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庸与歌德的试比较

　　金庸(1924-2018年)的著作曾伴随了我们少年时代最美好的记忆和岁月，那个时节，是一个多么天真烂漫、生命如花的时候啊！就如同“五四”那代人读到《少年维特之烦恼》一样，在上世纪80年代少年的我们的心中，读到《射雕英雄传》，就是一种从未有过的激越的心情，它勾起我们少年的情怀和理想，寄托我们少年的心绪和感情。更何况，还有电视录像的助威助兴。每当银幕上响起“依稀往梦似曾见，心内波澜现”的歌曲时，内心就激动不已，而要落座观影，期待看到那引弓射雕，气势磅礴的大漠场面，黄日华和翁美玲所塑造的郭靖、黄蓉形象，恐怕是永远留在心底里的纯正的梦！

　　最忘不掉的，是郭靖的射雕英雄形象。当黑雕欺凌白雕，郭靖依华筝之请，洞穿两只黑雕，并献给成吉思汗时，真是弯弓射雕，英雄了得。这段描述颇为精彩：“郭靖接过弓箭,右膝跪地,左手稳稳托住铁弓,更无丝毫颤动,右手运劲,将一张二百来斤的硬弓拉了开来。他跟江南六怪练了十年武艺,上乘武功虽然未窥堂奥,但双臂之劲,眼力之准,却已非比寻常,眼见两头黑雕比翼从左首飞过,左臂微挪,瞄准了黑雕项颈,右手五指松开,正是：弓弯有若满月,箭去恰如流星。黑雕待要闪避,箭杆已从颈对穿而过。这一箭劲力未衰,接着又射进了第二头黑雕腹内,一箭贯着双雕,自空急堕。众人齐声喝彩。余下的黑雕再也不敢停留,四散高飞而逃。”这是射雕英雄最为形象的描述，也可见出金庸刻画人物的精彩绝伦，确实是文中圣手。这一点在电视剧中表现得最为出色，当黄日华弯弓凌空，虚拟待射之际，正是英雄形象呼之欲出！

　　陈平原先生称金庸成功的秘诀在于“超越雅俗”，诚然。其实，二元对立的思维观念，乃是西方带给我们的。中国文学史上的雅俗之分，未必就有那么严格，白话和文言时有渗透，二者共同构成了传统的文学大厦。金庸的成功，是一个很令人惊奇的文学史现象，它的略带文言的语言色彩，其实是成功的一个很重要基础，至于内容上的丰富多彩，精神上的自由独立，更是其自立于文学之林的独到之处。我们看《笑傲江湖》里的政治江湖的险恶和人性的未泯，《天龙八部》里的佛家慈悲和英雄末路，《倚天屠龙记》中的群雄并起与豪杰无奈，还有《雪山飞狐》的一日见全剧的精彩叙事结构，即便是《白马啸西风》《越女剑》《鸳鸯刀》这样的小制作，也都能见出大家手笔的“举轻若重”。金庸构建了一个无人可以追比的江湖世界、英雄世界，也是一个真正的文学殿堂，甚至可以说，他塑造的每个形象都栩栩如生，立定在文学史的凌烟阁里。

　　然而，金庸又是大有遗憾的，如果从严格的世界文学史意义上来衡量，他较之文学大家，总似乎还缺了些什么，这就是一种对于文学的执著追求。或许，这也正是他的聪明之处，见好就收，适可而止，用一句江湖的话来说，就是任逍遥。

　　我们看看歌德的一生，那是一个多么具有创造力的生命啊，在晚年连续完成了《麦斯特》与《浮士德》两部大制作，虽然还有《埃尔佩诺》这样未完成的断片，但那是难以解决的问题，总体来说，他是作为一个完成了的大师走的。然而，金庸没有，金庸完全可以成为与世界文学史巨子比肩的大师级人物，但是还需要作品来证明，《鹿鼎记》固然是空前绝后，但在思想的力度上还是欠了些。

　　金庸的晚年，余裕有暇，生活无虑，倒是潇洒，可以出任浙江大学人文学院院长，甚至可以再读两个博士，但却坚持自己的“封笔”，从此再也没有涉足过文学创作。在个体选择上，金庸无可指责，这是一个个体面对生命的自然应对，他有其自由和兴趣。但在文学史上，我们不能不说这是一个极大的遗憾，因为金庸和梁羽生、古龙都不同，他绝不仅仅是一个武侠小说家，他完全有着驾驭鸿篇巨制的能力，有着向更高的峰巅冲击的能力，也有着实现这些目标的可能性，他不能实行自己的“暮年变法”，实在是文学史上的巨大遗憾。1975年金庸就搁笔了，这是多么漫长的四十余年岁月啊！这是可以创造出多少伟大作品的光辉岁月啊！可惜，它已弹指而过！

　　中国文学进入世界文学的机遇，在每个作家的笔下，只要努力前行，就一定可以用自己的文学世界构筑一条通向世界文学的道路。而其中的关键，则在于生命不息，笔耕不止，向着探索和沉思的方向前行。

　　我们拿歌德来做例子比较一下。歌德的一生“很像浮士德，在生活进程中获得苦痛与快乐，但没有一个时辰可以使他真正满足”。他最大的特点就是不断地变，不断地有新的想法，不断地进行新的追求，从莱比锡大学身心破产后逃回故乡，从各个情人身边数次逃脱，从魏玛的官位上转到意大利去私人旅游，从意大利又回德国，从文学入政治又从政治入科学，从西方到东方……这不断的变化，其实是在“不断经历着各式各样人生形态的过程中重新发现着自己”。可我们会发现，歌德虽然有时似乎在不断逃避些什么，但有一点他却是始终在岗位上的，就是对于文学艺术创造的职责。他始终没有放下手中的笔，始终是在坚持着自己的艺术家使命的。《浮士德》是他用了六十年时间完成的，而《麦斯特》也延续了将近一生的心血，还有一部没有完成的、试图调和东西方思想的《埃尔佩诺》……这是一种何等顽强、执著而又倔强的艺术生命啊！这就是一部“不断创造”的历史，这就是一个伟大诗人应该坚持的征程。

　　在这一点上金庸绝对没有歌德这么执著，他的小说创作主要是为了赢得《明报》的市场需要，大致属于“妙手偶得之”的感觉。对于艺术家使命的有无，或许正是金庸与德国古典那代人的差距所在。席勒对自己作为艺术家的生命，有着非常清醒而自觉的岗位意识，他要求一个真正的艺术家“既摆脱了那种乐于在转瞬即逝的瞬间留下自己痕迹的虚夸的‘经营’，也摆脱了那种急不可待地要把绝对的尺度运用到贫乏的时代产物上面的热狂，他把现实的领域交给以此为家的知性，但是，他也努力从可能与必然的联系中创造理想。他的这种理想，是用‘幻觉’和真理塑造的，是用他想象力的游戏和他事业的严肃铸造的，是用一切感官的和精神的形式刻画出来的，并且不声不响地把它投入无限的时间之中”。可是问题在于，“并不是每个在灵魂中有这种炽热理想的人，都有创造的冷静和伟大的耐心，把这种理想刻入无言之石或灌注成质朴的文字，交托给时代的忠实之士”。这里说得很明白，有理想者还需要有坚忍的品质，如此才能脚踏实地，真正地实现承担时代任务的使命。“创造的冷静与伟大的耐心”，这正是一个时代的文化使命承担者表现出的可贵品质，也是为此文化所化之人所必须具备的基本素质。用这样的标准衡量之，我们似乎确实欠缺些什么。

　　歌德的另一个特点，是不断地学习。他有着非常强烈的求知意识，对西方传统文化和日耳曼本族文化不用说，对东方文化他也孜孜不已，譬如他至少深入地接触了伊斯兰文化(包括波斯-阿拉伯等)，比较系统地“精神漫游”了中国、印度与日本，这些在他的借书记录中都有很好的体现。在歌德心目中：“知识的历史是一支伟大的追逸曲，这支曲子里渐渐响起各个民族的声音。”正是这些人类不同民族文化的大合唱，在歌德的思想世界里形成了相互激荡的促思之可能。金庸也学习，而且正经其事地入大学注册读博士，他在香港这种中西文化交汇之地，自然也不乏对西方文化的了解，但在何种程度上形成对于世界文化的求知意识，并将其援为自己的知识资源，这是一个值得追问的问题。

　　歌德还有一个优点，就是能够直面时代的问题，能够有一叶落而知天下秋的敏感度，并进而呈现出理论认知上的亮点。譬如他对现代性以一种狂飙方式袭来有着相当清醒的认识，在《威廉·麦斯特的漫游时代》中对此作出了描绘，作为家庭纺织业领导人物的苏姗娜夫人(Frau Susanne)面对机器生产威胁职业的生存恐惧可以视作一例，用她的话来说就是：“机器的剧增使我又惊又怕，它如山雨欲来，虽然速度缓慢，但却方向已定，不容抗拒。” 再譬如早在19世纪初期，他就提出了“世界文学”的概念：“民族文学在现代算不了很大的一回事，世界文学的时代已快来临了。现在每个人都应该出力促使它早日来临。” 这个“世界文学”的概念虽然此前也有维兰德提出，但真正在理论意义上阐发并且在后世产生巨大影响的，是从歌德这里开始。金庸也有自己的精彩论点，譬如他在北大演讲，强调从种族冲突和民族文化交融的角度来理解中国历史，但显然没有引起太多的关注，因为这些方面如陈寅恪都已经有所提示。

　　我们比较一下就不难发觉，金庸和歌德之间，还是有着一定的差距的。所以我说，德国古典时代“不仅是德国文化史上的巅峰时代，也是一个人类文明史上极度辉煌灿烂的年代，那一代的德国知识精英，他们要寻找的是德意志民族的传统与光辉，但同时在不自觉中也将德意志送上了人类历史的文明高峰” 。那是一个“天才成群结队来”的时代，金庸时代显然不是，就出现了他这么一个人物，而且是在中国文化当时“万马齐喑究可哀”的情况下出现的。

　　当然，金庸也有些优点，是歌德、席勒们比不上的，譬如他以武侠小说这种形式，“飞入寻常百姓家”，赢得了巨量的读者群，这种蝴蝶效应，是纯文学作家们很难比拟的；他的浅近文言的雅白话形式，也使得汉语语言在他笔下有了一种特别的张力，可算得是“五四”以后最成功的语体尝试；他对中国传统文化内核特质的穿透，与以上揭示的语言、形式放置在一起，就形成了一种特殊的文学模式，称之为金庸模式的“千古国人侠客梦”，或许也不算夸张。虽未必就是“后不见来者”，但绝对是“前不见古人”。总之，金庸以他的特殊形式，深刻地介入了现代中国的文学、语言和文化模式构建，并成就了自己的“一家风格”，甚至是最具独创性的。相比之下，我们对金庸的深度研究还远远不够，对于金庸作为政论家、作为报人的一面还远远没有发掘出来，而金庸所造就的这个文学世界，则是中国文化的一个缩影，是一个具有永恒价值的文学典型，更值得我们深入开掘、细加研究。这是一个饶有意味的现象，在香港这个地方，在20世纪下半期出现了金庸这样的人物，一手写武侠小说，一手担铁肩道义，而且两者都取得了巨大成功。作为小说家的金庸，足以列入中国现代文学史的顶级人物而无愧。作为报人的金庸，则也是传媒史上无法绕过去的人物。作为文学家的金庸，给我们构建了一个关于江湖的文学世界，虽然其内容是武侠的，但其文学世界关乎的则是中国人及其人性的普遍性，可谓是“千古文人侠客梦”，其实，又何止是文人！我们甚至可以说，在所有的中国人的心里，都留存着一个不变的侠客梦，那里有我们的文化，有我们的精神，有我们的血液，有我们的理想，有我们的情怀，有我们的青春，有我们的记忆。金庸的武侠世界，就是中国文化的基因库啊！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可以说，金庸是不朽的，金庸是伟大的，金庸是一个民族的文化记忆！

　　然而，金庸毕竟是可惜的，往那世界文学最高殿堂的凌烟阁迈步的机会，他轻易就错过了。四十余年的弃笔闲居，自然是一种“此中有真意，欲辨已忘言”的禅家境界，但却绝不是一个大文学家该表现出来的对艺术家责任的理解。

　　往者已矣，我们不必苛求前贤，毕竟一代人有一代人的局限，一代人有一代人的命运。但一代人也有一代人的文学，一代人有一代人的使命。中国文学面临的，是一个亘古未有的大时代，技术手段的日新月异、资本控制的日益深入，都为未来的人类文明提出了重大的时代命题，新一代的应时崛起不该脱离了这个大背景来理解。金庸大致可归到天才之列的，他的武侠小说创作，自有其“文章本天成，妙手偶得之”的不可复制性，后人能否超越，仍未可知。但从此树立起的标杆，就是为后来者提供一个可以参照的标尺。大陆新武侠的创作也曾经轰动一时，但如何能百尺竿头更进一步，贡献出具有经典意义的作品，仍是文学史上不可回避的基本课题。金庸的意义，或许也正在于此，前贤已然“崔题诗在上头”，后来者究竟该如何迈出自己的步伐？

作者系同济大学特聘教授、人文学院文化史与文化哲学博士生导师

责任编辑 任万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