建议,决定将都城从上都南迁至燕京,并命刘秉忠到中都勘察,为修建宫室做准备。经历多年战事的金中都,触目所及都是一片荒草萋萋的景象,破败不已。忽必烈决定放弃金中都旧址,以其东北郊外原金代离宫大宁宫的湖泊地带为中心,建设新都,命曾经主持建设上都开平的刘秉忠设计新城。

  刘秉忠根据《周易》 的哲学理念,按照《周礼·考工记》 记载的关于帝王都城建设的理想蓝图进行规划布局。放弃改造金中都,可以摆脱旧城已有设计的束缚,最大限度地将新都城的规划付诸实践。事实也充分证明,和历史上其他王朝的都城相比,元大都的城市格局和《周礼·考工记》中记载的王城规制是最为接近的。刘秉忠对元大都的规划设计,奠定了北京市最初的城市雏形。最后,元朝统一全国,元大都作为元朝的首都,成为全国的政治中心。这也是北京第一次成为统一王朝的首都,第一次成为统一的多民族封建中央集权国家的都城。

  在今天西长安街的电报大楼西边,原本有一座庆寿寺。庆寿寺又称双塔寺,因寺内有两座密檐砖塔而得名。双塔一座九级,一座七级,与金元之际两位临济宗高僧有关。九级的那座俗称海云塔,是高僧海云的灵塔。海云在蒙古贵族中声望很高。许多面向中原的政治举措,事先都曾征求过他的意见。刘秉忠便是他众多弟子僧徒中的一位。海云圆寂后,起塔葬于寺内西南隅。后来,他的得法弟子、继任住持的可庵也葬于寺内,这便是双塔中七级的那座可庵塔的由来。元大都营建之时,按照规划南面城垣原本要从庆寿寺经过,那么就势必得迁走双塔。为此忽必烈专门下旨:“勿迁,俾曲其称以避之。”于是,城墙在这里往南打了个弯,将双塔包在其内。元朝统治者对海云和临济宗的重视程度由此可见一斑。

  后来,刘秉忠的学生郭守敬又开凿了通惠河,将原本只到通州的京杭大运河往西延伸,进一步为都城的水源和漕运提供了支撑,为北京城的经济发展奠定了基础。

  刘伯温,即刘基,元末明初人,是辅佐朱元璋完成帝业的重要人物。在谈到北京城营建时“刘伯温”也是一个出现频率很高的名字。关于他营建北京城的种种传说常常作为百姓茶余饭后的谈资。但事实如何呢?实际上,当1406年永乐皇帝开始筹划迁都北京之时,刘伯温已经去世整整31年了。那么为何刘伯温“被参与”建设北京城了呢?这就是我们《传说故事》卷要讲的老北京故事了。关于北京城的传说,最多的关键词就是:刘伯温、姚广孝、八臂哪吒城。接下来我们就讲讲这“八臂哪吒城”。

  八臂哪吒城

  一说北京城的格局,人们就会想起“八臂哪吒城”。哪吒,是中国古代神话人物,活跃于明代神魔系列小说名著《西游记》《南游记》《封神演义》等多部古典文学作品。他在道教的头衔为中坛元帅、通天太师、威灵显赫大将军、三坛海会大神等,更被民间尊为太子爷、三太子、善胜童子。

  那么北京城是怎样体现哪吒的“一头”“八臂”“双脚” 的呢?

  从北京城示意图上看,正阳门是哪吒的头,瓮城的东西开门是哪吒的耳朵,门里的两眼井是哪吒的眼睛;正阳门东边的崇文门、东便门、朝阳门、东直门是哪吒的左四臂;正阳门西边的宣武门、西便门、阜成门、西直门是哪吒的右四臂;北边的安定门与德胜门是哪吒的双足……八臂哪吒北京城,是哪吒在用头朝地、脚朝天的“拿大顶”方式在支撑着北京的筋骨。可以说是哪吒面向北方,警惕来自草原的侵袭和威胁。明朝从南京迁都到北京,可谓“天子守国门”。

  关于北京内城的周长,明代《工部志》中记载“周围四十里”,《明史·地理志》中记载“城周四十五里”。根据现代测量的结果,北京内城南墙长约6690米,北墙长约6790米,东墙长约5330米,西墙长约4910米,共计23720米,约合明制43.11里。可见,无论是“四十里”还是“四十五里”,都是一个大概的数值。

  在内城的4个城角中,东南、东北、西南三角都为直角,而西北角是一个斜角。从四面城墙的长度也可以看出,西墙明显比东墙短。那么,为什么要将西北角建成斜角呢?在民间流传着一种很有意思的说法,当时朱棣命姚广孝和刘伯温设计建城,上天派哪吒前来进行指导,二人便按照哪吒带来的图纸进行临摹。这时突然刮来一阵风,把哪吒的衣角吹了起来,正好盖在西北角位置。姚广孝面对天神也不敢声张,只能硬着头皮继续画,结果就是在画出来的图纸上,西北角成了一个斜角。

  当然,这只是一个传说,对于这个问题,从古至今的学者们给出了各种各样的理由。近年来,地质勘探工作的开展,为解答这一问题提供了思路。其实洪武年间初修北京城时,西北角也是一个直角,但是这个城角恰好建在了一条西南东北走向的地层断裂带上,因此地基不稳导致城墙经常倒塌。在后面重建的过程中,被迫逐渐向里侧改筑,所以西北角变成了一个斜角。也有学者认为,洪武年间紧缩北城墙,新筑的北城墙正好从积水潭中间最窄的地方穿过,为了保持城墙的坚固和稳定,决定将积水潭的西北部分隔在城外,所以西北角依照地形而修成了斜角。

  “火烧潭柘寺,水淹北京城”

  北京有一句老话“火烧潭柘寺,水淹北京城”,我们就讲讲这潭柘寺和北京城。

  《传说故事》卷说道,刘伯温和姚广孝借用天神之力将破坏北京城的龙王龙子囚禁后,他们当然不会老实,妄想着有朝一日再出来毁掉北京城!龙公在北新桥的海眼里叫嚣:“火烧潭柘寺!”龙子在崇文门的海眼里嘶喊:“水淹北京城!”这事被刘伯温、姚广孝二位军师知道了。二人决定先让龙公、龙子的“美梦成真”……

  刘伯温按计划来到了潭柘寺。这是建于西晋时期的一座大庙,是北京地区最早修建的佛教寺庙。山后有泉称“龙潭”,庙前有树称“柘树”,所以名为“潭柘寺”。潭柘寺庙大,僧人也就多。刘伯温代表朝廷,先赏给各灶点儿一口大锅。灶台上方方正正铸好了“潭柘寺” 三个大字。刘伯温一声令下,各灶点儿生火煮饭,熊熊的火苗儿烧着“潭柘寺”,熟饭的香味在山间升腾……“火烧潭柘寺”已经实现啦!

  姚广孝按计来到了后门桥。后门桥地处北京的中轴线北部,始建于元代,当时叫海子桥;明代重修北京,把元代的厚载门更名为地安门(后门),海子桥也更名为万宁桥(后门桥)。后门桥是元代郭守敬疏浚大运河北京城内水系的一个重要节点,其前后有澄清闸,桥洞东西雕有精美的镇水兽。大运河输运物资,可以从通州的河口,一路逆水而上,直达后门桥以及其上的积水潭,这里是运河水系的一个码头。姚广孝安排了后门桥的整修工程。一方长长的石柱,石柱一头镌刻“北京城”三个字,稳稳地插入桥洞的下边,纹丝不动。然后,提起澄清上闸放水。上游积在什刹海大湖中的水,慢慢流过后门桥桥洞,浸润,升高……没用多长时间,石柱上“北京城”三个字,已在荡漾的水波之下了——“水淹北京城”又实现啦!

  这样的传说,充分体现了世人对刘伯温与姚广孝的敬重,他俩在建造北京城方面的历史功绩被人民记在心中。

  清朝廷重臣翁同,曾任同治、光绪两代帝师,他在咸丰十年五月二十三日(1860年7月11日)的日记中曾有这样的话:

  雨复至,殊无晴。京谚云: 火烧潭柘寺,水淹北京城。

  去年九月潭柘寺佛殿毁于火,今年恐有水患矣……

  翁氏的日记告诉我们:原来一百多年前,“火烧潭柘寺,水淹北京城” 这句话就已广为人知了。而查查史册,咸丰九年(1859年)潭柘寺果然是着过大火!照翁同的理解,“火烧潭柘寺,水淹北京城” 这二者,是顺承关系,或因果关系。处于京城西南的潭柘寺,其干旱以致着火,与城内是否发大水有什么因缘联系吗?这事儿若以“传说”而视轻忽过去是可以的,若以一种气象变化、水文变化而加以研究,谁说不可以呢?

  今天我们去潭柘寺,仍然可以看到潭柘寺灶台上“潭柘寺”三个字,然而后门桥整修及后海水道治理时,均未见“北京城”这个作为北京水文标准的历史物件。

作者系全国政协委员

责任编辑 任万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