祖父、母亲和我

　　一

　　我祖父是一个热衷于听故事的人，每到镇上逢集，他就到镇上背街的地摊演艺场听艺人讲故事。讲故事的形式多种多样，有的敲着小扁鼓唱打鼓金腔，有的打着简板唱坠子书，有的抱着长长的道情筒子唱道情，也有的拍着惊堂木说评词……不管艺人用什么样的形式讲故事，祖父都爱听，他就那么盘腿往地上一坐，听得全神贯注，常常是从开场听到散场。

　　镇上不逢集的时候祖父怎么听故事呢？他的办法是怀揣一本唱书，请村里一个识字的老先生念给他听。老先生戴着花镜，念得咿咿呀呀。祖父双目微闭，听得如痴如醉。祖父负有看管我的责任，他不许我乱说乱动，把我紧紧搂在怀里，只让我玩他长长的白胡子。胡子不是玩具，没什么好玩的，我把祖父的胡子捋了一会儿就睡着了。等我睡了一觉醒来，睡了两觉醒来，老先生还在念，祖父还在听，真没办法！祖父不会想到，他这么做，给他孙子养成了一个毛病，我上学后，老师在课堂上一开讲，我就条件反射似的打瞌睡。

　　祖父请老先生给他念的书，不是他自己的，是他跟别人借来的。三乡五里，祖父打听到谁手里有唱书，就登门到人家那里去借。说来祖父在借书的事情上做得有些过分，他把书借来了，也请人给他念过了，却迟迟不愿还给人家，推推拖拖就把书留下了。我家有一个三斗桌，三个抽斗下面有一个挺大的抽斗肚子，祖父就把他借来的书藏在抽斗肚子里。天长日久，祖父收藏的书竟有十几本之多。

　　更让人难忘的是，祖父临终时，我母亲问他有什么要求。祖父用最后的力气，提出的唯一要求是，把他的书都放进他的棺材里去，他要用书作枕头。母亲理解祖父的心情，知道祖父在阳间听书不够，到了阴间还要听书，她遵照祖父的临终嘱咐，让祖父把书都带到另一个世界去了。

　　心理学研究表明，一个人热爱什么，意味着他有那方面的潜质，或者说天赋。我祖父作为一个农民，他不喜欢种庄稼，却如此痴迷于听书，应该说他天生就有听书的内驱力。如果祖父识字的话，他的天赋有可能发挥出来，不但能听书，说不定还能写书。然而真是可惜，我祖父一天学都没上过，一个字都不识。祖父出生在清朝末年，那个时期战乱频仍，社会动荡，哀鸿遍野，民不聊生，是一段非常混乱、非常糟糕的历史时期。听老辈儿的人讲，那些年差不多年年遭灾，不是淹了，就是旱了，再就是蝗虫来了。淹起来大水漫灌，一片汪洋，人都成了鱼鳖虾蟹。旱起来遍地冒火，寸草不生，人想吃根草都找不到。蝗虫飞起来，像起了满天乌云，把太阳都遮住了。人们刚一仰脸，就被天上飞过的蝗虫拉了一脸屎。更可怕的是，我们那里的土匪非常猖獗，人们经常受到土匪的骚扰和侵害。我家的房子是被土匪烧掉的。我的曾祖父被土匪绑了票，受尽折磨，赎回不久就死了。更为惨重的是，有一次我们村的人帮邻村打土匪，竟被土匪打死了五个青壮男人。我祖父的大哥就是那次被土匪打死的。想想看，在那样的时代，人们能逃个活命就算不错，哪里还能上学识字呢！

　　再说我母亲。母亲出生在民国初年，她也是连一天学都没上过。家里人只是不忘记给她裹脚，把小小年纪的她裹得鬼哭狼嚎，双手扶着石头碓窑子才能站起来。我外祖父在开封城里当厨师，稍稍开明一些，他见小女儿哭得实在可怜，就放弃了让小女儿继续裹脚。虽说母亲不识字，但是我敢说，母亲是有文学天赋的。母亲很善于讲故事，一讲就讲得有因有果，有头有尾，头头是道。特别之处在于，母亲所讲的故事里总是有文学的因素，文学的细节，我把它称之为小说的种子。以母亲所讲的故事为种子，我写了不少短篇小说，至少有十几篇吧。相比之下，我岳母就不爱讲故事，也不善于讲故事。她偶尔给我讲一个故事，因不能激发我的文学想象，我听了就忘了，一点儿都记不住。母亲生前，我曾跟母亲说笑话，说娘，您要是识字的话，说不定您也能写小说，也能当作家呢。母亲说：这一辈子我是不讲了，下一辈子我一定要上学。母亲也跟我说笑话：我要是会写小说，说不定比你写得还好呢！

　　二

　　现在该说到我自己了。我是1951年12月出生，今年68岁。今年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我是在新中国的五星红旗下长大的。我比祖父和母亲幸运，一到上学年龄我就走进了学堂。学堂1958年开办，就办在我们村。村里和我差不多大小的几十个男孩子、女孩子都有了学上，沉寂的村庄一下子有了朗朗的读书声。我很喜欢上学，学习成绩也不错，很快就加入了少年先锋队，并成了少先队的中队长。在我上小学三年级的时候，父亲去世，家里遇到了一些困难。这时我姑姑劝我母亲，别让我再上学了，主张让我背起粪筐拾粪，为家里挣工分。在这个问题上，母亲没有听姑姑的劝说，没有让我弃学。母亲态度坚决，且富有远见，她说，孩子不上学，脑子就不开化，将来就不会有出息。她还说，学校建到了家门口，国家鼓励孩子上学读书，孩子上学正上得好好的，她怎么能忍心把孩子从学校里拉出来呢！母亲还说到她自己，说她小时候也想上学，也想念书写字，可那时候兵荒马乱的，人成天东躲西藏，能挣个活命就不错，哪里有机会上学呢！孩子赶上了好时候，总算得到了上学的机会，哪能错过呢！

　　亏得有母亲的坚持，我才拿到了一个初级中学毕业的文凭。此后，以初中所学到的文化知识为基础，我不断自学，不断开掘自己，丰富自己，才一步一步赶到了今天。1970年，一家大型煤矿到我们公社招工，我有幸参加了工作，当上了一名煤矿工人。刚到煤矿时，我并没有下井采煤，而是在煤矿下属的一个水泥支架厂里采石头。我们在一个很深的石头坑里把石头采出来，然后用破碎机把大石头粉碎，碎成一些细小的颗粒，掺上钢筋和水泥预制成支架，运到矿井下代替坑木作支护用品。我在支架厂干了两年多，因给矿务局广播站写了几篇稿子，就被调到了矿务局宣传部，先是编矿工报，后是当新闻干事，从事对外新闻报道工作。到宣传部工作后，我主动要求到井下去采煤。有的机关干部视下井为畏途，想方设法回避下井。我正相反，坚决要求下井。我意识到，作为一个煤矿宣传部门的工作人员，没有在井下劳动的深切体验怎么行呢！我先后去了王沟矿、王庄矿、芦沟矿等，和矿工弟兄们同吃、同住、同劳动，在井下干了八九个月时间。下井期间，我当过掘进工、采煤工，还当过运输工，对井下所有的工种了如指掌。在当采煤工过程中，我还经历过矿压所造成的冒顶、片帮等危险，与矿工同甘共苦患难中结下了深厚的情谊。我给《河南日报》写了不少稿子，有时连大年三十都在下井，大年初一还在写稿子、送稿子。有的稿子还上了《人民日报》。

　　1978年春天，我的命运再次发生转折，竟从基层煤矿调到了北京，调到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煤炭工业部，在一个刊名叫《他们特别能战斗》的杂志社当编辑和记者。这次越级直线调动，我自己做梦都没有想到，同事们也感到惊讶。我一没有大学文凭，二不认识杂志社的任何人，三我还不是正式干部，只是一个以工代干，怎么可能一下子调到煤炭部工作呢！只是因为我给杂志社写过一些稿子，杂志社的老师们认为我写得还可以，以借调的方式，对我进行了面对面的认真考察，认为我适合做编辑工作，就毅然决定调我进京。不仅我自己调到了北京，我妻子和女儿的户口同时迁到了北京。刚到北京，单位就在新建的职工家属宿舍楼上分给我们家一间新房。我没有辜负领导和老师们的期望，工作干得十分卖力。我几乎跑遍了全国各地的重点煤矿，写了大量的稿子，得了不少新闻作品奖。更重要的是，通过在煤炭部工作，我大大提高了站位，开阔了眼界，增长了见识，锻炼了才干，并积累了大量文学创作素材。杂志改为《中国煤炭报》之后，我被提拔为报社的副刊部主任，在这个岗位上一干就是十年。

　　在煤矿时，我的理想是当编辑和记者。到北京当了编辑和记者后，我没有满足，业余时间一直在写小说，想当作家。新闻毕竟有其客观性、纪实性和局限性，我还有一些想法和情感，需要放在想象的空间，通过文学创作加以表达。还有，在编辑的工作岗位上，因我没有大学文凭，只评上一个中级职称就可能到头了，我要通过写书，拿到另一种意义上的“文凭”。还好，我所写的短篇小说《鞋》和中篇小说《神木》，先后获得了第二届鲁迅文学奖和第二届老舍文学奖。中国作家协会高级职称评审委员会破格给我评了文学创作一级职称。

　　机遇又一次眷顾我，时间到了新世纪2001年。这一年我已经50岁，一心想集中大块时间写长篇小说。说来真是幸运，这年北京作家协会要吸收一批驻会专业作家，于是我顺利地调入北京作协，成了一名专事写作的作家。有一句俗话，说你正要打瞌睡，别人就送你一个枕头。我不是要打瞌睡，我需要的是时间。正当我需要时间的时候，北京作协就把比黄金还要宝贵的时间给了我，使我得以集中精力、调动潜能、一心一意地投入到文学创作。截至目前，我已发表了十部长篇小说、三十多部中篇小说、三百多篇短篇小说，还有不少散文，倘若出文集的话，大约可以出三十卷吧。

　　新中国成立60周年的时候，我曾写过一篇文章，题目叫《赶上了好时候》。文章的主要意思是说，我之所以能一次又一次如愿如偿做我倾心喜欢的工作，并通过勤奋劳动实现人生价值，是因为我们赶上了一个好的时代。好时代的一个突出特点，就是尊重人，尊重人的个性和才能，尊重人的喜爱和自由选择，并为个人的成长和发展提供广阔舞台，帮助人们实现人生的价值，满足人们对幸福生活的追求。也可以说时代是一个大命题，它对我们每个人的命运所起的作用都是决定性的。我个人的一系列人生经历，就是时代决定命运的最好注脚。

　　回过头再说一下我的祖父和母亲。他们给了我文学方面的遗传基因，我认为他们是有文学天赋的。但因为他们出生的时代是压制人、摧残人、毁灭人的时代，他们的天赋是无效的，只能是自生自灭，得不到任何发挥。其实每个人的天赋在开发和释放之前，都处在沉睡状态，要唤醒一个人的天赋，不是无条件的，是有条件的。而首要的条件，就是要有好的时代和好的环境。当然了，以这个首要条件为前提，还需要个人持之以恒的努力学习和刻苦实践。我斗胆创造了一个词，叫“地赋”。有天就有地，有天赋也应该有地赋。天赋是先天的，地赋是后天的。比起天赋，地赋包含的东西更多，除了天时、地利、人和，还包括后天的一切学习和劳动，进步和挫折，成功和失败等等。天赋不可选择，地赋可以争取。只有把天赋和地赋很好地结合起来，二者互为支持，才有可能成就一番事业，完成自己的人生使命。

　　母亲生前多次对我说，她做梦都没想到，我们家的日子如今会过得这么好。母亲还说：你爷爷要是还活着就好了，他知道了他孙子不但会念书，还会写书，不知道有多高兴呢！

作者系第十、十一、十二届北京市政协委员，北京作家协会副主席

责任编辑 崔晨