疫情之下中国经济不必刻意追求GDP

　　新冠肺炎疫情在中国已基本得到控制，企业复工率回升较快，生产经营活动有序恢复。但境外疫情仍在发展，多国进入国家紧急状态。截至4月22日全球累计确诊病例240.20万例，累计死亡人数达16.59万例。全球各类市场的恐慌情绪不断升温。同时，3月6日，石油输出国组织（OPEC）以及俄罗斯减产联盟针对额外减产协议的商讨以失败告终，沙特全面发动原油价格战，原油价格崩盘，全球恐慌性抛售，波及面极广。4月20日美国原油基准价格首次跌破零，西得州中级原油的5月份期货合约价格大幅下跌至每桶负37.63美元，刷新纪录。3月9日起半个月内，道琼斯工业指数出现4次跌幅超7%，触发熔断机制。此外，3月12日，泰国、菲律宾、韩国、巴基斯坦、印尼、加拿大、巴西、墨西哥等多国股市熔断。如此深度、广度的金融动荡是几十年未遇，甚至是人类历史上首次的。

　　全球主要经济体陆续出台一系列宽松政策来应对疫情及经济下行风险，刺激市场。3月3日，美联储宣布联邦基金利率目标区间下调50个基点到1至1.25%的水平；3月15日，美联储进一步决定将联邦基准利率目标区间降至0至0.25%，并启动7000亿美元量化宽松计划（折合人民币约5万亿元）。美联储还将数千家银行的存款准备金率降至零，并在全球协调加拿大、英国、日本、欧洲、瑞士等各央行采取协同行动，加强全球美元流动性安排。美国的货币政策工具已基本使用到极致，美股反应仍然是负面的，美股在此重磅消息公布后继续持续下行。截至3月19日道指较最高点29500点下跌超32%，抹去特朗普就职以来的全部涨幅。美国劳工部数据显示，美国初请失业金人数4月初激增660万人，使得三周初请失业金人数超过1600万人。为此，4月9日美联储又宣布推出2.3万亿美元支持地方政府和中小企业的融资计划。

　　以上种种，只表明一个问题，此次有可能是一次全球性的经济转折，是全球性长期经济衰退的开始。这样的转折表面上是新冠疫情引发的，但深层次是二战以来全球经济持续高速增长，各国长期推行竞争性货币贬值政策泡沫的破裂。破裂只是时间问题，疫情是刺破泡沫的那根针。

　　希望这次经济转折同二战后几次大的经济动荡一样，比如2008年的全球金融风暴，经过各国协同刺激，经济逐步企稳，迈入一个新的增长周期。但面对危机，我们更应未雨绸缪。种种迹象和深层矛盾表明，我们有可能面临一场全球性的长期经济衰退。何为长期？至少五年，甚至应当思考是一场十年的经济持续衰退，消费萎缩、贸易萎缩、投资萎缩、失业增加。

　　中国能否独善其身？走出“风景这边独好”的经济走势吗？分析文章很多，预测文章很多。我们需要正能量，但更需要往坏处准备往好处奋斗的客观心态。随着改革开放四十多年的发展，中国经济已与世界经济高度融合，世界越来越离不开中国的拉动。但从另一个侧面也说明我们的生产大量依赖世界的消费。中国已成为全球唯一具备全产业分类、人才优势、部分技术优势和规模优势的全球制造中心和供应链中心。无论别针、书签，还是轮船、电动汽车，不少全球跨国品牌都需要在中国完成产品生产，然后再销往世界各地。中国也在全球药品生产中占据主导地位，即使是拥有庞大仿制药产业的印度，其80%的仿制药关键原料也依赖于中国。反过头来辩证地思考，如果全球消费萎缩、贸易萎缩、投资萎缩，我们那些全球第一领域的产品还有人买吗？这些领域的员工收入还能稳定吗？国内消费还能持续增长吗？所以，中国经济遭受全球经济衰退连带打击的概率是非常高的，需要为此认真准备。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长期处于高速增长状态，“增长”逐步成为一种常态，对增长的预期似乎成为民众的思维习惯，GDP的增长率逐渐成为我们每年各级政府工作报告的焦点和热点，甚至于出现工作目标是“保几”的倾向。增长本身应该是国家各项工作成绩的数字呈现。是否增长、增长多少，都应当靠一桩桩一件件工作堆砌而成，而不应反之，急于求成，设置增长底线导致造假和浮夸。如果全球经济进入衰退，我国GDP增长一定会受到巨大影响，这是必然的。应当清楚认识到这一点，并做好预期管理。不管全球洪水滔天，我们一定得咬紧牙关在逆境中做好自己的事。

　　短期内，金融扶持中小微企业渡过疫情难关是当务之急。保中小微企业就是保就业，特别是餐饮、旅游、娱乐等受冲击最大的服务行业，国家应当明确额度，专项刺激，并逐一跟踪进行后评价以监督实施效果和诚信记录。

　　一是开展环境整治。三大攻坚战中的“污染防治”攻坚战应当持续下去。2018年中国碳排放强度比2005年下降45.8%，已提前达到2020年碳排放强度比2005年下降40%至45%的国际承诺，基本扭转了二氧化碳排放快速增长的局面。这是特别好的开端，应当主动进一步向国际社会承诺新的减排规划，倒逼国内能源结构继续转型升级，促进技术进步，早日摆脱石油禁锢。在整治自然环境的同时，借助此次疫情的洗礼，进一步提升人文环境，倡导文明、健康的生活方式，礼貌、谦逊的社会风气，诚信与责任的行政作风。

　　二是完成脱贫攻坚。三大攻坚战中的“精准扶贫”攻坚战本应在2020年底收官，但受疫情影响，收官也遇到压力。彻底脱贫是中国对世界做出的伟大承诺，应当既有安排贫困乡、贫困县逐步脱贫的区域扶贫机制，还要逐步建立城市无收入、低收入人群的阶层扶贫机制，最终使得城市的地下通道中不再有乞丐和无家可归人群。

　　三是大力惩治腐败。从严治党，加大惩治腐败力度，应当坚持，惩治腐败永远在路上。同时，官僚主义、形式主义、不作为、乱作为同样是腐败，同样需要惩治。这次疫情暴露了不少官僚主义、形式主义、不作为、乱作为的问题，应当得到高度重视，一查到底，坚决惩治。

　　四是进一步完善医疗体系。改革和完善医疗体系是长期的课题。通过这次举国“抗疫”行动来看，与其他国家比较，我们的医疗体系整体还是经受住了考验。此次疫情中，各大保险公司纷纷推出面向疫区的保险产品和服务，许多是捐赠性质的医疗人员及家属专享的保障性产品，展现了商业保险在医疗体系中的重要作用。但目前看这些都是短期应急性措施。从长远看，应当抓紧建立全民的医疗费医保加商保加医院的一条龙模式，从重点城市入手，制定详细的医疗商保监管规定和产品标准结构，推行类似交强险模式的部分强制性医疗商险，以强制险种带动更广泛病种覆盖的医疗商险，保障人民群众享受必要的医疗服务。

　　五是加快养老体系建设。中国的经济增长仍然需要一定量的房地产建设来拉动，但以往的商品房开发模式实现不了“房子是用来住的，不是用来炒的”定位要求，不可持续发展。随着我国社会老龄化逐步加剧，以医、养、保结合的集中养老社区建设将成为我国房地产建设的新增长点，国家应当早研究、早引导、早布局，筛选出受到社会好评，社会效益、经济效益皆佳的示范样板加以推广，逐步降低原设置的90%居家养老比例，增强人民对未来的幸福预期。

　　六是加快慈善捐助体系建设。面对疫情，我国在这么短的时间内达到了较好的控制结果，与世界其他国家对比明显，体现了我国社会制度的独特优势。其根基在于亘古五千年生生不息的中华民族利他主义和集体主义精神文化。每次遇到大的灾难，中华民族都能展现出高度的团结和舍己救人品格，有钱的出钱，有力的出力。这种集体主义和利他主义精神只要有序引导就会成为社会慈善捐助的磅礴力量。但是至今，我国的慈善捐助体系都没有真正建立起来，疫情中又出现红十字会不得力、社会慈善不合法的怪圈，导致大量希望献出爱心的人士捐赠无门。慈善捐助体系绝不是可有可无的，绝不是锦上添花的，慈善捐助体系建设应当得到政府主要部门的重视，成为下一阶段政府工作的重要任务。

　　七是加快线上政务建设。如同2003年SARS催生了淘宝这样的电商模式，此次疫情也涌现了大量的线上业务和服务，特别是出现了不少线上政务。比如北京市车辆年检３月１日起试点网上申领电子年检标识；国家税务总局推出个人所得税通过手机汇算清缴等，这都是好的开端，一旦开始只会越来越多，范围越来越广。政务的线上化率越高，政务透明度和可信度也越高。国家应当抓住这次机会，规划制定未来五年的政务线上化率，并以此作为工作的任务目标。

　　这些实实在在的事一桩桩一件件地做，一年确保一两件事做成、夯实，给老百姓真真切切带来实惠、带来幸福感。不必刻意追求GDP增长目标，随着这些工作久久为功、落地见效，GDP增长定会水到渠成、自然升发，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定会在逆境中实现。

作者系北京市政协委员、国都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副总经理

责任编辑 张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