昆黄音韵绕梁的江西会馆

　　北京作为全国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聚集了来自全国各地各色人等，其会馆之多居全国前列。沈德符在《万历野获编》中说：“京师五方所聚，其乡各有会馆。”

　　江西是最早在京设立会馆的省份之一。早在明代永乐年间，北京出现了三座县馆，其中江西占其二，分别是浮梁会馆和南昌县馆。另外最早建立的省馆，是明嘉靖年间建立的江西会馆(铁柱宫)。浮梁会馆和南昌县馆都集中在正阳门外。这里虽然位于永乐时期的北京城外，却是当时离城门和去往南方的官道最近便的地方。作为有据可考的浮梁会馆创办人金宗舜，应与安徽芜湖会馆的创办人俞谟一道，被尊为北京会馆史的开创者。

　　江西在北京的会馆数量也是最多的，共计120座，其中省馆12座，府馆46座，县馆59座，商业行业馆3座，上述会馆置设附产共计39处。

　　值得注意的是，在120座会馆中，有17座建于明代，如果再加上建于清前期的23座，其数量可占到江西在京会馆总数的三分之一，足见江西对京城会馆建设和会馆组织的推动，当然也可以看出江西人在明代以至清初的政治集团势力和政治与社会影响力。清代李绂《穆堂类稿》有“明时江西仕宦称盛，故江西会馆多于天下，省馆、四郡馆、十县馆亦数十”之句。

　　江西在京各会馆，其规模之大也是极突出的。如位于宣武门外的省馆江西会馆，府馆如南昌郡馆，县馆如婺源新馆，其会馆建筑形制各有特色，规模宏大。

　　作为省馆，北京的江西会馆有12处之多，除位于今崇文门西河沿和法源寺后街的两处是建于明代以外，其他都建于清代。随着北京城市改造，这12处省馆基本都已被拆除，仅余法源寺后街的江西会馆暂被列为区级文物得以留存，但也破旧不堪。

　　在12处江西会馆中，面积最大、影响也最大的莫过于今宣武门外28号的江西会馆了。这座江西会馆的北面为陕西韩城南馆、北馆，对面为安徽歙县会馆。江西会馆原址为江西新建会馆，筹建人为乾隆元年丙辰科二甲第二名进士，后为侍读、讲学士、日讲起居注官、吏部侍郎、内阁学士曹秀先。清光绪九年(1883年)，新建会馆移至王广福斜街，其旧址南扩、北联、东接，最终占地7.68亩，有房254.5间，构成了一个省级的大会馆，这就是江西省馆主馆。其会馆的馆匾“江西会馆”四个大字是由江西人张勋所题。张勋人称“辫帅”，被清政府任命为江苏巡抚兼两江总督，南洋大臣。

　　江西会馆的建筑考究。据《北京会馆基础信息研究》一书记载，该馆磨砖雕花门楼，临街为一排半西洋式楼房，外有铁栏围墙。院内有两座举子楼，一座值年执事楼；戏楼坐西朝东，三面为双层看楼，包括池座在内，配有大戏台和大罩棚，可容纳2000多人集会或观赏演出。

　　昔时，不少社会名流出入江西会馆。

　　据陈家骥《江西会馆忆旧》一文所写，江西会馆在北洋时期曾是一处重要活动场所。

　　1916年11月，政学会在江西会馆召开成立会，国民党议员300多人到会，最终选出张耀曾、谷钟秀、李根源、杨永泰、李肇甫、郭椿森等十三人为干事。

　　1918年10月20日，中法协进会在江西会馆召开成立会。蔡元培与法人多尔孟致开会词。法公使伯卜及梁士诒等到会演说。李石曾报告发起“中法学务联合会”经过。该联合会由各团体组成。

　　1923年，陈寅恪之兄、著名画家陈衡恪(师曾)逝世，追悼会也是在江西会馆举行的。许多文艺界名人在会上发表沉痛演说，梁启超在演说中称：“师曾之死，其影响于中国艺术界者，甚于日本之大震。”又称陈师曾是“现代美术界具有艺术天才、高人格、不朽价值的第一人”。因为陈师曾有“朽道人”“朽者”之别号，故吴昌硕题挽词曰：“朽者不朽！”

　　追悼会同时还展览了陈师曾的书画作品，其中一幅篆书集联“歌扇轻约飞花，高柳垂阴，春渐远汀洲自绿；画桡不点明镜，芳莲坠粉，波心荡冷月无声。”甚得梁启超欣赏。

　　江西会馆不仅是政界团体的议会之处，军政要人、社会名流频繁出入，也曾经是文人士大夫宴集演剧的重要场所。民国时期，会馆戏楼全部对外开放，湖广会馆和江西会馆戏楼成为北京南城最为热闹之所在。张勋每到北京，必在会馆召集名角为他演出堂会戏。入京复辟后，这里更是整日鼓锣喧天，车水马龙，搅得宣外大街一时也不能安宁。(汤锦程《北京的会馆》，北京轻工业出版社1994年版，第55页)

　　陈楚生在《六十年前三次“堂会”写实》里回忆了1930年以前，他和同学观看的一场在江西会馆举行的堂会情景。起因是听说某日江西会馆有个“堂会”，主人姓李是当时军警两界的要人，为母做寿遍请名演员参加。为了一饱眼福，陈楚生同学三人“决定大胆试试届时入场”。“是日，三人西装革履，坐着一辆出租汽车，开到指定地点。只见门前军警林立，严肃异常，静如平日，不像是办‘堂会’，而倒像是召开什么重要会议。由于三人衣冠齐楚，进门时未被盘问并很顺利地被一人引进寿堂，行礼后即可去观剧，时间是下午三时左右，台下观众不多，我们在离戏台近处找了座位，心中开始平静。”当日的演出，演员阵容非常强大，除梅兰芳赴沪不在北京外，所有在京的名角均被邀请在内，所演剧目包括《能仁寺》《汾河湾》《闺房乐》《坐楼杀惜》《阳平关》《游龙戏凤》《打渔杀家》，其中余叔岩独演两出，台下观众叫好不迭，连呼幸运。最后一出是杨小楼的《落马湖》，唱完已是天光大亮。

　　鲁迅在日记中多次提到江西会馆事宜：“1920年5月2日，上午以高阆仙母八十寿辰，往江西会馆祝，观剧二出而归。”1920年4月16日、4月25日，鲁迅也曾两次到江西会馆赴国乐研究会和赴高阆仙酒宴。

　　俞平伯、吴梅、袁寒云(克文)等票友也经常在江西会馆登台献技。袁克文尤其喜爱昆曲，最爱唱昆曲《千忠戮》。在袁世凯称帝的乙卯年(1915年)，曾在江西会馆演唱过此曲。刘成禺、张伯驹所著《洪宪纪事诗三种》记载：“自民四张勋入京，集都下名角于江西会馆，演戏三日。克文亦粉墨登场，彩串《千忠戮》昆曲一阕。”春阳友会票房、言乐社、言乐会及袁克文专门组织的昆曲组织消夏社、饯秋社、温白社、延云社等都以会馆作为重要的活动场所，他们还邀请孙菊仙、陈德霖、赵子敬、包丹亭等一大批内行和名票友，集合了大批昆曲爱好者，在江西会馆彩排，每次都挤满了座客。1918年4月16日，梁启超出面，邀请韩世昌的荣庆社在江西会馆演出。

　　吴梅、赵子敬等人在江西会馆成立的赏音社，不仅集合了北京当时一些高水平的昆曲票友，也吸收了社会上的年轻人参加到曲社中来，扩大了昆曲在北京的影响。《申报》对此有过报道：“京师有所谓赏音社，教育界人所组织者也。每越两星期，必有韩世昌、侯益隆、郝振基辈演四五出戏于江西馆。”韩世昌在《我的昆曲艺术生活》中也有回忆：“民国八年时，由教育部社会教育司长高阆仙主持，每两周在江西会馆举办一次昆曲晚会，我就是在一次晚会上和孙菊仙合作同台演出的。”“唱同出戏，一个唱昆曲，一个唱京剧，这才是真正的‘昆黄两下锅’。我和孙菊仙就这样合演过一次。地点是在宣武门外江西会馆，戏目是《钗钏记》的《大审》一折，他的问官，我的旦角。”

　　往事如烟，翻看资料可知，经历过民国时期的喧嚣，再到新中国成立后的几番风雨，至20世纪80年代，江西会馆从外型看仍是旧貌依然。1983年开始，江西会馆先后被改作北京市服装防护用品厂、北京市第三服装厂、北京长城风雨衣公司等。在扩建长城风雨衣公司经营大楼时，会馆所有遗迹被全部夷平。

　　今日再去宣外大街，人流攒动的闹市中，江西会馆原址上所建的长城风雨衣公司的十层旧楼仍在，只是早已易主经营。大楼四周皆是近几年刚刚建起的写字楼，邻近处大型超市出出进进的是购物的人群。随便问了几位路人，听到“江西会馆”皆是一脸茫然。想来再无人知，这里曾经是京城显著一时、名流荟萃、响彻昆黄的江西会馆。

　　“具是宦游人，从大江南北来，追忆昔贤犹，传鹿洞学规，蠡滨政迹；曾为节度使，登山麓左右望，言瞻如故里，见白门烟树，黄海云涛。”昔日江西会馆门前的楹联道尽了世事沧桑。

责任编辑 刘墨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