话说老北京的东莞会馆

　　东莞会馆在北京有老馆和新馆之别，人们一般把位于烂漫胡同现门牌127号的东莞会馆称为老馆，把位于上斜街现门牌56号的东莞会馆称为新馆。

　　清代，东莞会馆主要作为同籍举子来京赴考的居所。取消科举后，由于东莞县在京没有商业会馆，当时的东莞籍商人赴京就到东莞会馆暂住，成为东莞人到京城的驿站。民国初年，在上斜街建成了东莞新馆，因此在京城有了两座东莞会馆，不过这两座会馆都成为了东莞同乡的居住场所。从组织形式上都是各立门户，各自有各自的“管理章程”，会馆内的馆舍修理及长班工资等一切开支均由住馆同乡共同分担。

　　烂漫胡同的东莞会馆北京南城的烂漫胡同呈南北走向，胡同北头是菜市口大街，胡同南端是南横街。在这条胡同里曾坐落着湖南会馆、汉中会馆、湘江会馆、东莞会馆、常熟会馆等，可以说曾经是老北京的会馆一条街，而东莞会馆的规模在这里算是比较大的。

　　据资料显示，北京东莞会馆最初创办于珠朝街路西，那时，居住在这里的东莞人就祭祀同乡先贤袁崇焕和张家玉。明代后期抗清将领袁崇焕和张家玉素有“东莞二烈”之称。袁崇焕在辽东及北京抗击清军后被反间计陷害而死。张家玉曾在京为官。当清军向南方大举进攻时，张家玉举起义旗，在广西和东莞万江一带抗击清军，身中数箭后跳水塘壮烈牺牲。

　　据传，曾有东莞同乡偶然从旧文章的残片中看到张家玉的诗句是在烂漫胡同居家时所书写，就特意来烂漫胡同拜访。1875年，东莞人邓蓉镜购置了在烂漫胡同的张家玉故居。

　　邓蓉镜是进士出身，充当过国史馆纂修官，后出任江西督粮道。光绪十九年，邓蓉镜因母丧归家，不再仕宦。生前著有《续国朝先正事略》《东莞志稿》等。得知邓蓉镜购置的烂漫胡同院落曾是先贤张家玉故居，东莞县明伦堂以九百二十五两银购得此宅，并在此设立东莞会馆，留置公产。

　　翻开老档案，我们还能够看到1932年明伦堂出资在北平财政局申请税契，领得第4695号建筑契。同年10月9日，在北平地方法院不动产登记，取得党字第65号据照。有青砖瓦房49间，占地2.073亩。

　　而今，我们再进入东莞会馆大门仍能看到靠南房山墙上砌的影壁，往右一转就是原有的月亮门位置，右边有4间东厢房。入月亮门南侧有5间房，房前有一条自东向西的甬道，北侧一道通体墙分成了4个独立的四合院。可想当年东莞会馆的规模。

　　1906年前后，东莞籍人尹庆举成为烂漫胡同东莞会馆的长班(负责人)，而那时的东莞会馆老门牌为46号。

　　尹庆举也是进士出身，曾担任翰林院庶吉士、编修。1911年10月辛亥革命战事频发，尹庆举避兵回故里。

　　居住在东莞会馆的张伯桢接手负责东莞会馆。1917年，康有为给东莞会馆题额“莞园”。叶恭绰书“明代先烈张家玉故居”匾额悬挂东莞会馆大门之上，同时还将馆内收存的袁崇焕督师像题字为“袁云素先生真像”。

　　张伯桢，字子干，号篁溪，祖籍东莞篁村。1893年梁启超来东莞讲学，张伯桢听了梁启超的课，开始接触新学。1905年1月，张伯桢赴日本留学，其间，广泛接触革命党人，有时还直接参与革命党人的活动，因而撰写了《光绪乙已留日学生罢课事件始末记》《同盟会革命史料》《华兴会革命史料》《兴中会革命史料》《宗社党史料》《“苏报案”史料》等。1908年暑假期间，张伯桢回国，受聘为两广方言学堂教授。一年后，张伯桢留学归来，被赐予法政科举人。

　　1910年，张伯桢赴北京参加廷试，被“钦点”为七品京官，并在“宪政筹备处”参与起草宪政草案。民国成立后，国务总理唐绍仪将司法部的事务大多让张伯桢和祁耀川办理。

　　1912年，张伯桢被任命为民国司法部监狱司第一科长，直到1928年民国政府迁南京为止，在108位司法人士中，张伯桢始终名列司法部监狱司第一科长之职。1913年，他携家眷在烂漫胡同东莞会馆定居。1915年，张伯桢写了一篇《袁崇焕配祀关岳议》，分别寄给各省将军、巡按使及京师各部院。他在议案中大力表彰袁崇焕的英雄事迹，认为应设立专门祭祀他的寺庙。其建议得到普遍赞同。

　　1916年，张伯桢捐资在北京左安门内的广东新义园内创建袁督师庙。“袁督师庙”的门额及门联，均为康有为所书。随后又在广渠门内广东义园捐资重饰袁督师墓。

　　1917年，康有为避居美国使馆(东交民巷内)。受康有为委托，张伯桢在北京琉璃厂开设了“长兴书局”，刻印发行康有为的著作数百种，直到康有为逝世。

　　1919年，张伯桢在北京的私家园林“张园”建成，园内三面环水，亭台楼阁，颇具泉石之胜。由于兼具袁督师故居和园林之趣，一时间，慕名前往张园的名流学者众多，他们在张园植松明志，并作题咏。其中，画家齐白石十分喜欢张园的清静幽雅，题张伯桢的居所为“借山居”，于是，张伯桢便邀请齐白石住在张园。齐白石一住就是好几年，其间他在张园绘制出不少佳作，部分作品赠予了张伯桢。

　　张伯桢自民国政府迁往南京，便辞去了一切职务，致力于文史资料的搜集、研究和编著。著有《张篁溪遗稿》《南海先生全书》《南海康先生传》《焚余草》《篁溪笔记》等，刊刻《沧海丛书》五辑，广收乡贤文学史料，编辑了《袁督师遗集》《袁督师故宅志》《张文烈遗集》等，又创办《正风半月刊》，刊登考证北京历史的文章。

　　晚年的张伯桢寄情佛典，信奉佛教。1946年，张伯桢在北京病逝，临终前，他把珍藏康有为、梁启超的书牍墨迹以及有关袁督师的文物、齐白石等名人字画共1300余件，捐赠给北京历史博物馆。现今北京游乐园南侧，便是当年张伯桢在京的“张园”

　　所在地，园内有“袁崇焕故居”。相传崇祯年间，袁崇焕率军抗清入卫京师时，曾在此屯兵驻扎。现龙潭公园袁督师庙内砌在墙上的袁崇焕遗笔“听雨”二字石刻，就是后来从张园移过去的。翻开1947年的各省会馆总登记表，烂漫胡同的东莞会馆这时的门牌为49号，负责人为张仲锐，改选日期为民国三十五年十二月一日。而张仲锐正是张伯桢之子。

　　张仲锐，字次溪。年少随父母在京生活。1923年考入世界语专门学校，不久入孔教大学，获文学士学位。曾先后应聘为《丙寅杂志》编辑、北京《民国日报》副刊编辑。1928年冬赴天津，任职河北高等法院兼《民报》编辑。

　　1929年，章太炎等组织国学会，张仲锐被选为理事。1930年12月，他应国立北平研究院历史学会聘任，调查北平风土，纂修《北平志》。

　　相对于张仲锐，人们更习惯称其为张次溪。民国时期，他编著有《北平岁时志》《北平天桥志》《北平庙宇碑刻目录》《陶然亭小记》《清代燕都梨园史料》等三十八种。抗战爆发后，他先后任职于天津、南京、张家口等地，编纂《京津风土丛书》《江苏通志》《清代学人年鉴》等书刊。还编辑了《北平史迹丛书》《清代燕都风土丛书》和《中国史迹风土丛书》。

　　新中国成立之初，张次溪入华北革命大学短期学习后，在辅仁大学历史系任资料员。他以1951年出版的《人民首都的天桥》更加出名，至今很多研究北京民俗典故的作家以他的著述为依据。全国大专院校调整后，张次溪在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担任《辛亥革命》历史资料丛刊的收集、整理、编辑工作。

　　张次溪的著述涉及北京的政治、经济、文化等诸多方面。在他已发表的著作和遗稿中，有记载康有为、谭嗣同、孙中山、詹天佑、李大钊、林白水、齐白石的，有写京剧名伶、戏园、戏校、班社的，又有写商贩、庙会的，也有记街市名物的，还有写方言、俗语、谚语、联语等方面的，有记饮食方面的，更有写传说故事、童话、信仰、禁忌、岁时节令、技艺、工艺等等，包罗万象。

　　1948年末，国民党守军驻于张园内，园内的建筑、花木、文物等均遭毁坏。1952年，张次溪将其父修建的北京龙潭湖“袁督师庙”捐赠给北京龙潭植物园，由崇文区政府拨款、施工，将督师庙修复。

　　1957年，张次溪因脑溢血致半身不遂，养病在家。翌年8月，将其父在京所建私宅“张园”十三间半房屋全部捐献给国家。1968年9月9日，张次溪病逝于北京东莞会馆。

　　上斜街的东莞新馆位于北京南城的上斜街呈东西走向，在600多米的长胡同内，曾有山西会馆、广东番禺会馆、东莞新馆、河南会馆、吴兴会馆、太原会馆、四川会馆等12家会馆。东莞新馆坐落在胡同中段路南，现门牌56号。大门两侧带着气派的八字影壁，与同省籍的番禺会馆为邻。据悉，东莞新馆是陈伯陶1910年购地兴建，并于1911年开始迁入的。

　　1917年的《东莞新馆记》碑记载：“东莞新馆，世传为年大将军羹尧之故宅。前临上斜街与番禹新馆接壤，后通金井胡同与四川会馆毗连。

　　闻诸父老年大将军故后，展转归诸蜀人，自某君返蜀后，东洋人赁以居。”

　　也就是说，东莞新馆，传说是年羹尧的故居。年羹尧死后，这里归了四川的某君，待这位四川的某君回四川后，又被东洋人租赁居住。也有人说，以前曾是东洋人开办的一所学校故地。

　　由于烂漫胡同已有东莞会馆，所以这里被称为东莞新馆。

　　东莞新馆的创办人陈伯陶，字子砺，晚号九龙真逸。1892年中进士一甲第三名(探花)，历任国史馆协修、江宁布政使、广东教育总会长。1910年陈伯陶在东莞会馆与同乡陈锡恭、杨东皋商议，由陈伯陶捐资购置了上斜街的地块，建东莞新馆。1915年陈伯陶修建东莞新馆时，在后院设立了敬贤堂祭祀先贤。

　　东莞新馆里不仅有康有为的题匾，更是东莞籍文化名人的荟萃之地，除了容庚曾在此避难修学，还居住过伦明、冼玉清和容肇祖等东莞籍名人。

　　容庚，原名容肇庚。在书宦之家良好的家庭环境熏陶下，他幼年时即熟读《说文解字》和《说文古籀补》。

　　1922年5月，时年29岁的容庚拿着《金石编》初稿来到京城，受到古文字学家罗振玉、王国维赏识推荐，考上北京大学研究所国学门。毕业后历任燕京大学副教授、《燕京学报》主编兼北平古物陈列所鉴定委员、岭南大学中文系教授兼系主任、中山大学中文系教授等。从1927年起，容庚兼任北平古物陈列所鉴定委员。先后编印了《宝蕴楼彝器图录》《武英殿彝器图录》《海外吉金图录》等。

　　上世纪20年代至40年代，容庚曾避难修学于宣武门外上斜街老墙根的东莞新馆，容庚所著《丛帖目》自序中说：“……四一年十二月，太平洋战争起，余移居上斜街东莞会馆，百无聊赖，以书画遣日。所居密迩琉璃厂，时至观复斋，富华阁，翠墨斋假丛帖观之……”容庚用八年的时间，专事商周青铜器的研究，终于在1941年完成了《商周彝器通考》这部开创性的巨著。

　　伦明，27岁时中举人。1902年进京师大学堂之后，先住在东莞会馆。1917年，伦明任参议院秘书、北京大学文学系教授，从东莞会馆迁入东莞新馆居住。

　　1919年，伦明之子伦绳叔在东莞新馆出生。

　　1927年，伦明赴沈阳任奉天通志馆协修。其后任北京师范大学、燕京大学、辅仁大学、民国学院等校教授。为了广揽群书，研究学问，伦明和孙殿起(又名孙耀卿)合伙在北京琉璃厂开了“通学斋”书店，经营和搜集古书。

　　1935年伦明与容庚、张次溪出资、合作编辑、影印明代山水风景画《东莞袁崇焕督辽饯别图诗》卷。此图是袁崇焕于崇祯元年由广东再次被任命为蓟辽总督时与同仁的告别之作，另附有许多名人的题诗手迹。

　　抗战前，北平要编四库全书纯目录，因历代及清代忌讳、遗漏的书很多，需要考究。伦明收集的书很多是四库书目所没有的。他把自己藏书的地方(烂漫胡同东莞会馆最里边小院)叫“续书楼”，意在立志续编四库全书。为此，他先后写成了《清代及今人文集著者索引》《拟印四库全书之管见》《关于印行四库全书意见书》《续书楼读书记》。

　　抗战爆发后，伦明为避战乱留在广东任教，从此再没回京。伦明在东莞会馆生活了30余年，虽然回广东任教，但将其子伦绳叔留下在京上学。

　　1945年伦绳叔于北京师范大学物理系History谈往毕业，后来成为东莞新馆的负责人。

　　据容庚之弟容肇祖回忆，他1922年考入北京大学哲学系，1926年毕业，这期间就住东莞新馆。一次，伦明串门看到容肇祖正在写关于《爨桐集》的文章，便问容肇祖：“你见过这本真书吗？”容肇祖答：“没有。”伦明说：“我有明代刻本《爨桐集》，借给你看吧。”这本《爨桐集》是明代所著，存世无几。容肇祖借此书抄录后又从湖北借到另一卷，以容肇祖的名义出版此书，书名叫《何心隐集》。

　　东莞会馆的衰落抗日战争爆发前后，东莞会馆有成就的文人大都成为高校的教授、专业人士。随后，他们陆续迁出会馆，空房只许东莞同乡及亲友来往居住。

　　住户大多是东莞籍文人后代或来京上学、谋生的东莞籍知识分子及商人。

　　会馆只收取低廉房租，作为房屋维修的基金，不接纳外乡人。日军占领北平，为了防止日军入住会馆，决定将空房租借给住户的朋友和可靠人，目的是不让日军进住。

　　东莞会馆一直沿用定期选举馆长的制度。例如：1947年，东莞新馆实行董事制，由同乡推选陈宝剑、伦绳叔二人为董事。据1947年11月东莞新馆统计，有东莞同乡52人住在会馆里。1948年经同乡选举，伦绳叔一人为理事长，陈宝剑、钟亮洲、吴如林、吴松林4人为理事，负责管理馆务。1956年居住的东莞同乡有15户约40人。

　　1956年1月，广东省会馆财产管理委员会遵照北京市政府有关规定，致函北京市民政局，决定将会馆的全部财产移交北京市人民政府。1956年东莞会馆房产随着有关规定转交北京房管局统一管理，会馆的作用已被改变，逐渐成为居民大杂院。

　　2006年为缓解北京交通的拥塞，要打通长安街民族宫到菜市口大街的南北道路，拆去了东莞新馆东部，约占会馆面积的五分之二。2008年5月1日，穿过东莞新馆的南北道路已经通车。

　　而今，东莞会馆旧址已基本没有东莞籍居民居住。现在烂漫胡同的东莞会馆历史遗迹已经过维修或改造，但东莞会馆的历史形态已经成为过去。

作者系北京市档案馆陈列处副处长、北京史研究会理事、北京市档案系统领军人才

责任编辑崔晓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