居庸关与杨家将传奇

　　“天下九塞，居庸其一焉。”居庸关是京北长城沿线上久负盛名的古关城，素有“天下第一雄关”的美称，自古与嘉峪关、山海关齐名。因其地势险要，故位三关之首。郦道元《水经注》中曾如此描述居庸关：“南则绝谷，累石为关垣，崇墉峻壁，非轻功可举，山岫层深，侧道褊狭，林鄣邃险，路才容轨，晓禽暮兽，寒鸣相和，羁官游子，聆之者莫不伤思矣。”正因为居庸关就筑在这样一个深山峡谷(关沟)中，所以也就成为了“控扼南北之古今巨防”的军事攻防重地。

　　“辽海吞边月，长城锁乱山。”历史上的居庸关曾发生过许多大大小小的战役，谱就了一首首动人的战歌。其中，流传甚久的当数杨家将的故事，至今居庸关周边还保留着不少与杨家将有关的传说，诸如穆桂英点将台、六郎拴马桩、五郎卸甲洞、五郎像等，它们广泛分布于“四重关”和“关沟七十二景”中，给这片地方增添了不少人文色彩。

　　进关沟首先得经过第一重关，也就是南口的所在地。相传，杨六郎追辽兵至一座山峰附近，途中饥渴难耐，马儿也干渴得没了力气，不停地嘶鸣。六郎无奈，只好停下歇息，对马儿说道：“我知道你渴了，可我们的水已喝干，如果你能自己找到水就喝，找不到我们就只能继续赶路了。”没想到，马儿竟颇有灵性，走到一处嗅了嗅，便用前蹄挖了下去，不一会儿果然有泉水涌了出来。此地因为有了水，慢慢地也就有了人烟，居住的人多了，便形成了一个村子，这个村子就是今天的“马刨泉村”。据说在这口泉眼附近原来还留有杨六郎的拴马桩。如今虽然山峰还在，但石桩已无，只空留余音，引人遐想。

　　居庸关关城为第二重关。在居庸关关城的一处山涧中有一大卧石，高约三米、平面约有五六十平方米，上刻“仙枕”二字。相传，穆桂英曾在这块石头上点过将，故这里也称“穆桂英点将台”。北宋年间，辽兵大举进攻中原，穆桂英挂帅，率领杨家儿女及众将士大战辽兵，打得辽兵节节败退，正当要乘胜追击的时候，怀有身孕的穆桂英突感不适，怕是孩子即将出世。败退到居庸关北的辽兵听闻此事大喜，认为这是一个好时机，立刻停止败退，重振旗鼓，准备再战。而这边穆桂英刚刚分娩不到三天，便接到紧急战报，作为一将之帅的她心系战事，顾不得刚刚出生的孩子和自己尚未恢复的身体，便立即披挂上阵。众将官十分担忧，上前阻止道：“元帅，你刚刚生产，身体尚未恢复，怎可上阵杀敌？辽兵反攻，自有我们抵挡，你还是留在帐内好好休息要紧。”穆桂英大喝：“大敌当前，身为元帅，我怎有坐帐不出之理？！”说完，便将婴儿交给侍从，传令三军，开赴前线。众将士听闻元帅分娩而辽兵趁虚而入原本十分慌乱，此刻见穆桂英不顾身体虚弱出现在了点将台，仿佛吃了一颗定心丸，士气大增。辽兵正要反攻宋营，忽见穆桂英在点将台上披甲上阵，以为穆桂英分娩是道听谣言，吓得连忙向北撤去，一直退到今天的八达岭外。直到今天，这块点将台上还留有穆桂英的两个大大的脚印和二十八个帐篷杆眼呢。

　　沿着这段路向前行，过居庸关不远处，一座山腰上有个三角形的洞口。洞口不大，里面有五、六平米。传说在金沙滩一仗中，杨家将伤亡惨重，有的被乱箭射死，有的被马踏死，有的失落北方。杨五郎流落到此，想起惨烈的战事和逝去的亲友，内心悲愤欲绝，此刻的他本已心灰意冷，无心战事，但这时他刚好看到对面的山腰上的那个山洞。他望着那个山洞，心想放下未尝不是一种选择，于是，卸下身上的残破盔甲，将盔甲存放在了山洞里，然后转身离去。民间传说他此去削发出家当了和尚。后来这个洞就被人们称为了“五郎卸甲洞”。

　　此外，在紧靠铁路的山石上还有一个小庙的遗址，当地人称“五郎庙”。山石上还有一尊佛像雕刻，人称“五郎像”。民间相传杨五郎曾在这里藏身，后来，孟良、焦赞还曾来此寻过五郎，但没有找到。原来是杨五郎偶遇一位老法师，老法师得知此事后，施了道法术，结果在五郎藏身处的石壁上，便出现了一尊五郎盘膝闭目的石像来。两位将军上来一看，发现了石壁上的五郎像，他们断定五郎定是落发为僧了，只好回马报信，不再追赶。还有一说则认为这尊佛像是“六郎影”，是宋王为纪念杨六郎雕刻的。据说抗日战争时期，日军得知杨家将是中国著名的民族英雄，便想借机侮辱。他们找来枪法精准的鬼子兵，并排站在“六郎影”下一齐往上射，但奇怪的是，射出的子弹全部打偏，无一射中，当地的老百姓都说这是六郎显灵。

　　纵观以上的杨家将故事，我们不难看出，不论这些故事是真是假，但它反映出的民族精神却已成为“第二真实”，并影响着一代又一代的中国人。

　　事实上，历史上杨家将抗击辽军并不曾到达过居庸关所在的关沟，但居庸关附近却有如此多的杨家将传说以及为之命名的地方风物，我们如何解释这种现象呢？笔者认为有以下几方面原因：

　　一是居庸关在历史上有着特殊的战略位置。在古代，居庸关历来是兵家必争之地，所以在百姓心目中，杨家将的故事不但可以发生在山西的雁门关、河北的紫荆关，也可以发生在北京的居庸关。

　　二是杨家将故事本身的传奇性。以杨业为首的杨门祖孙四代屡次征战沙场、保家卫国，战功赫赫。但可惜的是拥有远大抱负的杨业却“出师未捷身先死”，被奸臣所害。即使这样，杨家一门也没放弃报效国家的决心，他们的故事本身就带有传奇色彩，具有英雄传说的性质，以致于他们的故事能在后世流传千年而不衰。郑振铎说：“在中国社会中，北宋杨家将与唐之秦琼、尉迟恭、薛仁贵，汉之关羽、张飞有同样的威权，他们的故事是最为一般民众所歌唱传说的。”

　　三是民间传说与地方风物的结合，赋予了传说的真实性与文化价值。正如梁家胜所说，“地方风物传说具有人文历史和民俗文化的内涵，是处于某一地方‘小传统’的当地人对家乡故土风物的一种‘群体记忆’和‘文化阐释’。通过与地方风物的结合，民间传说成为负载人们情感取向和心理指归的会说话的‘文本’，并建构出属于乡土社区和乡民自己的自然空间与文化场域的阐释体系”。居庸关的人们将这里的泉水、石桩、石像、石壁等与杨家将故事联系起来，赋予了它们丰富的文化内涵，而杨家将故事作为一种“群体记忆”，当地人通过物化的方式将它融入到真实存在的事物中，一方面增加了传说故事的“真实性”，另一方面又借此表达了自己的情感寄托。

　　四是满足了当地百姓特定情境下的心理需求。《小历史与大历史：区域社会史的理念、方法与实践》(赵世瑜，北京大学出版社，2017年)一书这样阐述，“人们对自身历史的记忆不仅是一种社会的建构，而且是出于他们面临具体的生活境遇时的需求”。历史中生活在居庸关周边的百姓经历过战火的洗礼，他们需要一种心理支撑与慰藉，杨家将的英勇无畏、爱国忠诚符合他们对英雄的期待，对战争胜利的希望。在抗日战争时期，与其说民众需要“六郎显灵”警告、惩罚日本鬼子，不如说是民众自己对抗邪恶、守卫正义的一种映射，是一种社会价值观的民间体现。

　　居庸关下的杨家将传说不再是局限于这个特定场域的传说故事，而是一个集合体，是居庸关的实物象征与以杨家将为代表的家国一体的爱国情怀建构，在这种建构过程中形成了中华民族精神家园的象征，它已经成为保家卫国、自强不息的现代民族主义的话语体系的一部分。

作者系中国艺术研究院研究生院艺术学系硕士研究生

责任编辑 崔晓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