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术基石与阐释限度——读《荷尔德林后期诗歌》

　　荷尔德林之东渐，可能是德国精英里较晚的一个人物，郁达夫在那篇有名的《歌德以后的德国文学举目》中并没有提及荷尔德林。但从早期德风东渐的两个重要渠道，即德国传教士、留日学人二群体中已可约略见其痕迹。

　　至少早在1907年王国维已提及荷尔德林，虽然是顺道点名，但可谓“已发先声”，他取克莱斯特、荷尔德林二人来衬托黑贝尔，谓：“以戏曲言，则直薄克来斯脱之垒；以诗歌言，则与海迭林相颉颃。其对纯美之感情，仿佛海氏，而欲别抉人生之生活及性情之真相以描出之，其思想之深又仿佛克氏也。”

　　到了1930年代的清华学子群，如季羡林、杨业治、李长之等人均不约而同聚焦荷尔德林，或以其为学位论文，或终身专治其诗，表现出觉醒相当之早的学术敏锐性。不过这恐怕与其时德国学者的引导有关系，其时艾锷风（Gustave Ecke, 1896-1971年）任职清华外文系，他对荷尔德林甚有兴趣，季羡林的论文就是他指导的。

　　当然，现代中国以专业眼光和诗人禀赋发现荷尔德林的，自然还是冯至。从北大求学时代就接触到荷尔德林，再经由1930年代的留德之际接触到荷尔德林的“重振之风”，冯至对荷尔德林兴趣颇为浓厚。遗憾的是，前代学人在这一领域基本上只是“发凡起例”，基础翻译和深度研究则有待来者。自1990年代起，系统翻译逐渐起步，如顾正祥、戴晖、先刚等人陆续翻译荷氏作品，但若就学术研究而言，中国学界系统性的荷尔德林译介研究仍有待展开。

　　从早期的翻译尝试，到近来荷尔德林译文逐渐出世，我们可以看出新世纪学术的进步。而刘皓明博士著译的《荷尔德林后期诗歌》，更是汉语语境里的一部重要著作。我相信，后来者必然要以此为基础，继续深入进行荷尔德林及与其相关的德国文学史、思想史研究。

　　此著之贡献有三：一是试图将翻译与研究相结合，专门列出译文卷与评注卷；二是努力探讨文本背后的语境关联，借助西方学界的已有成果，汇编学术性的资料集，具有较高的学术层次；三是努力提出自己的解释框架，有明确的思想史意识。荷尔德林的意义，就在于其超越了狭隘的文学本身，而进入到阔大的“诗—思”对话之境界，这也是日后海德格尔为何不断以其为对象加以发覆的重要原因。

　　当然，如此表彰此著之贡献，并非就是同意作者的思路。说实话，在具体的翻译细节和理解上，我有些很不赞同的意见，而且正是因为作者极为强烈的主观建构意识，使得其翻译史的价值也必然打了折扣。因为德系诗人的最大特点，就是其作品具有极为广阔的阐释空间，多义性比较明显，对于不能直接接触原文者比较困难。翻译者若能意识到这个陷阱，尽量保持这个维度是必要的，因为不必“强不知以为知”，也不必“强己知为众知”。

　　譬如最为核心的一个概念，就是“父国”（Vaterland），原词当作“祖国”解。当然有的情况下要凸显宗教意义，译为“父国”也未尝不可通融。但如果强求一律，将此词一概译为“父国”，则未免削足适履，让人很觉别扭。稍微引申开去，还有“父国咏歌”（vaterlaendischen Gesaengen），本来就是“歌咏祖国”之义，如此规定之，似求之过深，且压抑了读者想象之空间。而且不仅是对荷尔德林，对其他相关精英人物，作者似也“一个也不放过”，将席勒的《欢乐颂》（an die Freude）改译为《致喜乐》，译诗凸显宗教氛围。其实歌德、席勒等人虽也难免宗教背景之制约，但主要还是一种泛神论思想。作者如此显出“新意”，不由使我心生疑窦，何以为之？

　　如谓不信，我们就解剖一只小麻雀，以那首享有盛誉的《如当节日的时候》为例。这首诗的宗教背景很明显，包括Gott一词的直接出现，但将其译成“父”似太过“矫作”，不如就直接译成“天父”反而更自然亲切。我始终认为问题可能出在作者的主观意识先行上，因为他虽然批评自格奥尔格到海德格尔以来将荷氏神话的传统，但其实自己也不自觉地陷入进去。以此诗的第一节略作比较：

　　刘皓明译文：

　　犹如在节日里，去看田野，

　　一位农夫走出，在早晨，当

　　自炎热的夜里清凉的闪电陨落

　　整夜，远方还在鸣雷，

　　那条河重踏进它的干岸，

　　地面鲜绿了，

　　还有葡萄藤滴淌来自上天

　　的喜雨，在宁静的阳光里

　　树林中的树木闪亮伫立：

　　孙周兴译文：

　　如当节日的时候，一个行走的农夫

　　望着早晨的田野，昨夜风雨，

　　从灼热的黑夜迸发出清冷的闪电，

　　遥遥地还隆响着雷霆，

　　河水又从河岸回落，

　　大地郁郁葱葱，青翠欲滴，

　　天空令人喜乐的雨水

　　洒落在葡萄树上，

　　小树林沐浴在宁静的阳光下：

　　总体来说，这两版汉译都没有意义上太大的出入，略有歧异也属范围之内。但比较一下译文，我们就可以感受到非常不同的“语境设置”。孙译让我们感受到作为大诗人的荷尔德林的气象；可如果读刘译，恐怕就像很多中文学人质问我的那样，歌德、席勒凭什么是大诗人。所以，就汉译之诗的角度来要求，高下立判，似乎不必多言。孙周兴对诗的感觉把握相当好，而且善于“创造转换”，以局部的细节牺牲而换取整体格局的大诗气象，很有开辟翻译史新境的可能。刘氏固然对汉语的诗化语言把握不佳，同时也显出对诗语言似乎“隔”得厉害，另外也可能是其主导思想的原因。

　　通过专有名词的改译进行一种思想史的刻意建构，如此则此书确为“有我”之书，非人云亦云可比。可如作者将黑格尔的“世界精神”（Weltgeist）概念翻译成“世界的灵”恐怕大可商榷。因为黑格尔的世界历史哲学自有其自我建构之体系在，不可“混为一谈”。Geist当然可以做多义解，但至少在黑格尔这里，似不可解作“灵”，更没有作者试图引申的宗教意义。而在荷尔德林，他虽然有比较清楚的宗教背景，但我还是更倾向于将其作为一个典型的德国古典时代知识精英来看待，这样方能略为接近其本质所在。我们很难想象，这样一个天资挺拔、负有时代使命感、且与席勒有着如此亲密的精神交流的青年知识人，会如此依赖宗教的力量，虽然德国宗教的背景确实不容忽视。

　　黑格尔将世界历史划分为四个阶段：东方世界——希腊世界——罗马世界——日耳曼世界。他强调：“‘精神的光明’从亚细亚洲升起，所以‘世界历史’也就从亚细亚洲开始。” 在我看来，黑格尔的这种对世界历史的把握，主观色彩过于浓厚，即最终将使命归结到本民族身上来，有过于浓烈的民族——国家色彩。在这样一种背景下，黑格尔之谈“世界精神”，乃是具有强烈的自我建构意识的，这一“精神”翻译至关重要。如果说黑格尔是在谈“世界的灵”的话，恐怕太过牵强。

　　对“世界历史”的关注其实并非始自黑格尔，赫尔德就对“世界历史”问题很关注，席勒亦同样提出“普遍历史”（Universalgeschichte）的概念，其实亦可作“世界历史”看。世界精神——世界历史——世界公民等概念构成一组有机的关联体，不宜轻易分割。譬如黑格尔如此解释“民族精神”（Volkgeist或der Geist des Volkes）与“世界精神”（Weltgeist）的关系：“国家在它们的相互关系中都是特殊物，因此，在这种关系中激情、利益、目的、才德、暴力、不法和罪恶等内在特殊性和外在偶然性，就以最大规模和极度动荡的嬉戏而出现。在这种表演中，伦理性的整体本身和国家的独立性都被委之于偶然性。由于各民族作为实存着的个体，只有在它们的特殊性中，才具有其客观现实性和自我意识，所以民族精神的原则因为这种特殊性就完全受到了限制。各民族在其相互关系中的命运和事迹是这些民族的精神有限性的辨证发展现象。从这种辩证法产生出普遍精神，即世界精神，它既不受限制，同时又创造着自己；正是这种精神，在作为世界法庭的世界历史中，对这些有限精神行使着它的权利，它的高于一切的权利。”

　　恩格斯对黑格尔的这点贡献予以充分肯定：“黑格尔第一次——这是他的巨大功绩——把整个自然的、历史的和精神的世界描写为一个过程，即把它描写为处在不断的运动、变化、转变和发展中，并企图揭示这种运动和发展的内在联系。”如果这些“精神”都处理为“灵”的话，后面的推论就很难成立了。

　　但瑕不掩瑜，无论如何，这部煌煌三大卷的著作，代表了汉语学界关于荷尔德林翻译、绍介、研究的一个高度，也体现出一个学人执著于学术的精神。仅就此点而已，也深值表彰。其所涉及的翻译史、文学史、哲学史、学术史等诸多议题，更是值得深入展开的，或许这是中国“德国学”或“日耳曼学”从无到有，可以开始的对话平台之一。

　　当然，需要提出的一点是，我虽然就诗艺角度对此书的翻译给予批评，但也要客观地指出，作者之所以做这样的坚持，有其特定的翻译理念。就翻译史角度看，或许可以视作自鲁迅先生而来的“硬译”立场，他不是不知道这样做的可能效果，而是试图通过这种方式来尽可能从他理解的角度为读者提供荷尔德林的“真面目”。也就是说，在中文资源和风格上，想尝试或者实验履行和合本圣经翻译的一些原则和做法，结合深受日文反哺影响的现代书面语和白话诗歌语言之前的口语和书面语。希望用这两种现代中文读者觉得陌生的因素，冲击我们早已接受且失去自我意识的语感和对异国诗歌的期待。效果如何，需要读者诸君评说，就我这个偏向“艺术”的人来说，认识其价值并尊重之，但不喜欢。当然这样的个体品位，不会影响此作的翻译史价值。

　　近来颇有学者提及各国别研究的学术层次和具体的“外国学”问题，如俄国学、美国学、日本学等，我以为是很有见地的。随着中国的不断发展，以世界为范围的“外国学”的兴起是题中必有之义。但在日耳曼学（包括德国学）方面，我们做的还很不够。就中国日耳曼学的建构而言，有三方面的工作属于非常基础性的：一是学科建设的理论架构和策略研究，既要包括学科本身的理论自洽，也要有宏观学术史视域指导下的方法论创新，这是本学科迫切需要的；二是学术史的清理工作和学术伦理意识的确立，具体言之，是在学科史清理与学统认同的基础上，进行大量细致的个案研究；三是学术基础性资料的组译、编纂、汇注工作。刘皓明先生此著确实是开辟了一个新的工作范式，值得中国的日耳曼学研究者步武之。当然，诗说到底是诗，而非学术著作。所以，就文学史角度而言，则刘译之诗不必评价太高。其重要贡献更在于这个相当厚实、具有学术价值的评注本给我们带来的学术工作的“范式意义”。

作者系同济大学特聘教授、人文学院文化史与文化哲学博士生导师

责任编辑 任万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