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首次申奥记忆

　　我是1990年6月，从市政府研究室被借调到第11届亚运会组委会领导小组办公室工作的。亚运会结束后本应回原单位，但却被组委会领导给留了下来，理由是申办奥运会的工作需要。

　　事情还要从亚运会之前，1990年7月3日邓小平同志视察亚运设施说起。当小平同志看到新建的亚运会场馆时很高兴，对陪同的国家体委和北京市领导讲，你们办奥运会的决心下了没有？为什么不敢干这件事呢？建设了这样的体育设施，如果不办奥运会是个浪费，就等于浪费了一半。小平同志的话给了在场的同志们极大鼓舞，其实这也是新中国几代体育工作者的梦想啊！其实何止体育工作者，这也是中华民族的百年梦想！上世纪初的1908年，《天津青年》杂志曾提出了被后人称之为“世纪之问”的三个问题：中国人什么时候能参加奥运会？中国人什么时候能拿到奥运会冠军？中国什么时候能在自己的国土上举办一届奥运会？……1932年刘长春只身前往洛杉矶奥运会，回答了第一个问题；1984年许海峰的枪声，实现了中国奥运金牌“零”的突破，回答了第二个问题；1990年的北京之夏，我们试图开始回答这第三个问题。

　　1990年9月22日，第11届亚运会开幕式上，时任国家主席的杨尚昆同志在会见国际奥委会主席萨马兰奇时，明确表示了中国希望主办2000年奥运会的意愿，得到了萨马兰奇的积极支持；10月7日晚，亚运会闭幕式上，一条“亚运成功，众盼奥运”的横幅出现在观众席中，这也道出了广大民众的心声。几乎同时北京市东城区一条街道也拉出一条横幅，写着“我们能够办好亚运会，我们也能够办好奥运会”，表达了人心所向。顺应大势，顺应民心，中国首次申办奥运会被提上了议事日程。

　　我清楚地记得，1991年1月26日下午，在北京市政府北楼小会议室，国家体委和北京市政府主要领导就北京市申办2000年奥运会的问题进行了正式研究，并决定由国家体委、北京市政府会商外交部、财政部联合向国务院报送关于北京申办2000年奥运会的请示。这是2000年奥运会申办委员会成立前的一次重要会议，与会者后来都成为了北京奥申委的主要领导者。

　　我清楚地记得，1991年2月22日下午，我带着刚刚起草的准备向中国奥委会递交的北京市承办2000年奥运会申请书初稿，到北京友谊医院三楼病房，请在这里检查身体的北京市政府主要领导审定。四天后的2月26日下午，中国奥委会在人民大会堂广东厅举行全体委员会议，以举手表决的方式，一致同意北京市为举办2000年第27届奥运会的候选城市。这是一次具有历史意义的抉择，是一个激动人心的时刻，中国首次申办奥运会的航船正式起航了！

　　正是从那时起，“申办奥运”逐渐为人们知晓；“申办奥运”逐渐变为媒体的“热词”；“申办奥运”成为全国人民，乃至海外华侨、华人所关心的大事；“申办奥运”寄托着国家、民族的期望！

　　正是从那时起，到1993年9月23日，国际奥委会第101次全会投票选定举办城市止，前后历时近三年，整整930天。中国首次申办奥运会的历程，就像一部波澜壮阔的大剧，令人震撼，难以忘怀！

　　我们不能忘记，中国决定申办奥运会，绝不是心血来潮、头脑发热，而是经过审时度势，缜密考虑，在认真分析了国内外形势和发展趋势的基础上做出的决策。申办奥运会是国家大事，对于振奋民族精神、增强人民信心、深化改革开放、推动国民经济发展都有重要影响。而奥林匹克运动会如果能够在世界上人口最多的中国举办，对于奥林匹克运动的普及，奥林匹克精神的发扬，奥林匹克理想的传播和推广，都有着积极的，不可比拟的深远意义。

　　我们不能忘记，为了充分表达我们申办奥运会的意愿，奥申委集中集体智慧提出了“开放的中国盼奥运”

　　的口号，把奥运和国家改革开放的主旋律结合起来，显示了我们渴望融入世界、坚决与世界接轨的决心，向世界敞开了胸怀。这个口号跳出了城市范围，突出了国家的主题，与众不同，得到了许多外国朋友的赞许！申办的会徽是以汉字“北京”精巧变形的天坛祈年殿与奥运五环和“北京2000”字样组成的图案，象征着中国古老的文化与现代奥运的结合，其内涵寓意极其丰富而深刻，也是颇具匠心的。

　　我们不能忘记，申办工作始终是在党中央亲切关怀和领导下进行的。两年多来，中央数次召开专门会议，听取北京奥申委的工作汇报，研究部署工作。几乎所有的中央主要领导同志都参与了奥申委不同形式的活动。特别令我难忘的是，1993年9月2日下午，在中南海江泽民主席办公室，我和中央新闻电影制片厂、中央电视台的同志们一起拍摄了江泽民主席即将在9月23日国际奥委会第101次全会上，代表中国政府致辞(英文)的专题片。江主席那流利的英语，大国领袖的风范，对工作人员亲切和蔼的态度，给我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此举也开创了中国最高领导人在国际会议上用外文讲话的先河。当然，作为本人，我也幸运地留下了与江主席的合影与签名。

　　我们不能忘记，申办奥运会的核心是做好每一位有投票权的国际奥委会委员的工作，为此，北京奥申委始终把它列为“重中之重”。在1991年4月1日召开的第一次奥申委主席办公会上就专题研究了这个问题，并明确提出了对外联络工作的指导方针，即“广交朋友，多做工作，加深了解，争取支持”。这就是后来两年多的时间里，在奥申委领导讲话和各类文件、文章中出现频率最高的十六字方针。十六字方针，作为一个整体，具有丰富的内涵。“广交朋友”是指工作范围；“多做工作”讲的是主观努力；“加深了解”表明工作成效；“争取支持”则是工作目的。十六字方针，是北京奥申委对国际奥委会有关申办规则进行了解，学习和研究后提出的，表明了北京奥申委对申办工作的理解和态度。这是一个积极的，切实的方针，在整个申办过程中，始终被作为指导对外联络工作的总纲。

　　两年多来，按照这个方针，北京奥申委在“走出去，请进来”的两条战线上，以“诚恳、认真、谦虚、友好”的姿态，积极主动，努力工作，扎实推进，取得了很大成果。一是充分利用各种机会，先后派出62个团组，出访了54个国家和地区，与所有的国际奥委会委员都进行了接触，有的接触了10多次。二是在国内先后接待了来自63个国家和地区的70名国际奥委会委员(占境外委员比例的78%)，11名国际奥委会名誉委员，22名国际单项体育组织的37名负责人以及他们的亲属、朋友、同事等共计343人次，其中，来华两次以上的委员有23人，最多的达6次。从各申办城市看，只有北京和悉尼邀请委员访问的人数达到了70名，而最后一轮的角逐正是在这两家之间展开的，可见“请进来”之重要。奥申委领导曾用“谋事在人，成事在天”来形容申办工作，只要我们努力了，成败亦然。

　　我们不能忘记，人民的支持是北京申办奥运会的最大优势。据社会调查部门曾在全国和北京搞的两次民意调查显示，支持北京申办奥运会的分别达到92.6%和98.7%。这在所有申办城市中是最高的。港澳同胞、海外侨胞通过多种形式所表达的支持更是热情洋溢，许多感人的事例数不胜数。同全国人民的热烈期望汇聚一起，在海内外炎黄子孙中产生了爱我中华、振兴中华的强大民族凝聚力！

　　当然，我们最不能忘记的是1993年9月摩纳哥的蒙特卡洛，这是两年多申办工作的“最后冲刺”。9月16日，北京申办城市代表团抵达蒙特卡洛之后，就感到了这里气氛的凝重。当日欧洲议会仿效2个月前美国国会的做法，通过了所谓强烈反对在中国举办奥运会的决议；在各大酒店，美国CNN电视台网全天滚动播放着1989年夏季北京“政治风波”的画面；新闻发布会上，外国记者连续提出一个又一个带有攻击性和挑衅性问题；而澳大利亚记者更是抛出一个所谓中国将抵制亚特兰大奥运会的新闻，显然是别有用心。一时间蒙特卡洛，逆流滚滚，反对北京举办奥运之声，甚嚣尘上。事实证明，所谓政治不干预是不可能的，选择奥运会举办城市，无疑也是一场国际斗争的缩影。对此，北京申办城市代表团是有着充分准备的。他们迎着风浪全力以赴为争取申办成功而努力奋斗。从代表团领导到每一个工作人员，都是充满信心和激情，去阐明我们的观点，表达我们的态度，驳斥一些人的攻击……当然，重点还是在锲而不舍地做着有投票权的国际奥委会委员的工作。

　　令人难忘的9月23日终于到来了，五个申办城市要在国际奥委会第101次全会上做陈述报告，做最后的亮相。按抽签的次序，陈述报告依次是柏林、悉尼、曼彻斯特、北京、伊斯坦布尔。五个城市各有千秋，这的确是一场名副其实的“巨人之争”。当然人们普遍看好的是北京和悉尼，而最终的决战也是在这两个城市之间进行的。北京在前三轮投票均领先的情况下，第四轮就被悉尼以45：43票超出，仅以二票之差，使我们与奥运会失之交臂。在蒙特卡洛的路易二世体育馆，当萨马兰奇主席从信封中取出投票结果并宣布悉尼获胜时，我的脑子“嗡”的一下，好像被重锤狠狠地一击；看到现场澳大利亚人的欢呼、拥抱、抛掷着衣帽，我的眼泪止不住掉了下来，我低头看了看手表，时间是20时27分，而北京此刻已是24日凌晨2时27分了……

　　两天后，北京申办城市代表团乘专机回到北京，受到了中央领导同志和首都各界群众的热烈欢迎！《人民日报》专门发表评论员文章，申办奥运会没有失败者，我们要更加坚定不移地走向世界。事实上，如此激烈的竞争，最小的比分之差，不仅震惊了世界，也振奋了我们自己。通过申办奥运会，中国人民大踏步走上了世界舞台，向世人展现了中国的新形象。“两票之差”使我们增长了知识，积累了经验，看到了差距，树立了信心，并从中得到许多新的启示。

　　1993年年末，北京奥申委将一份《北京申办2000奥运会总结报告》送进了中南海，至此，北京申办2000年奥运会工作完整地画上了句号。

　　多少年后，当人们提起这段申办奥运历史时，不管他是褒是贬，如何评价，但在20世纪90年代初，中国人民首次提出承办奥运会的申请，这一事件本身，足以在中华民族体育史和国际奥林匹克运动史上留下重要的一页。

作者系十二届北京市政协副主席

责任编辑 任万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