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湾会馆见证两岸百年风雨情

　　史上以台湾名义在京城建有两座会馆，一座是位于宣武门外后铁厂胡同的全台会馆，其旧址在本世纪初宣外地区旧城改造时已被拆除。另一座就是保留至今、已有100多年历史的位于前门外大江胡同114号的台湾会馆。

　　在北京众多的会馆当中，台湾会馆规模不大，也不是建造最早的会馆，却是最特殊的会馆，它是大陆地区唯一一处原址保存，以台湾命名、为台湾同胞所建的老会馆，是北京重要的历史文化遗存。它见证了台湾同胞爱国、爱乡的光荣历史，也留下了台湾同胞在京生活的印迹。

　　在过去的年代，台湾会馆在北京的会馆文化中，既没有悠长的历史积累，又没有传世的名人要事，完全被湮没在京城繁华的历史中。但随着新世纪到来，京台两地文化交流交往开启了新篇章。不论是最初作为进京赶考的台湾同胞的落脚地，还是后来逐渐成为往来于京台从政经商台胞的主要活动场所，台湾会馆见证了大陆与台湾百余年来的密切联系。

　　2010年5月7日，经历一年多修缮改造的台湾会馆重张开馆。百余年历史的老会馆终于重新焕发出生机。如今，这里已不再是之前普通的老北京两进小院了。修缮后的台湾会馆建筑样式意在南北兼顾，采取清末民居四合院的形制，房顶、装饰又具有岭南民居特征，与毗邻的云间会馆、福德禅林两个院落合并开发利用，从而形成了地上一层、地下一层的格局，面积也由原来的540平方米增加到3800平方米。在台湾设计师欧阳新简的精心装饰、设计之下，这里处处都是浓郁的台湾气息，共分为京台交流展示区、贵宾接待区、多功能会展区和民俗文化体验区四个区域。台湾会馆将老北京的胡同文化和台湾的风土人情结合起来，为两岸提供展示和交流的平台。独具建筑特色的台湾会馆的确吸引人，但真正打动人的却是会馆本身所具有的人文精神。

　　民国年间，前清举人程树德为《闽中会馆志》撰序称：“京师之有会馆，肇自有明。其始专为便于公车而设，为士子会试之用，故称会馆。自清季科举停罢，遂专为乡人旅京者杂居之地。”由此可知，京城的会馆最早是为赴京赶考的举子们提供栖息之地而设立。著名学者汪毅夫教授指出：“乡试每三年凡一举，遇庆典又加恩科”，“会试亦是每三年凡一举……乡试恩科的次年加行会试恩科”。台湾与北京相距遥远，故历史上京台两地之间除官员往来外，其他人员交流开始较晚，规模也较小。随着台湾经济社会的发展，特别是清廷在台湾全面推行儒学教育和科举制度，台湾的文化教育水平不断提高，进京赶考的台湾举人也逐年增加，京台交往日益密切。清朝初、中期，自康熙、雍正、乾隆到嘉庆的一百三十多年间，台湾考中进士的仅3人；而自道光、同治到光绪的八十多年间，台湾科举考试进入鼎盛期，共出了30名进士。

　　早年台湾在京城未设会馆。台湾同胞多系闽粤移民及其后裔，来京赶考的台湾士子多依祖籍寓于闽粤各地会馆，正如汪毅夫教授所说：“赴京参加会试的台湾历史文化名人当年多寓于北京的会馆(如全台会馆、下斜街某会馆、漳郡会馆、泉郡会馆、晋江邑馆等)。”随着台湾士子应试的热络，1890年前后，京城终于建起了真正意义上的台湾会馆。

　　在台湾会馆北墙外的东拐角处、台湾文化商业街东口有一组“台湾五人上书”群雕像，是根据甲午战败、乙未割台、“台湾五人上书”的史实创作而成的。1895年(清光绪二十一年)4月17日，清政府与日本签订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中国台湾及其附属岛屿澎湖列岛被割让给日本。其时适逢科举会试考完、学子等待发榜，云集京城的各省应考举人群情激愤，纷纷上书反对丧权辱国、割让台湾。应试的台湾举人汪春源、罗秀蕙、黄宗鼎联络在京台胞户部主事叶题雁、翰林院庶吉士李清琦，率先联名上书都察院代奏光绪皇帝:“今者闻朝廷割弃台地以与倭人，数千百万生灵皆北向恸哭，闾巷妇孺莫不欲食倭人之肉，各怀一不共戴天之仇……全台赤子誓不与倭人俱生……虽肝脑涂地而无所悔”，高呼“台地军民必能舍死忘生，为国家效命”！史称“五人上书”，拉开了公车上书的序幕。这是与北京台湾会馆有关的极为重要和珍贵的史实。雕塑家凭借精湛的技艺，生动地刻画了在京台湾省同胞“虽肝脑涂地而无所悔”，坚决反对割台的愤慨和勇气。

　　日本窃据台湾之后，北京台湾会馆不能继续作为赴京赶考台湾士子的栖息之所，只能委托福建会馆代管，成为台湾同胞心中的痛。著名台湾进士许南英于光绪三十四年(1908年)进京来到会馆，见其因失火受损，联想故乡被割让、会馆被托管，在《戊申入都门感兴》之四中痛云：“故土遗黎祖国来，伤心会馆纪全台。天公妒尔名无实，一炬三椽付灰(全台会馆于三月间失火)！”表明了台湾同胞痛失家乡故土的悲愤和台湾士子对京城台湾会馆的关切。上世纪20年代初，日据下的台湾青年相继脱离日寇魔掌，到祖国大陆读书求学。此时来北京的台湾人多居住在闽粤会馆中。如连横1912年到北京，在清史馆工作，寓晋江邑馆；台湾老一辈文学家张我军，1924年来京后住在城南福建泉郡会馆；当代台湾女作家林海音全家1922年来京，先后住过城南的福建永春会馆、晋江会馆和广东蕉岭会馆。这表明在没有台湾会馆的年代，两岸的往来从未中断，闽粤会馆确为来京台胞的首选。

　　林海音是一位名副其实从会馆走出去的台湾女作家。会馆是林海音在北京生活的主角，也是她很多作品创作的背景。她在回忆录中特意提到：父亲对收回北平台湾会馆努力过。

　　在当时有一批台湾小孩儿跟林海音一样，跟随家人来到北平。在这里度过了他们一生中最宝贵的年华。因为台湾的形状看上去像一个番薯，这些孩子被长辈们戏称为带京味儿的番薯仔。对他们中的大多数人来说，北京和台湾从此在他们心中都有了家乡的味道。

　　经在京台胞多方努力，北京台湾会馆于1937年“由台湾乡人收回自管”。目前，申明住过台湾会馆的台湾名人，当数钟理和一家了。“原乡人的血，必须流返原乡，才会停止沸腾！”这是台湾著名乡土作家钟理和先生的名句。1941年初，年轻的钟理和夫妇带着刚出生的儿子钟铁民来到北平，曾在此居住过三个月。为此，钟铁民于2010年特意题词：“先父钟理和到北京第一个落脚的基地，也是婴儿的我北京的第一个家！这就是台湾会馆。”台湾会馆永远是远离故土的台湾同胞在北京温暖的家。

　　今天台湾会馆门前的匾额，系曾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中国科学院院长卢嘉锡先生生前题写。卢嘉锡先生的前辈世居台湾、教书为生，乙未割台后与诸多台湾士子一样怀着悲愤的心情离台内渡，来到祖国大陆。台湾望族雾峰林家特意选用上好的台湾桧木，将卢先生题写的馆名制成匾额，跨海越洋运到北京，悬挂在修复后的台湾会馆大门之上。无论是过去还是现在，台湾会馆能够存在至今，离不开海峡两岸众多心系祖国的台湾同胞。

　　如今，台湾会馆凭借特殊的历史地位和丰富的人文内涵，吸引了岛内外各界人士的目光，成为中华传统文化荟萃的艺术殿堂和爱国主义传统教育基地，成为京台交流的重要平台和台湾历史文化的研究宣传教育基地。台湾会馆自2010年重张以来，参观者络绎不绝，共接待参观1500多批次，累计约8.6万人次，组织承办各类涉台活动400余场。2017年起，全国对台干部培训中心已将台湾会馆作为每期培训班的教育基地，年均20期培训班，目前已超过4000多人到台湾会馆参观学习。这里还经常举办台湾问题讲座、报告会。北京市台联依托台湾会馆，与岛内学界共同举办“科举制度在台湾”学术研讨会和“台湾进士”“成功在两岸”“台湾雾峰林家”专题展，在海峡两岸引起强烈反响。

　　从封建专制到维新变法，从辛亥革命到人民共和，风霜雪雨，历史沧桑。曾经古旧狭小的老宅，早已修整一新。如今，台湾会馆就是台湾人在北京的家。深深浅浅的海峡，磕磕绊绊的过往，又怎能阻止文化和血缘上的归宿。

　　台湾知名学者王晓波说：台湾会馆，是一个联系台湾跟祖国的一个历史的见证。一百多年风霜雨雪，台湾会馆承载了太多的悲欢离合，百年间，许多人在台湾会馆留下了他们割舍不断的情愫。

　　“室雅无须大，物赏蓄天华”。台湾会馆悉心联结京台两地的地缘、乡源，这一承载了众多希望的舞台，必将诠释出新的使命和意义。

作者系北京市政协宣传中心干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