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克时艰 中国靠什么支撑？

　　中共十九届四中全会为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绘就了时间表和路线图，并强调指出，推进全面深化改革，既要保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的稳定性和延续性，又要抓紧制定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急需的制度、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新期待必备的制度，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不断自我完善和发展，永葆生机活力。

　　2020年1月以来，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疫情由湖北武汉向全国迅速蔓延，中共中央高度重视，习近平总书记亲自部署、亲自指挥，多次召开会议、多次听取汇报、作出重要指示，坚持“全国一盘棋”，组织各方力量积极开展疫情防控。目前疫情正在逐步得到控制，疫情形势开始向好，可以说，中国就重大疫情防控向世界交出了一份中国方案和答卷，同时也恰如其分地体现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强大优势。当前我国抗击新冠肺炎疫情的实践，正是对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一次重大考验。同时也暴露出我国应急管理体系、政府治理等方面存在的诸多漏洞和制度缺陷，这对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提出了完善和创新的迫切要求。

　　大疫当前，倒逼反思。

　　第一，突发事件应急管理体系亟待全面纳入“十四五”规划体系，应实现两个体系有效衔接。2019年11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第十九次集体学习时，高瞻远瞩明确提出，要发挥我国应急管理体系的特色和优势，借鉴国外应急管理有益做法，积极推进我国应急管理体系和能力现代化。2003年抗击“非典”之后，通过借鉴国际经验，我国开始建立以“一案三制”(应急预案，应急体制、机制、法制)为特征的应急管理体系，然而突发事件的应急处理处置工作十分复杂，需要中央和地方、政府的各个部门之间，政府、社会和企业协同作战，是一个要求精准的系统工程。而当前分散在不同部门、不同类型规划中的突发事件应急管理架构还缺乏有效的衔接、充分的协同，给应急处理处置带来了一定的机制障碍。

　　因此，非常有必要将突发事件应急管理体系与“十四五”规划体系全面衔接，使两个体系实现有效衔接。一方面应重点将突发事件总体应急预案全面纳入“十四五”发展规划纲要，专项预案、部门预案分别纳入专项规划和部门规划，区域联防联控预案纳入区域规划(如长三角、珠三角、京津冀)等。另一方面应强化联合应急预案和区域规划的协调与衔接。重大突发事件的影响及应急处置范围往往超过了单一行政区划，在风险监测、物资调配、联防联控等方面需要区域联合协同工作、相互配合、共同应对，有必要将联合应急预案纳入区域规划以及国土空间规划、城乡规划等具有空间性和区域性的规划，增强大范围的突发事件应急处置能力。

　　第二，医疗资源亟待优化分布，应扩大公共卫生领域公共设施供给。此次疫情，由于医疗资源的分配失衡，也在一定程度上加剧了疫情的防控难度。目前，我国的城市发展已进入都市圈、城市群时代，推进都市圈内部资源和基础设施分布的相对均衡十分必要。尤其是医疗资源的投入，可以置于整个都市圈的范围内加以合理分配，而不是仅仅局限于少数中心城市。这样既可以避免重大公共卫生事件突发时，应对压力过于集中在中心城市，也可以保障在中心城市遭遇危机时，不至于过于牵连次中心城市，从而在都市圈内部形成缓冲空间。

　　改革开放40年来，政府在高速公路、铁路等基础设施领域的投资占比较大，而在公共卫生等公共设施领域的投资明显不足。以2018年为例，中国公共卫生领域政府财政支出1.6万亿元，占GDP比重不到1.7%。全国2000多个县、400个地市州基本都存在各级医院医疗设施短缺、医疗体系不健全、医务人员不足的问题。而对比美国、日本等发达国家的医疗体系，即使是地区小医院，其配备的医疗设施也同大医院一样齐全。因此，立足百年大计，扩大对公共卫生领域的设施、教育等方面的投资，构建预防型公共卫生防疫体系，亦应是政府投资的未来重点。

　　第三，基层社会治理亟待夯实界定，应强化社区防疫共同体。此次疫情是新中国成立以来发生的传播速度最快、感染范围最广、防控难度最大的一次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拥有14亿人口的中国必须依靠最基层的社区来守住最重要的社会防线。疫情突发，社区作为疫情防控的主要阵地，仓促应战间也暴露出诸多问题与不足。例如，基层社区医疗资源极度短缺，“家门口”医疗服务能力有限；“表格抗疫”等官僚主义、形式主义不同程度存在，损耗基层干部的抗疫精力；公众参与有限、社会协同不足，难以形成持续有效的互助和互救等。

　　要突破这些制约基层社会治理服务能力的瓶颈问题，需要各级政府正确认识理解“推动社会治理和服务重心向基层下移，把更多资源下沉到基层”的中央部署，并非是将所有与老百姓相关的事情都交给基层完成，置基层能力与资源不足现状而不顾。推动城市治理的重心和配套资源向街道社区下沉，首先是要加快建立分层分类的公共服务体系，特别是夯实社区公共服务的基础，让老百姓在家门口就能获得健康、教育、养老、文化等基础性服务。同时，还应明确界定基层社会治理职责范围，让基层社区真正专注于与辖区内民生相关的社会管理、公共服务和社会建设事务，避免陷入“小马拉大车”的超负荷运作困境。

　　第四，地方政府治理效能亟待提升，应加快推进政府职能向公共服务转变。中共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共中央坚定地以人民为中心，坚持人民主体地位，坚持立党为公、执政为民，要求把党的群众路线贯彻到治国理政的全部活动之中，把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作为奋斗目标。这应该是各级政府很明晰的执政理念和行政价值观。然而，此次疫情暴露出诸如湖北、武汉等地方政府治理方面存在的诸多问题。例如，在地方政府工作报告里习惯性地突出政府的经济建设职能，长期忽视公共服务职能履行；重要决策官员以“稳定压倒一切”的心态，不愿直面疫情事实，担心影响自己的政绩名声；甚至有的外行领导对当前疫情的关键性问题“一问三不知”，推诿责任等。虽然中央对这种官员及时做出了处置、撤换，但极大地损害了领导干部的人民公仆形象。

　　现实说明，理顺行政理念、价值观和体制机制，推进政府职能向公共服务转变，依然任重道远，需要坚定不移地继续深化改革，完善治理体系。以此次疫情为鉴，有两方面尤其值得各级地方政府高度重视，一是要完善地方政府的信息收集、反馈和发布制度，在突发事件的萌芽状态能够具有观于“青萍之末”、察于“蛛丝马迹”的敏锐感知，重视专业人士的分析研判和理性对待民间信息传播，并及时发布信息，做到公开透明。二是要完善重大事件的迅速行政决策机制，有必要补充制定关于特殊情况且原因不明的风险决策机制，在重大事件突发的情况下，迅速评估最坏的情况和结果，并迅速作出有针对性的决策。

　　第五，乡村的价值和功能亟待重新认识，应发挥乡村是国家经济社会安全的保险阀作用。从中华民族几千年的历史看，在兵荒马乱的年代，乡村不仅是民族的避难所，更是保留民族文明的种子库，只要有乡村的存在，就可以劫后再生。此次疫情发生以来，城市是抗疫前线，乡村是大后方，中国乡村和农民在大后方默默地做着贡献。乡村在自给自足的同时，承担着满足城市居民蔬菜等食品的供应服务，从种植到收获、再到运输和销售，都是由以农民为主体的群体完成的。同时，乡村特有的小规模、低流动社会的特性，使乡村具有天然的防止疫情传播的机制和空间。从整体上看，乡村疫情传播率比城市要小很多，也就是说，乡村在国家抗疫期间不仅没有拖后腿而是在添助力。

　　通过此次疫情，各级政府应该重新认识乡村的价值和功能，这也是正确理解和落实中央提出的乡村振兴战略的根本前提。从国家层面来说，应树立乡村是中华文明安全大后方的思想认识，加大对乡村农业基础设施、公共服务设施和生态环境建设的投入，出台一系列鼓励各种要素资源回流乡村的政策措施，切实解决城乡发展失衡问题。从地方政府层面来说，亟待改变当前将乡村振兴等同于乡村产业发展的单一思维，应立足乡村文明的全面复兴，以乡土文化振兴为本，以乡村集体经济发展壮大为基，以促进乡村农民共同富裕为目标，打造新时代的高质量幸福乡村。

　　总之，当今时代，从国际看，我们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国际政治经济格局加速演变，全球发展深层次矛盾日益突出，各种自然灾害和重大公共卫生安全事件的危害，都不同程度存在着。从国内看，我国发展面临的环境更复杂更严峻，面对的是两难、多难问题增多的复杂局面，各种风险挑战和磨难前所未有，需要迎难而上，做好打硬仗的充分准备。共克时艰，中国更加需要依靠制度优势和国家治理效能提升来支撑发展！

作者系全国政协委员、中国社会科学院当代中国研究所研究员

责任编辑 徐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