伍连德与中国现代公共卫生体系的初建

　　从1908年回到中国至1937年全国抗战爆发，伍连德历经晚清政府、北洋政府、南京国民政府三个时代。通过主持专业防疫机构、创办医院、组织学会、推广医学教育等一系列活动，伍氏深度参与了20世纪上半期中国医疗事业发展的历史进程，是我国现代公共卫生体系的重要奠基人。

　　1910年东北鼠疫防治

　　1910年秋冬之季，哈尔滨、满洲里一带暴发了一种烈性传染病，在短时间里迅速蔓延到了关内的直隶、山东、北京、天津等地，时任东三省总督锡良形容：“如水泻地，似火燎原。”据官方的统计数字，死亡已达42000人以上。《盛京时报》报道：“死尸所在枕藉， 形状尤极惨然。”东北大鼠疫不仅造成当时民众大量死亡，而且还带来了生存压力及经济生活的全面恐慌，特别由于交通断绝而影响了城镇人民的正常生活。

　　不仅如此，此时东北地区面临非常复杂的国际环境。俄国与日本正觊觎东三省主权，由于清政府尚无专设的防疫机构，两国以保护侨民为由，要求进入当地开展防疫工作，甚至以派兵相要挟，背后隐藏着险恶的政治企图。在此紧要关头，经外交部右丞相施肇基力荐，年仅31岁的医学博士伍连德被任命为东三省防鼠疫全权总医官。

　　伍连德(Wu Lien-teh，1879-1960)，祖籍广东新宁，生于英属马来亚的槟榔城。父亲伍祺学16岁时南来谋生，母亲林彩繁为当地土生第二代侨生。伍连德从小接受英文教育。18岁时考获英属海峡殖民地最引人注目的英女王奖学金，进入剑桥大学伊曼纽尔学院医学专业学习，后再获多项研究奖学金，继续到德国和法国做细菌学等专科研究。1903年8月完成剑桥大学医学博士论文答辩。伍连德学成回到南洋，先到吉隆坡的医学研究院担任研究员一年。1904年底，伍连德回到槟城开设自己的诊所。1907年，伍连德应清政府直隶总督袁世凯之聘，就职于北洋军医处。1908年5月，伍连德被任命为天津陆军军医学堂帮办。

　　临危受命的伍连德带领助手深入疫情最为严重的重灾区哈尔滨，依据细菌学、流行病学等当时处于前沿的技术，追索病毒流行路径，迅速确定了鼠疫菌宿主动物以及疫病的传播方式。在地方官员的大力支持下，伍连德以钦差大臣的身份，采取加强铁路检疫、控制交通、封锁疫区、强制隔离、强行疏散人口、火化死者遗体、建立医院收容病人等多种措施。至1911年3月1日，哈尔滨实现“零死亡”，隔离解除。3月底，东北地区的鼠疫被消灭。这是中国第一次以现代卫生防疫理念有效遏制疫情传播的成功尝试。

　　在此次疫病防治中，伍连德首先通过出色的专业知识，确定了疫病的源头与病毒的传播途径，然后借助东三省政府的力量，果断采取强制措施，极大提升了防疫效果。为了防止鼠疫扩散，在伍连德的建议下，东三省制定了严格的疫情报告制度和查验隔离制度。总督锡良电饬沿铁路各州县，要求将每天鼠疫在各地的流行情况及时用电报进行汇报，所有关于防疫电报一律免费。奉天省要求有关部门，无论何等病症，一经查出即时报告医官诊断。吉林省要求各检疫所必须逐日详细呈报检验人数、放行人数，有没有发现疫病及他项病症。因此，如果没有官方的支持，无论伍连德专业水平如何出色，这场疫病也不可能在短时期内得到有效控制。从这个意义上说，公共卫生属于国家治理范畴，具有非常明显的治理特性，一场流行病的防控是对社会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的综合考验。

　　从文化传统而言，伍连德的一些措施最初遭到了民众的抵制情绪，“强制隔离”被指责为行为“不仁”。他甚至还采取了一种在当时看来惊世骇俗的举动。哈尔滨为重疫区，疫死者众多，来不及掩埋，而且这些尸体容易成为传染源。为了解决这一问题，伍连德联合几位医生致电东北当局要求将尸体火化，得到批准。旧历正月初一，伍连德雇用200余名工人，将死尸和棺木集于一处，以百为单位，共22堆，浇上煤油焚烧，从而使得长达一里的尸堆迅速得到处理。中国人一直信奉“身体发肤、受之父母”“入土为安”等观念，可以想见，这在当时的道德习俗中需要非常坚毅的勇气与强大的内心！

　　倡设中国第一家专业防疫机构

　　清政府为表彰伍连德在此次鼠疫应对中的功绩，授予其陆军蓝翎军衔及医科进士，颁发二等双龙勋章。随后，因东三省总督锡良及施肇基之推荐，他被委任为外务部医官，开始了外务部20余年的供职生涯。

　　以此次东北防疫实践为起点，伍连德不但拯救了众多生命，还引入“防疫”“公共卫生”等概念，开始逐步构建中国专业卫生防疫体系。在1911年召开的“万国鼠疫研究会”上，与会各国专家建议中国政府在东三省设立永久性防疫机构，以防瘟疫卷土重来，清政府接受了这一建议。不过，几个月之后就爆发了辛亥革命，清朝覆亡，但这一决定并未因改朝换代而被搁置，伍连德发挥了重要的联络与推动作用。1912年，南京临时政府在哈尔滨设立了“北满防疫处”，后改为“东三省防疫事务总管理处”，伍连德任处长兼总医官，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常设防疫机构。

　　伍连德积极奔走海关，游说当局，筹集资金、充实先进设备、聘请高水平人才，很多技术人员都有留学国外的背景，也有少部分德国、奥地利、俄国医学专业人士参与，其规模与水准在当时世界范围内也有一席之地。在防疫事务总管理处的统筹之下，伍连德在东北建立了多家医院和实验室，平时应诊，疫时防治。1919年与1920年，东北连续暴发霍乱与鼠疫，这些防疫机构均发挥了重要作用，疫病被严格控制在当地，没有继续向其他地区蔓延。1926年，全国霍乱大流行时，伍连德领导东北防疫机构人员再次投入到各地开展防治工作。

　　另一方面，随着鼠疫、伤寒、天花等各种疫情频繁在各地暴发，社会民生遭受重创，政府与民间组织在疫病救灾中行动不力，对传染病认识不足，从业人员专业水准不高，重治疗、轻预防，种种弊端暴露无遗。伍连德认为，解决问题的关键是建立一套行之有效的疫病防治体系，才能最大程度上减少瘟疫对国家与社会造成的冲击，因此，设立专门性国家防疫机构成为必须选项。他联合许多医界人士为此多次呈请北洋政府内务部。1919年3月，北洋政府在北京设中央防疫处，伍连德任处长，这是近代中国防疫事业上的一次重要突破。中央防疫处兼有疫病防治与科学研究双重职能。在中央防疫处之下，地方建制依次为：省区防疫总局、防疫分局、防疫支局、检疫分所、留置所、临时病院(分疑似部及传染部)，各级防疫机关都设有卫生警察，保证防疫措施的执行。至此，中国的防疫行政开始从警务体系中分离出来，独立运作，走向制度化、法制化道路。此后虽因时局动荡，这套机制并非总是能够有效运转，但伍连德的奠基作用不可磨灭。

　　在几次重大传染病防治以及流行病学的调查中，伍连德观察到当时中国在应对疫情问题上的症结所在，如政权分散而不统一；从业人员专业水准不高；重治疗、轻预防等。伍氏曾感叹，很多传染病主要是因不讲究卫生所致，对于一些开窗通风、每日运动、不随地吐痰等健康常识，不仅一般民众无从知晓，即使一些有学识之士，也不加以注意。为此，他非常重视进行日常卫生教育，免费施行疫苗预防接种，预防为先，防患于未然。

　　同时，伍连德逐步摸索出一套科学严密的方法。第一，实行疫病报告制度，诊断病理。逐户检疫，对疫病人口进行调查，可疑者送往疑似病院，观察处理，确诊病例送入隔离所。第二，控制交通。在疫情主要传播路线，如铁路、轮船航线上设立检查口或临时医院，发现病情及时到医院就医。必要时，切断疫区对外交通。第三，清洁消毒。第四，焚烧传染源。时过境迁，虽然当代社会已经经历了天翻地覆的变化，但这套方法的基本步骤以及理念精髓在今天的疫情防治中仍然得到广泛应用。

　　力促收回海港检疫主权

　　对于东北鼠疫的成功控制为伍连德赢得了重要的社会声望与地位，对于伍氏接下来的医学事业起到了重要的推进作用。他观察到，当时中国医学界内部存在明显的门户之见，中医与西医之见壁垒森严，即使在中医内部也各有派别。中国医学如果发展，必须团结起来。早在1910年，伍连德就曾在报刊上倡议成立中国医师自己的学会。1915年2月5日，伍连德、颜福庆、俞凤宾等21位医师在上海南京路34号俞凤宾诊所宣布正式创立中华医学会。1916年2月，中华医学会在上海召开第一次大会，伍连德当选为会长。大会确立了中华医学会“共策医药之进步，增进社会之健康，促进医政之开明，互勉同道之道德”宗旨，通过了《中华医学会章程》，创刊中英文版《中华医学杂志》，伍连德任杂志主编。中华医学会从创立之初就体现了很高的起点，在中国医学史上写下了浓重一笔。1937年，中华医学会公共卫生学会成立，伍连德任首届会长，该会成为中华医学会最早成立的12个分科学会之一。1933年，伍连德与颜福庆等共同发起建立中国防痨协会。

　　中国现代意义上的医学最初主要由传教士从西方带来，进入20世纪之后，西医的传播范围逐渐扩大。1915年9月30日，袁世凯颁布大总统令，西方医学正式得到中央政府的官方承认。伍连德认识到建立公共医疗体系的必要性，早在清末就曾倡议建立中央医院，但因多种障碍，一直未能实现。借此时机，再次提议。经过近两年的艰苦筹备，1917年12月，中央医院在北京阜成门内落成，1918年1月27日正式开诊，这就是今日北京大学人民医院的前身。中央医院的成功创办与伍连德个人的社会地位及其社会网络有密切联系，从提议到设计、从筹资到整个施工过程，伍连德深度参与其中，烙上了鲜明的个人印记。院内设有内科、外科、眼科、口腔科、耳鼻喉科、妇科、皮科、放射科、检验科等9个科室，病床150张，其中头等病床10张，二等病床20张，三等病床120张，伍连德担任首任院长。中央医院是中国人自创自办现代化综合西式医院的开端，号称“当日京师最完备之医院”，比经洛克菲勒基金会改扩建的北京协和医院正式开院还早三年。

　　1922年，伍连德受张作霖委托，建立东北陆军医院。1926年9月，伍连德与林家瑞在东三省特别区长官公署及哈尔滨海关的资助下，创办哈尔滨医学专门学校，现为哈尔滨医科大学，并担任第一任校长。

　　伍连德的一系列活动，非局限在医疗领域，其实际的贡献，超过了单纯的防疫、治疗、救人活命的价值，其中就包括立促收回中国海港检疫主权。中国海港检疫开始于1873年，最初一直被控制在西方列强掌握的海关手中，由外籍医生担任检疫医官。辛亥革命后，伍连德多次呼吁由中国人担任检疫医官，并以其领导的东三省防疫事务总管理处属下陆路与海港检疫所的技术业务为基础，向有关当局提出收回检疫主权、统一全国检疫事宜的主张。1930年7月1日，上海成立了全国海港检疫管理处，直属南京国民政府卫生署，伍连德任处长兼任上海海港检疫所所长。此后，厦门、汕头、汉口、广州、安东(今丹东)、牛庄(今营口)、天津、青岛、大沽、秦皇岛等检疫处(站)也陆续由全国海港检疫处接收，成为近代中国公共卫生事业的又一个里程碑。

　　在国际医学界的重要影响

　　伍连德一生著述丰硕，涉及公共卫生、流行病学、医学教育、军事医学、医药管理、检疫学、中西医比较、医学史等诸多方面。他的研究成果多以中英两种文字发表，为20世纪初刚刚起步的中国现代医学理论发展和中外学术交流作出了可贵探索。

　　在刚刚扑灭东北鼠疫之际，为系统总结防治经验，1911年4月3日至28日，清政府在奉天(今沈阳)发起召开“万国鼠疫研究会”(International Plague Conference)，这很可能是近代中国主办的第一次国际学术会议，来自中、日、英、美、俄、德、法、意、荷、奥、墨等十几国的三十多位医学专家参加，伍连德被推举为大会主席。他以中、英、德、法4 种语言主持了会议，带领与会者参观疫情现场。会议以东北鼠疫为基点，研究了鼠疫的起源、传播途径、病状的诊断、微生物研究、鼠疫的防疫措施等。各国专家的研究成果形成《1911年国际鼠疫研究会议报告》，以英文出版，成为20世纪初期国际流行病学之经典。

　　1910年东北暴发鼠疫，伍连德率领防疫人员在4个月内将其平息，其中的关键得益于他对疫情的全面认识和对染疫者的准确诊断。经过对疫死者尸体的解剖检验，他确定此次流行的传染病为“肺鼠疫”，这一开创性理论的提出是自1894年发现鼠疫杆菌后，对鼠疫认识的又一实质性进步。在万国鼠疫研究会上，“肺鼠疫”理论得到参会者的认同，从此便有“肺鼠疫”“腺鼠疫”之分。此后，伍连德继续在东北以及西伯利亚一带深入调查东北疫病的疫源、土拨鼠的感受性、细菌的散播方式、与气候关系等，完成了《土拨鼠与瘟疫之关系的考查》一文，1913年8月在伦敦国际医学大会宣读。辛亥革命爆发之后，他受新成立的北洋政府派遣，赴荷兰海牙出席了第一届国际鸦片会议，1913年又出席第二届，同年出席伦敦医药会议，发表《关于肺鼠疫的病理》。1926年秋，伍连德的专著英文版《肺鼠疫概论》由日内瓦国际联盟卫生组织印行出版。该著作对“肺鼠疫”的流行病学、病理学、临床特征等进行了精辟的论述。后来，伍连德出版《霍乱概论》。今天，这两部专著仍被国际同行引为经典。

　　1932年，伍连德与王吉民合撰的英文版《中国医史》(History of Chinese Medicine)由天津印字馆出版，后再版多次，在医界被称为“王伍医史”。自1910年起，这部著作就开始酝酿，前后历经20年之久，是第一部中国人用英文写的中国医学史专著。

　　1927年，伍连德因他在科学抗疫实践和疫病研究中的卓越贡献，获得日内瓦国际联盟卫生组织(今世界卫生组织前身)授予的“鼠疫专家”称号。同年，东京帝国大学授予伍连德名誉博士学位。1935年，伍连德被提名为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候选人，提名理由是：在肺鼠疫防治实践与研究上的杰出成就及发现旱獭(土拨鼠)在鼠疫传播中的作用。虽然仅仅是一个提名，但这却是对伍连德在医学，尤其在防疫领域作出突出贡献的莫大肯定，伍氏也因此成为第一个获得诺贝尔奖提名的华人。1983年，由著名流行病学家J·M·拉斯特主编的 《流行病学词典》中，伍连德是唯一被列入的中国医学家。

　　早在1924年，一代巨匠梁启超就曾作出了预言性的评价：“科学输入垂五十年，国中能以学者资格与世界相见者，伍星联(伍连德)博士一人而已！”此话或许稍显绝对，但确可说明伍连德在中国现代公共卫生事业发展史中的先驱者地位。

作者系北京市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副所长、研究员

责任编辑 崔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