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北京的书画市场

　　民国时期，北京的书画市场主要有供给者、中介机构与消费者构成。北京地区的书画家是北京书画市场的主要供给者。琉璃厂是最具特色的传统中介机构。文人学者与官员则是北京书画市场的购买主力。民国以降，书画家鬻卖书画较为普遍，他们开始积极主动地参与市场，发布润例,亦称“挂笔单”。润例的多少是以书画家的名气、地位等因素决定的。琉璃厂的南纸店是书画家挂笔单最为集中的地方。

　　书画市场的供给者

　　民国时期，北京书画市场的供给者以当时活跃于北京地区的书画家为主，清代遗老、政府官员、传统文人画家以及民间的职业书画家等，无不积极参与到书画市场中来。从身份背景来说，北京书画市场的参与群体主要为三类：

　　第一类是前清遗老，如溥心畲、溥雪斋、溥松窗、溥佐等人。他们作为清朝皇室贵族之后，均受过良好的传统文化教育，诗文书画造诣相当深厚。到了民国初年，这些失去俸禄的贵胄子弟，有的不得不以书画为生。但他们本身具备一定的物质和社会资源，虽然卖画，却都能坚持个人的艺术主张，不为艺术市场所左右。如恭亲王之孙溥心畲，书画精湛,身份特殊,通常画家刚出道是“以画求名”,他却可称的上是“以名显画”。他的作品均由荣宝斋代理,自己不用为书画的销路发愁,生活比较优越,所以在作画时能够保持较为单纯的创作心境,在技法和题材上可以视自己的喜好而定。

　　第二类是以民国政府官员身份出现的画家。其代表性人物为金城、陈师曾、周肇祥和徐鼐霖等。他们大多为文人出身的官员，这种双重身份为他们从事书画活动提供了极大便利。他们属于精英阶层，拥有丰富的社会资源，在书画市场的交易过程中扮演着决策者与推动者的角色。如由金城、周肇祥等20多人合作发起成立的“中国画学研究会”，在资金上一直得到时任总统徐世昌的支持，画会招收学员,定期举行画展、举办义卖、举办中日联合绘画展览等活动，极大地促进了北京书画市场的发展。

　　从市场的角度来归类,这类书画家并非完全意义上的职业书画家。但是这些非职业书画家在提携、扶持甚至资助职业书画家方面却起着非常大的作用,陈师曾对齐白石的提携与帮助就是一个非常典型的例证。陈师曾本人曾在蔡元培主持的教育部任职,又兼任北大画法研究会导师,也是中国画学研究会的发起者之一,他与当时的文人如鲁迅、李叔同,书画家如吴昌硕、金城、姚华、汤棣等人均交往密切,被公认为民国初年北京画坛的领袖之一。再反观齐白石,其出身为“我的祖宗,一直到我曾祖命三爷,都是务农为业的庄稼汉,上辈没有做过官,也没有发过财……父亲是一个很怕事,肯吃亏的老实人”。齐白石于1917年开始定居北京,“到了北京,仍住法源寺庙内,卖画刻印,生涯并不太好,那时物价低廉,勉强可以维持生计”。陈师曾在琉璃厂南纸店发现齐白石的润格及所刻印章,特意前往拜见,成了莫逆之交。于是两个身份完全不同、社会资源掌握程度有天壤之别的书画家产生了交集,陈师曾利用其掌握的各项资源支持、扶持齐白石的弩画生涯。据《白石老人自传》记述，“我那时的画,学的是八大山人冷逸的一路,不为北京人所喜爱。我的润格,一个扇面,定价银币两元,比同时一般画家的价码,便宜一半,尚且很少人来问津,生涯落寞的很……师曾劝我自出新意,变通画法,我听了他的话,自创红花墨叶一派”。1922年,陈师曾携带齐白石作品前往日本，参加东京府厅工艺馆的中日联合绘画展览会。“陈师曾从日本回来,带去的画,统都卖了出去,而且卖价特别丰厚。我的画,每幅就卖了一百元银币,山水画更贵,二尺长的纸,卖到二百五十银元……经过日本展览以后,外国人来北京买我画的人很多。琉璃厂的古董鬼,知道我的画,在外国人面前,卖得出大价,就纷纷求我的画,预备去做投机生意。一般附庸风雅的人,听说我的画能值钱,也都来请我画了。从此以后,我的卖画生涯,一天比一天兴盛起来。”齐白石的作品获得市场的认同与追捧，陈师曾的扶持与帮助对他鬻画之路的成功，起着关键性的作用。

　　这类书画家广泛利用其自身所掌握的各种资源从事书画活动，虽然也定制润格出售笔墨，却不以盈利为其主要目的，书画家的身份也只是他们所扮演的众多社会角色之一。例如身为司法部参事的余绍宋，虽然常有鬻画之举，但是也极其重视自己传统文人书画家的身份。据《余绍宋书画论丛》记载：“下午汪溶来，持去画一帧，云将以陈列于中日画会。余于此会不谓然，盖恶其市井气太重，不专嫌标榜也。”

　　第三类是纯以书画交易为谋生手段的职业书画家，虽然声名显赫者寥寥,却是参与市场的书画家群体中数量最多的，代表性人物有齐白石、陈半丁、陈少梅等，他们处于民国书画市场供给方的最底层，但本身艺术修养颇高。他们中的名家通过与社会资源占有者的交流合作,获得了身份及职业上的认同,最终通过市场的认可而确定了自己的书画风格。如齐白石第二次到北京(1917年)就与陈师曾、樊樊山、罗瘿公、姚华等人交好。“平生知白石画者郭葆荪,知刻者夏午贻,知诗者樊樊山,幸二三人皆在此地。白石借法源寺居之,卖画及篆刻为业,识陈师曾、姚茫父、陈半丁、罗瘿公兄弟、汪蔼士、萧龙友……秋凉回京华,天和日畅,无过北方,因在此流连二十有三载,竟使全世界知名,皆来购画。”

　　为了谋求生存，这类书画家时常会根据大众的喜好进行创作，以迎合市场的需求。如齐白石改冷逸八大一路而创红花墨叶一派,他的画作在传统的人物及山水方面,有观音、钟馗、八仙、渊明采菊……此外，齐白石也作海派流行的题材，如岁朝清供、富贵平安、清白传家、长年富贵等，这多是为了迎合市场需求而作。

　　除了居住在北京的本地画家之外，南方地区的画家也纷纷涌入北京。1928年秋，张大千由上海到北平，经陈三立介绍，认识了居住在原恭王府的溥心畲。从此张大千与溥心畲常在一起谈书论画，吟诗作赋，结下了深厚的友谊。他们的画作也多次共同在北平的琉璃厂展出，销路甚畅，因此有“南张北溥”的说法。1935年，张大千在北平卖画时，又结识了于非，于非常赏识张大千的画作，在报纸上大写文章吹捧，对大千的画笔及用纸夸奖不已，用词揄扬有过，在艺坛引起不小的轰动。此后张大千在北平多次举办画展，获得了极大成功。

　　黄宾虹寓居北平较晚，1937年，受北平古物陈列所之聘鉴定书画，随后又应北平艺术专科学校之邀任国画研究室教授、中国画学研究会评议，于是移居北平。在抗日战争时期，北平沦陷后，黄宾虹的生活跌入困境，经常三餐不济。黄当时住在北平石附马胡同，为补生活之急，不禁把心爱的名画卖掉，常以画换米。除南方画家外，北京附近城市的画家也来京城鬻画。如以卖画为生的天津画家刘奎龄也曾一度携刘继卣到北平，并会见张大千和张善等人，还为魏恩甲作《关山行旅图扇》《京剧四平山图扇》等。

　　除书画家以卖书画方式流入市场外，宫廷书画大量外流也是北京书画市场来源之一。民国时期，前清的王宫贵族、士绅官员、八旗子弟失去了赖以为生的经济支柱，旧家皆中落，但依然游手好闲，不务正业。这些人大多都有收藏古玩的嗜好，为了继续维持奢侈的生活，便开始变卖家中世代所珍藏的古董字画，成为市场的供给者，以致市场上流通着大量贵族收藏过的珍贵字画。有些贵族显宦之家已经坐吃山空，日趋潦倒。如恭亲王之孙溥心畲为母亲办丧事没钱，被迫将家中祖传的陆机《平复帖》卖给当时的著名收藏家张伯驹。

　　书画市场的中介机构

　　民国北京地区的书画中介机构，既有传统的书画经营机构如南纸店、古董铺等，也有新兴的中介机构如社团展览等。

　　民国时期，以经营南纸店、古董铺为主的店铺主要开设于琉璃厂、隆福寺、东四牌楼等地，其中尤以琉璃厂最具特色。琉璃厂最早出现的店铺是书肆，随着琉璃厂商业的进一步发展，南纸店、古董铺也渐渐出现并发展起来。据1923年出版的《北京便览》统计，设于琉璃厂的南纸店有“有信社、秀文斋、松古斋、松竹斋、松雪斋、松华斋、宣元阁、晋豫斋、敏古斋、清秘阁、翊文斋、伦池斋、资文阁、荣禄堂、荣宝斋、诒晋斋、万宝斋、静文斋、宝文斋、宝晋斋、懿文斋”等21家，其中最为著名的是荣宝斋。南纸店以经营日常文牍用品为主业,也兼及代理书画家笔单等业务。古董铺也大都集中于此，如文禄堂、蜚英阁、松筠阁、保古斋等，它们各有特色。古董铺经营范围十分广泛，从金石碑帖、文物书画到玉石瓷器、珠宝木器等，无所不包。很多文人都到琉璃厂淘古董书画，鲁迅曾多次在其笔记中提到来此购买碑贴拓片和古旧书刊的经历。孙殿起也经常光顾这里，并留下了《琉璃厂小记》等详细记录此地经营交易状况的书籍。可以说，“琉璃厂向为旧籍及字画古玩流转之总汇，学人于中物色获之者往往视若拱璧。其有备述经过，著成专书者，盖亦甚多”。

　　这时期，大多数画家会选择传统的中介机构，如南纸店、古董铺等代理悬挂笔单宣示润例。书画家挂笔单多见于琉璃厂南纸店，纸店可以收取一至二成酬金。名画家吴昌硕就曾专门到北京为其弟子陈半丁在琉璃厂两家南纸店撰写过润例，为其弟子在北京书画市场打开局势来造势。“半丁画润整张：四尺四两，五尺六两，六尺八两，八尺十二两。条幅：视整张减半。册页、纨折扇：每件一两。半丁旧友，性嗜古，能刻画，写花卉、人物直追宋元，近写罗汉变幻百出，在佛法中可称无上妙谛，求者履盈户外，为定润目如右。庚戌长夏吴俊卿。刻印：每字一两。砚铭：另议。”又如画家汪慎生山水画润例：“堂幅：八尺三十六元，六尺二十六元，五尺二十元，四尺十六元，三尺十二元，以下八元。屏条：八尺二十五元，六尺十五元，五尺十二元，四尺十元，二尺八元，以下六元。册页：每方尺二元。折纨扇：每件二元。横幅：照堂幅例，六尺以外照手卷例。花卉翎毛照润减半，仕女人物照山水例，青绿金笺均倍，临古点品写真另议，润资先惠立索劣纸油扇均不应。随封加一。癸亥七月重订。收件处：北京琉璃厂淳菁阁及各南纸店。”这里，直接在鬻卖书画的润例中写明“随封加一”，即由书画购藏者直接支付一成的交易佣金。

　　北京传统的书画销售以琉璃厂为主，还有一些分布在隆福寺及东四牌楼等地的书铺、南纸店与古董铺。20世纪20年代，隆福寺及东四牌楼地区著名书铺有文元堂、文奎堂、明经堂、带经堂、问经堂、聚珍堂、镜古堂、宝书堂等；南纸店有同心德、合昌、恒兴号、天元亨、全德昌、云锦斋、宏元号、乾兴号、宝聚成等；古董铺有大吉祥、文德轩、德泉轩、三合成、永和斋、铭记、德宝斋、义兴合、广兴隆、荣兴号、永和德、德昌、德聚恒等。南纸店和古董铺同样承接笔单业务。因此，隆福寺及东四牌楼一带成为京城琉璃厂之外著名的书画销售区。

　　还有一种中介机构是北京所独有的——挂货铺。“挂货铺”,北京旧称为挂货屋子,开设于前门南大街路东、天坛以北的路街上。这种店铺是从1900年至1948年这个时期内北京所独有的中介机构。挂货铺与古董铺在经营文物上有区别,挂货铺主要经营的文物品类繁杂,零星广泛货物的价值比古董铺里的东西偏低，以零碎文物居多。而由于其价格的低廉且时有珍贵书画古玩出现,因此备受购买者的喜好,如“天桥挂货铺时出佳品,索价较厂肆为廉”。

　　此外，有一部分书画家是通过参与社团展览这种新兴中介进入书画市场的。北京地区有中国画学研究会、北京大学画法研究会和湖社等社团组织。各社团定期或不定期举办各种美术展览活动，一方面宣传了社团的艺术主张，扩大社会影响力，壮大社团力量。另一方面，由画会的成名者代订润格，通过画会进行宣传出售近作。如湖社第四次成绩展，售出画款近两千八百元；第六次成绩展，售出画款千余元。书画社团多以直接获取利润为主。“溥雪斋自组松风画会以来，合作之作，售出甚多，有供不应求之势，近欲在邸中设立售品处为老板。” “名画家赵醒公创办醒社画会，成绩尚佳。此次在中山公园展览，出品极多，因劳致疾，遂于闭会次日邃归道山云。”

　　北京地区的书画家或通过社团组织画展，或举办个展，以期获得预想的收益。“故都六月展览会最盛，计有艺风社、燕社、湖社、晋省旅平同乡研究会，溥心畲夫妇画展、京华美术职业学校、蒋兆和绘画近作等，皆有可观。其他毕业学生，或初弄笔墨者，亦莫不亟求表，开个展览会，既可由此扬名，并能侥幸获售，何乐不为，约计秋凉尚有数月，不知尚有多少展览会出现，故都人士，眼福诚不浅也。”

　　书画市场的消费者

　　繁荣完善的书画市场除了供给群体与中介外，购买收藏群体则是书画交易能否完成的关键，处于整个市场体系的终端。北京的购藏群体包括政府官员、社会名流、文人学士、商贩市民和外国人等，他们嗜好古玩书画，构成了北京地区书画市场独特的消费群体。

　　民国时期，在北京的书画购买者中，“当时的主要顾客有前清翰林庄蕴宽、袁励准，北京政府官员汪大燮、林长林，故宫博物院院长易培基，鉴赏家朱幼平、叶恭绰、张伯驹等名人学者”。即便是在看似档次较为不高的挂货铺,也时有政界人物与文人学者前去搜集购求。“挂货铺的顾客也有军政界人物、名流学者和文化人。他们购买书画、文房四宝和较高档的瓷、铜、玉器。”不过，一旦这些购买者受时局流变而出现经济危机时，也会暂停购画，从而极大地影响到书画市场的交易。“欧战未已，古董一行，不独外人无问津者，即京朝官，亦以薪俸支发不已时，囊中稍有余钱，亦留备缓急，故厂肆水清鬼静，甚于民国元年。”

　　民国北京浓郁的文化与政治氛围，使得政府官员和文人学者在书画市场中占有较大比重，这在其他城市较为少见。北京政府官员大多附庸风雅，这些官僚不仅追捧古代书画，当代书画家的作品也被纳入他们的购求视野之内。徐燕孙曾在中山公园举办画展，“捧场者颇多，卖出各件多大字标贴某局长定，或某处长定，一若为该画增光者也”。既然徐的画作如此受欢迎，惹得众人眼红也在所难免，以致有许多人甚至包括徐的徒弟，偷偷地复制老师的作品和印章，暗中作伪卖画。

　　至于传统收藏家群体，也以具备一定文化修养的文人出身居多，如张伯驹、张允中等。琉璃厂、中山公园书画展览会等都是文人学者经常光顾的地方，他们在工作之余将游览、搜集、求购书画作品作为一种陶冶性情、满足收藏嗜好的休闲方式。如当时已经名冠京华的胡适，其在日记中记述，“1921年，什刹海荷花正开……下午游人甚多……我行礼后，也去走走，在一个古董摊上买了一幅杨晋的小画，一尊小佛”。当时北京书画市场的繁荣，甚至吸引了一些外地收藏家专程前来购买。“书藏家蒋生夫妇来平避暑……近来字画购入甚多。”“上海大藏家庞莱臣，现已来平，收购旧画之兴甚豪，王亮之吴仲圭渔夫图，已有庞莱臣君购去矣。”

　　除去附庸风雅的官员和文人外，商贩群体在当时的书画市场消费中占有很大的份额。如王一亭、陈小蝶、虞洽卿、李秋君、穆藕初、吴蕴初、陈光甫、狄楚青、杜月笙和黄金荣等人，都是十分活跃的商人。商人购买字画在当时已成为一种社会风气，有提升其身份地位之意，也是显示身份的象征。他们通过各种途径购画，有一次丰子恺举办的画展，就有许多作品被这些商人买去。此外，普通市民也喜欢购买书画，而且数量众多。由于他们是社会中收入居中的阶层，其购买书画作品主要为装点居室所用。

　　除了国内买家，当时的外国人，尤其是日本人购求中国书画的风气颇为浓重，“日人之订购先生吴昌硕及白石画者，岁必数千幅”。被誉为北平广大教主的金城“以摹古得名，专以宋元旧迹，输送日本……其画青绿浓重，金碧渲填，日人购之，盖兼金焉”。日本购求者的大量需求也在一定程度上刺激了民国北京书画市场交易的繁荣。

作者系北京市社会科学院历史所研究员

责任编辑 崔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